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日讯】序、何谓“明举”
明举，既含“明智之举”，也含“不明之举”。谨此“6．4”17周年到来之际，特回顾一下那场令华夏子孙难忘的惨痛历史，分析分析“89民运”期间发生的主要事件，罗列罗列何谓“明智之举”，何谓“不明之举”，故而，笔者为此文取名为“罗‘明举’”。
一、89民运初期中共当局之不明之举
昔日的革命现代样板戏《红灯记》中，李奶奶有这么一段唱：“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
17年呐！“怕谈以往！”可是，以往发生的事情是永远抹不掉的历史。从“6．4”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过去了17个春秋，那一年诞生的婴儿，现在已经有《红灯记》中李铁梅那样的年龄，也可以称为革命的后来人了。回顾往事，究竟中共当局在那场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是“明智之举”？还是“不明之举”？凭着自己的一孔之见，笔者倒想冒昧地谈谈看法。
“89民运”的起因，是悼念中共开明领袖、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胡耀邦虽然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中共最高当局并没有将他视为昔日毛泽东在世时的刘少奇，或者林彪。他，仍然被当成中共所认可的人民范围之一员。胡耀邦的去世，既不是象刘少奇那样，连进火葬场的名字都得重新取一个，不是对中国民众秘而不宣；也不是象林彪那样在抛尸异国他乡一、两个月后才向全民公布这位“叛国副主席”的死讯。胡耀邦的逝世，是经过中国正常的新闻媒体及时通过播送哀乐、发布讣告向全民公布。民众在获悉这位领导人去世的噩耗后，自然回想起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以及后来恢复称为总书记职务为国为民所做的一切，也就自发地开展对他的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而这种悼念活动，在首都，最理想的场所就是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所以，以北京高校大学生为主的悼念队伍就正常地走向天安门广场。民众的行为与中共最高当局明告的胡耀邦的逝讯没有丝毫的矛盾。如果一切都以对胡耀邦的悼念为主的话，随着治丧活动的结束，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悼念队伍，是学生，即会回到校园。是民众，也会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
人们所感到不平的事是：为什么这么杰出的亲民、为民的中共领导人，仅仅只是1986年发生的学潮，就会在1987年初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呢？胡耀邦并没有做任何损党祸国之事啊！人们在回忆他的功绩并且比较其他人的行为时，特别是其他人的家族成员利用党、政要职下海经商而耀邦之家族无一人涉足时，更是感到淤气难出。所以，才会出现人们要为胡耀邦讨还公道之举。笔者认为，民众的这种愿望是合乎情理的，是全民都会认可的“明智之举”。
1989年4月22日，中共中央为胡耀邦举行追悼会。就在举行追悼会的这一天，北京有三名大学生长跪人民大会堂，试图递交请愿书。
“跪”交请愿书一事，站在不同的角度，或者处于不同的目的，有着不同的看法。
袁木，国务院发言人，在与学生对话时，表示学生以封建社会的礼仪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政府。言外之意，有“臣”跪“君”之说。既然将中国共产党的政府领导人视为“皇帝”，那当然不予理之。这，可以算一种看法。
最近，笔者在某网站看到的文章中，有人认为是学生对中共当局抱有幻想，企图以乞求的方式去获得中共统治当局的仁慈。虽然文章并没有表示以“跪拜”形式递交请愿书属于这种幻想的具体行为，笔者可以想像到，整个民运期间，只有这次的“跪拜”行为可以这样解释。
袁木之说，纯属李鹏政府不敢面对民众的狡辩之辞，说句不文雅的话，完全是“婊子”和“牌坊”在那个时期的体现。
而“乞求”之说呢，恐怕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的三名学生都不会赞同。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哪有向人“乞求”之理。
笔者认为，“跪拜”在中国普通民众中，可以称为行大礼，是一种表示诚意的方式。既然是众多学生中出现的三名，至少在那个时期，可以看成是整个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代表。“跪”递请愿书，就是诚心诚意地希望政府部门有人接受他们的请愿书。学生，有话要讲，有意要表。可是，他们，既不能随便获准进入新华门；也不能通行无阻进入人民大会堂。怎么办？他们只能在显眼的部位，以诚恳的方式，渴望政府当局了解他们的意愿。这，就产生了三名学生代表跪于人民大会堂台阶之举。笔者认为，他们的行为属于“明智之举”。
