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8日讯】四、反对利用暴力来强行掠夺富人的财产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尽管无政府的打砸抢逐渐过去，但随之到来并不是和平的秩序，而是新政权有组织的暴力抢劫。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布尔什维克就公开提出“抢劫不义之财”的口号；新政府发布法令：“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于是，瓜分战利品的抢劫全面展开，地主的土地被夺走，资本家被赶走，工厂被工人委员会占领，那些来不及逃往的地主、厂主和其他资本家，统统被逮捕并送往“白茫茫的大地”，以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他们。
同时，列宁还发布密令，要求“坚决、毫不留情、无条件、不停顿和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剥夺贵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贵重物品”的掠夺。
出身底层的高尔基，虽然对穷人充满同情，但他还是能够比较客观看待私有财产和富人财富，所以，他坚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平均主义，特别反对以暴力手段来剥夺富人和其他人的私有财富。他痛斥布尔什维克提出“去抢那些抢来的东西！”的口号，他说：“人们在掠夺，而且令人吃惊，极其出色。……人们在掠夺和出卖教堂、军事博物馆的东西，出卖大炮和步枪，肆意盗窃后勤储备，掠夺过去的大公们的宫殿，偷窃一切可以窃走的东西，出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
革命和掠夺带来了大饥荒，对此高尔基指出：“……我坚定不移地得出结论：今天的饥荒并非自然灾害。它是激进盲动的产物：劳动的自然法则遭破坏，坏分子、游手好闲的人为首当道……”“……曾几何时让人民相信，富人首先就是强盗。似乎一切都乱了，必然导致饥荒，因为人民中劳力最强的人，最有智慧，善于务农的人遭受迫害和杀戮……”他悲叹道：“毫无疑问，历史将怀着巨大的激情来讲述俄罗斯的这一自我掠夺过程。”
有鉴于此，高尔基向苏维埃政权和全社会发出呼吁：“应当否定突击式的共产主义”，“应当坚决否定没收富农财产的制度。需要建立合理的贷款机构，而为了实行贷款，需要的是富余，而不是平均。”
五、谴责苏维埃政权毁掉了文化和道德
作为人道主义作家的高尔基，自然对文化遗产和道德水准极为看重。他认为，没有一定的现代文化知识的积累，没有思想道德上的启蒙，人类便无法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具体到俄罗斯，知识的和道德的双重启蒙更为重要。因为俄罗斯的落后恰恰源于文盲太多、思想蒙昧和道德不彰。他所希望的革命，不仅要消灭经济贫困，而且要消灭头脑愚昧，提升思想、文化和道德的水准。所以，他珍视刚刚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知识体系和启蒙气氛，珍视还不够强大的现代知识群体在俄罗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启蒙作用。
布尔什维克宣称：自己是在从事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创造新世界和再造新人性的革命，所以要扫荡一切旧宗教、旧文化、旧知识、旧道德和旧知识分子。而在高尔基看来，革命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带来的不是新文明而是新野蛮，不是进步而是倒退，甚至使俄国陷于比沙皇时代还野蛮的泥潭——血腥的暴力、刻骨的仇恨、普遍的饥荒、文化的凋敝、思想的混乱和道德的堕落。所以，当苏维埃政权逮捕知识分子和关闭报刊之时，当士兵们洗劫文物和焚毁书籍之时，当革命中的人民陷于仇恨和嗜血的暴力之时，高尔基表现出忧心如焚的愤怒。
关于毁坏文化，他说：“我们现在几乎完全停止了书籍印刷和出版工作，同时，极珍贵的图书馆一个接一个地被毁坏了。就在不久前农夫们洗劫了……一系列……的庄园。农夫们把所有在他们看来是有价值的东西都分运到各自的家里去，而将藏书毁烧了，把钢琴用斧头劈掉了，把藏画撕碎了。科学仪器。艺术品、文化用具在乡下人的眼里是无价值的，就是在城市老百姓的眼里它们是否具有价值也值得怀疑。”
关于毁坏道德，他痛惜地说：“……最令我震惊，最使我害怕的，是革命本身并没有带来人的精神复活的征兆，没有使人们变得更加诚实，更加正直，没有提高人们的自我评价和对他们劳动的道德评价。”“‘新的开端’依然像过去一样粗俗，只是表面上显得更少教养。在现在的派出所里，又是大喊大叫，又是跺脚，就像以前喊叫的一样。捞起贿赂来还像以前的官吏们一样，还把人们像牲口一样成群地往监狱里赶。一切旧的东西、丑恶的东西暂时都没有消失。”
依靠乌托邦主义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维护政权的主要手段必然是恐怖和谎言，共产革命所倡导的革命道德，没有对传统文化的珍视，没有对神圣价值的敬畏，没有对爱与仁慈的提倡，而是释放出人性中的魔鬼，敌视传统、煽动仇恨、纵容暴力、抓人杀人、抢劫财物，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变成了狼对狼的关系，高尚的共产理想所点亮的，恰恰不是新文化新伦理的火把，而是没有伦理法则约束的滔天烈焰；焚毁的恰恰不是陈腐的旧人，而是人性本人，是人类社会公认道德底线。这是一种现代野蛮，甚至是比丛林时代更残酷的野蛮。
早在1918年，高尔基谈到十月革命的道德后果时说：“在争取从肉体上统治人民的权力斗争中渐渐失去了人的面目。”
在30年代初，布哈林谈到红色恐怖的伟大成就时说：“契卡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奇迹：改变了俄国人的人性。”
两位俄罗斯名流从正反两方面道出了极权主义导致的人性后果：人性被恐怖政治扭曲为非人性，告密和监视成为革命壮举，秘密警察成为革命英雄。
可以说，在共产世界刚刚兴起之时，高尔基关于“红色革命”将毁灭道德、文化甚至人性的论断，也是极具先见之明的远见。后来的事实证明，共产极权的再造新人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人性毁灭运动。正如哈维尔所言：极权制度的君临，不仅是政治危机，更是文化危机或人性危机，正是人性的普遍犬儒化使暴政得以畅通无阻。所以，他提出了“生活在真实中”的良知不服从原则，旨在唤醒捷克人民的良知，用反抗谎言来化解人性和道德的危机，以恢复做人的尊严和应承担的责任。反抗极权就是在公众领域中公开地坚持人的自由、尊严和主体创造的政治，是一种为恢复政治自身崇高目的反政治的政治。他进而指出，捷克人所反抗的甚至不是现行政权，而是一种有辱和自辱尊严的非人生存方式，从而建立一个有尊严、敢担当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止是物质繁荣和技术先进，而是灵魂家园和精神归宿。也就是哈维尔所言：“最好的抵制极权主义的做法是将它从我们自己灵魂中、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的大地上彻底地驱逐出去，从当代人性中彻底地驱逐出去。”（《道德与良心》）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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