【大纪元7月2日讯】中国爱滋病传播的特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爱滋病患者呈局灶性出现，不是一人一户，而是一大片，一个村几个村，几十户几百户，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故称为“爱滋病村”。
我（编按：指高耀洁）走过数百个这样的村庄，调查过数以千计的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无数事实告诉我：当前中原地区爱滋病主要传播方式是血传播。
1995年前后，中国各地兴起了“血浆经济”，当时各县防疫站、妇幼保健院都办起了创收血站，乡村血站建成了，物资、煤炭、工厂等单位的血站成立了，甚至连某些县的政协、人大也加入了办血站的队伍。
一时间，成立了230多家“合法”血站和数不清的非法血站。
有些血站就是一台小拖拉机上放一个离心机和几个反复使用的胶皮管子和针头，采血后血站只要血浆，用离心机把红血球分离出来后，仍输还给卖血者，这称为单采。
每次抽800毫升，给卖血者40－50人民币，血站把这些血浆卖给制药公司。
医院、防疫站门口或广告栏里贴着“献血光荣，救死扶伤”的标语﹔血站总是宣传“采血好处多，单采比全采好处多”、“血跟井水一样，抽几桶还是那么多”、“多采血可以不得高血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原地区的一些乡村，卖血成了一种生存方式。
公路上站满了搭车去城里卖血的农民，像赶集一样成群结队地去血站，这些人90%以上都是青壮年男女。
还有的私人血站干脆进村抽血，上门服务，现钱交易。
由于消毒不彻底和未按规定程序操作，在单采后，将红细胞回输过程中，已经埋下了爱滋病的祸根。
对于预防爱滋病的宣传，应当注意到中国爱滋病传播途径的特点，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人云亦云，片面夸大爱滋病的性传播途径，增加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受冷落、歧视和羞辱的机会，给无辜者增加痛苦，给民众增加恐慌。
本章十三节（包括附录）描述中国爱滋病患者的生活状况，包括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以及感染爱滋病的缘由。
疫区不少村民们都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血浆经济”致富造成的病，这病太怪，啥药也治不好，花钱很多，家庭生活日益穷困。他们焦虑自己死后，孩子怎么办？有没有粮食吃？谁为他们缴学费？房子这么破还能支撑多久？……他们埋怨自己当时太无知，走上了卖血这条不归路。
特别要指出的是，本章涉及的5例爱滋病患儿，其中4例因输血感染。
他们尚属儿童，在生理上无性活动能力，也不可能吸毒，其父母已排除了患有爱滋病的可能，但他们都有输血史，有人存有当时配血的化验单，有人已找到供血者，无疑可以确定这些患儿都是因输血感染的爱滋病。
目前尚无有效治疗爱滋病的药物，同时严重缺乏治疗儿童爱滋病的经验临床医生，许多13岁以下的爱滋病患儿状况很不乐观。
输血感染爱滋病的患儿，其父母有着严重的自责感，到处求医，花费钜资，倾家荡产，结果人财两空！
对输血医院的渎职，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要求赔偿，但这些赔偿又如何能抵得上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呢？在生命面前，法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对此感到无奈，最佳的选择是让患儿的父母早日再生一个孩子，以免他们继续流泪。
灾难起源于因贫穷导致的卖血，有卖血就有输血，于是引发了爱滋病在农村的大面积流行。目前调查得知，“血祸”并不是中原的专利。
图片及文字选自高耀洁《中国艾滋病调查》@
编按：
中国河南省妇产科医师、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退休教授高耀洁年届八旬，退休后，自1996年展开五年的爱滋病防治教育工作，2001年5月获全球健康理事会颁发“乔纳生．曼（Jonathan Mann）全球健康和人权奖”，但遭官方阻挠，无法出国领奖。
高耀洁每每从“孩子咋办”的梦中惊醒，那些她称之为爱滋孤儿的孩子们因父母罹患爱滋过世，而不知如何过活下去，有的村民找她托孤，有的交代给自家高龄奶奶；不少孩子辍学在家，在校的孩子也备受敌视。
傅国涌曾撰文表示，高耀洁家中陈设简陋，甚至连暖气都没有，仅靠一小煤炉取暖。且高耀洁以退休工资、微薄稿费资助数十个乃至更多爱滋病人的孤儿上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