三名学生代表，所代表的是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而广场上的学生，却代表着全中国有正义感的民众。如何对待这三名处于“跪”状的学生，真可谓全民关注。如果中共统治当局，稍微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走到三名学生面前，接受他们的请愿书，绝对可以起到对全民心理的安抚作用。
遗憾的事是：没有人答理！政府当局，连一个普通工作人员都没有走到三名学生的面前！
对天安门广场上的三名学生代表视而不见，就是对广场上整个聚集的学生熟视无睹。学生不满意！全民不满意！
这，是中共统治的政府在对待89民运问题上走的第一步错棋，也就是他们最初的“不明之举”。
作为悼念胡耀邦的仪式性的活动，这时，已经进入尾声。如果当局有人正视了三名学生代表的请愿，知道学生请愿的内容，然后，按照适当的方式对学生予以回复，那么，学生在获得可以认可的来自政府方面的态度后，就可以结束悼念活动，回到校园。天安门广场就完全可以恢复正常的局面。如果这样，4月22日结束追悼会后，最多在月底就可以让学生全部离开广场。
对三名学生代表的“跪”交请愿书的态度，激化了学生与政府当局的矛盾，从而，使学生定下心来在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誓与当局争一短长。
接着，中共当局又走了一步错棋。继4月22日发生“跪”交请愿书的4天之后的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这篇社论，将自开展对胡耀邦悼念活动以来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这可真叫做一波未平，再起一波。
“一石激起千层浪。”定性“动乱”的社论发表后，激起了北京高等院校大批学生强烈的义愤。第二天，首都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学生抗议游行。
或许，中共当局根本就没有将对那三名学生代表视而不见当一回事。他们以为，发一份措辞强硬的社论，造造舆论，就可以让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吓倒。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代表全民正义呼声的学生，根本就不怕舆论高压。所以，政府当局弄巧成拙。非但没有平息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反而使运动更加高涨。
“4．26”社论的发表，是中共当局再次出现的“不明之举”。
作为政府总理的李鹏，或许在这时，才意识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所以，他才考虑政府方面得与学生接触接触了。
然而，李鹏对学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的民主口号患有过敏症。因为他李鹏自己就是来自政府方面的“官倒”之根、“腐败”之源。本来，李鹏说话的口才就不能令人喝彩，加上他自身又有那么些臭疮乱疤。这些，就决定了他没有胆量去与学生交涉。在舆论高压不能奏效的情况下，自己又无能与学生交言，这位总理就不得不请一个能言善辩的角色去对付对付学生。这样一来，4月29日，那名指责三名学生以封建社会礼仪对待中国政府官员的袁木先生就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这种在舆论高压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出现的国务院发言人与学生的对话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以“官”欺“民”的对话。没有任何诚意的对话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效果。
不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式，采取搪塞手段去与学生代表对话，本身就是“不明之举”。也就自然不能使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撤离。
事情到这一步，中共统治当局已经出现了三次大的“不明之举”，即：对“跪”交请愿书的学生“熟视无睹”；对学生运动定性动乱的“舆论高压”；毫无诚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敷衍对话”。
三步错棋已下，如果中共当局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就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已经做错的事情，改弦更张，拿出诚意和姿态，平息代表全民意愿的学生之愤慨，倒还真可以避免发生以后永远难以抚平的历史惨剧。
二、对首都实行戒严决定显“刀光剑影”之不明之举
笔者写到这里，不得不愤慨地表示：中共统治的政府，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政府”、“强盗政府”、“土匪政府”。真可以说是没有一点人味！
