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为先天的格局，决定一个人的富贵贫贱的程度，它是由一个人过去累世的德和业所决定的。所以并不是每个人的格局都在同一个层次之中，有的人格局配合得好，富贵之命；有的人格局配合得不好，一生贫苦，这在八字上都可以看得出来。历代先贤们都劝人要积德行善，才有福报，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命之好坏，真的是由自己做成的，犹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之显而易见的道理。而世人往往不愿明白，只眼盯着自己的今生，不理会自己的前世和来生，便会觉得自己今生的命不好，很冤枉；或为了名利，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殊不知又为来世不好的八字种下了祸根。
“运”为命格的后天发展的历程，犹如“命”为一粒生命的种子，运就是此种子发芽后所经历的开花，结果，落叶，归根的过程。生命种子的性质不同，其后天经历运程的承受力也不同。如松柏虽久经风霜，仍保持青翠；花草卉木稍经风雨，便飘落调零，不同格局的命对运程好坏的承受力也不同。
上文分析了自造为从金水的假从旺格，命中金水过强，行运则可顺不可逆，顺其金水旺气的运则吉，逆其金水之旺气的运则凶。现在大运又排出来了，是可以验证的时候了。先从大方位来看，从4岁至34岁，地支走的是巳午未南方火运，巳午属火，未属燥土；再配合天干来看，丁属火，丙亦属火，乙属木，但坐在巳火上，木被火烧。整体看来，此三十年皆以火运和土运为主，最逆金水之旺气，判为大凶之运也。
事实验证又是如何呢？以前的文章也曾提到下，自己4岁之年，为1950年，大陆陷于共匪之手后一年，父亲因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做教师时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其后又做过一个报社的总编，1950年时就被共党抓去交待问题，在1951年至1954年，就因为上述的问题被判为历史反革命，劳改三年，家中经济主力被抓，立即断了米路，并成为历史反革命家属，吓到众叛亲离，谁也不敢帮你，躲之还来不及呢，这还不是大凶之运吗？
我现在仍记得童年时的唯一记忆，就是在一个阴风细雨的早晨，忧郁的母亲用背带背着我去探望父亲监时，等着火车经过一条铁路时的情景。其后家庭生活的不幸和破败不喻而言。
到了第二个大运，14岁至24岁的丙火午火运，此为1960年至1970年代，更是“屋漏更兼连夜雨，行船偏遇顶头风”，因为一到1960年，中共说是天灾人祸，现经揭发出来，其实那时并无大天灾，十足的人祸，搞到当时大陆人为饥荒， 饿死几千万人。父亲当然也未能免，一夜之间又被赶到乡下被迫耕田，得了水肿病几乎丧命。我们在城里靠卖以前的旧家俬度日，那时母亲在民办小学作代课教师，一月工薪32元，要养五口人，而当时一元人民币只能买一斤番薯，一个月工资只能买32斤番薯，如何养活五口人？
当时自己才13岁，刚读初中，班主任是一个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年轻的女政治教师，天天讲阶级斗争，几乎每星期的班会拿我作例子，说我父亲被赶去农村，但党和政府还照顾我，给我每月8元的助学金，要我对党感恩戴德云云。共产党的逻辑就是这样，先把你搞到家破人亡，使你惧怕它；然后再给回你一点小恩小惠，要你永远感激它。这就是为什么当今许多中国人既怕共产党，但又不敢公开反对它的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反常现象的原因。其时自己才十三，四岁，正是自专心建立的时候，却无端遭到如此羞辱，其内心滋味可想而知。
此时，非但外祸不断，家事亦不和了。父亲完全没有了收入，母亲亦不免妇人之见，一见面就百般埋怨，至终日争吵。同住的外婆和姨也不想受牵连，希望我们搬出去住。那时十几岁的自己，放学后简直不想回家，不愿听到家中无休止的争吵和受白眼。所以一到星期天，便整天站在书店里，免费翻阅书店里的各类书籍（当然没钱买了）。从唐诗宋词，文心雕龙至名人传记，从古希腊罗马哲学到西方哲学史，所有能看的都看了，从书中寻找乐趣，避开人生的不幸和烦恼。
那时虽然心情极度沮丧，但自己的学习成绩一直在中上水准，尤其是数理等方面理解力较强，最差的当然是靠死记硬背的马列的政治课了。所以许多的同班同学，都几乎在书店里看到过我，于是便传到班主任耳里去。到了下一个星期的班会，我又被当例子点名出来:“有的同学自以为学习成绩不错，所以星期天整天站在书店里看课外书，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真是令自己哭笑不得。相信在当时全班50位同学里，我是第一个最早经历到如此家庭骤变和人生无常的，因为我从其他同学平时的嬉笑玩耍中，就觉得唯有自己感到内心的郁郁不乐，无法与他们嬉笑起来。
其后到了1966年，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一夜之间红卫兵上门抄家，勒令父亲24小时内迁回乡下，其时真是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母亲也受牵连被抓去办班，皆在此运中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