中共当局一系列对待代表全民正义呼声的学生的态度，激起了学生的更加强烈的义愤。为了唤起民众，5月13日，学生们决定绝食，他们要用生命去促使中共统治当局正视他们爱国忧民的满腔热情。
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如果中共统治当局有一点良知，有一点人性，就应该竭尽全力地去真诚地与学生就一切诉求进行谈判。不要去想什么“官”和“民”；不要去计较什么“政府”和“民间”；不要考虑什么“等级”，要真真正正体现政府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学生的行为，牵动着万民的心。只有正视天安门广场用生命唤醒良知的学生，才能安抚全国民众已经受创的心。
也只是在绝食开始之后，天安门广场才出现了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员。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见政府当局解决问题的诚意。老迈昏庸的邓小平，在李鹏讹报学运信息的怂恿下，在85岁这一年，决定动用军队去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而李鹏，在已经有对学生动武作为后盾之情下，于学生绝食5天后的5月18日，才开始自学运爆发以来的第一次与学生代表见面。就在李鹏与学生代表见面的第二天，他杀气腾腾地宣布了“戒严令”。
在是否对北京实行戒严令的表决问题上，明显地出现了“明智之举”和“不明之举”。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是：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常委会的表决，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
为什么会投反对票？这是因为，反对者已经明确地意识到，由学生自发从悼念胡耀邦开始而形成的爱国民主运动，本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不论是游行、集会、静坐、示威、乃至绝食，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如果这种以和平形式进行的来自民的运动，由军队介入，势必会引起来自民的反弹。其结果，会产生民与军的对峙。对峙所产生的结果，就会产生冲突。而冲突产生的最后结局呢？只能是流血。为了民众的利益，为了避免流血，同时，也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只有反对戒严。这，就是“明智之举”。这位在关键时刻敢于投反对票的人，就是永留青史的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作为李鹏，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在实行戒严令的表决上投赞成票。作为个人，他一定会认为他的行为是明智之举。姚依林，这位曾经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过学运经历的中央常委，或许没有见识学运被镇压是一种什么情景，他，投票赞成，看看这种结果，也许，他会认为他的行为是“明智之举”。
时任中共中央常委乔石和胡启立，在这次事关大局的表决上投了弃权票。不知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算不算明智之举。支持吧！军民对峙发生冲突后的血光之影，会使他们终生感到有愧；不支持吧！又担心他们的权力会被那位在后帘操纵政局的铁腕人物所剥夺。所以，他们二位，干脆来个“中庸之道”。
笔者认为，李鹏和姚依林在实行戒严的表决上投赞成票，站在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看，绝对是不明之举。而乔石和胡启立呢，显然他们也像赵紫阳那样，意识到实行戒严令会最终导致军民流血冲突。如果他们能够完全以人民的利益为重，那么，他们就应该旗帜鲜明地投反对票。在这一点上，乔胡二人的弃权，仍然属于不明之举。如果他们象赵紫阳那样，毅然决然投反对票，说不准就没有日后出现的屠城惨案。
三、戒严部队初次进城受阻后未予撤军之
顽固敌视民众的不明之举
现在，回顾一下李鹏发布戒严令之后的经历，看一看在此期间，何为“明智之举”，何为“不明之举”。
显然，戒严令发布后，戒严部队很快从北京四周开始向北京城区推进。这足以说明，中共当局早已经作好了用武力对付天安门广场上聚集学生的准备，已经完成了复杂而庞大的调兵遣将任务。可以想像，早在学生以绝食的方式，用生命去唤醒民众，用死向中共当局“谏言”时，邓小平及李鹏之流就已经作出镇压的决定。
戒严令发布后所发生的事情，足以证明赵紫阳在中央常委会对戒严所投“反对票”属于明智之举。民众的爱和憎是极其分明的。可以断定，戒严令一公布，北京市民就开始在城区四周设置路障，阻止戒严部队入城。如果北京市民不采取阻止行动，戒严部队完全可以长驱直入，一定会迅速地控制天安门广场。聚集在广场上的学生所提出的绝大部分口号以及民主诉求，符合全国民众的根本利益。而北京市民所采取的行动，则集中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支持正义的愿望。
民阻军，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就使昔日盛赞的军民鱼水情处于生死攸关的军民对峙局面。为了避免对峙所产生的冲突，为了避免军民在冲突中流血，赵紫阳以其为民之愿，不顾个人前程，在是否实施戒严令的表决上投反对票。从北京市民在戒严令发布后所采取的行动，完全证明赵紫阳的壮举是明智的。
戒严部队受阻于北京四周时，假若他们机械地按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行动，在他们没有接到停止向天安门广场推进的命令之前，他们是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继续前进的。然而，他们没有这么做。这，就是军队爱护民众的明智之举。而阻军的民众，假若他们将政府当局的冷酷从一开始就发泄在进城执行任务的军人身上，那么，在军队向城区进军时，就会出现中共当局后来所指控的“暴徒”。人们可以回顾，戒严令发布后军队初期向城区推进受阻时，军民之间没有发生冲突。人们可以回忆一下5月20日以及以后几天的电视画面，民众虽然没有象1949年人民解放军入城那样夹道欢迎，可也有人向军车中的军人端茶送水。民众在阻军的情况下，仍然显示出对军人的感情。只不过民众不让军人继续越雷池一步。民众，没有简单地将对政府当局的怨恨发泄在人民的子弟兵身上，这，就是民众的明智之举。这时的军民，在执行戒严和反对戒严的对峙中，态度是克制的，情感是友好的。
人们也可以想像，戒严令发布后军队的初次入城受阻，其情景，一定会反馈给邓小平。这位在40年前与刘伯承配合指挥第二野战军向国民党军队进攻，在10年前指挥人民解放军向越南军人进攻的最高军事统帅，这次，可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40年前，邓公45岁，乃年富力强，倒也可以为建立中共政权而率领军队所向披靡。10年前，邓公75岁，就算思维敏捷，也进入老年，毕竟那场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得得不偿失。此刻，邓公已经85岁了。毛泽东在这个年纪，已经到马克思那里报到近两年了。就算邓公将自己保养得再好，也难免被人认为“老迈昏庸”。
毕竟民众的阻军之举强烈震撼了这位最高军事统帅的心。40年前，在中共号称的辽沈、淮海、平津以及渡江战役中，中国的普通老百姓，舍生忘死地支援着人民解放军。中共自己拍摄的电影《车轮滚滚》就深刻地描述着这种壮观的场面。可现在，昔日支前民众的后代，居然采取一切可行方式，阻止军人前进。这，是为什么？想必，这位85岁的老人，对比民众的这泾渭分明的行为，不会没有感慨吧！
应该说，邓小平在军队初次进城受阻时，还有那么一点良心。要不然，他大可以像40年前，甚至象十年前一样，命令由他统帅的军队不惜一切代价，向天安门广场进军。如果这样，“6．4”屠城就得提前，就会成为“5．20”屠城或者是“5．21”惨案了。这里，笔者应该赞扬邓小平没有下那种令人诅咒的命令属于“明智之举”。
不过，以后发生的事情，仍然体现出邓公的“老迈昏庸”。如果他有一点对他昔日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之经历的反思之情的话，就应该明确地通过军遭民阻之事认识到赵紫阳反对戒严的正确性，就应该抛弃前嫌，让赵紫阳出来以“理智”的指导思想，平和地收拾这种残局。即使不让赵公出来，邓公也应该命令前来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军队返回各自的营房。两项中，哪怕只做了一项，也绝对不会出现日后的“6．4”惨案。
在明知不可为之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错误不放，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思维能力的人们，不妨透彻地想一想。
四、一意孤行制造屠城惨案之不明之举
在军人不入城、学生不撤离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政府与民众的相持局面。这时，如果政府当局以人民利益为重的话，仍然可以寻求明智的方式，解决学生自悼念胡耀邦开始滞留在天安门广场的问题。
然而，自李鹏公布戒严令以后，再也不见一个政府官员走进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中。之后的一段时间，除了天安门广场四周政府安置的高音喇叭播送着来自当局的“驱逐令”外，新闻媒体都中止了对天安门广场上仍然存有滞留学生的报道。
从5月19日宣布戒严令到6月3日命令军队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期间，没有任何一次的游行示威活动有4月27日那么声势浩大；也没有任何一次民众的声援有学生决定绝食后那么强烈。随后的日子里，除了新华门前围坐着为数不是很多的静坐学生以及天安门广场滞留的学生外，北京城整体上，秩序井然。这时，就算在有军队围城的情况下，能够有政府官员出现在学生之中去说服，或者是压服他们撤离广场，那也可以称政府当局为避免军民对峙流血而作了一点工作。
可惜没有！在此期间，没有一个政府官员走进学生中去！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有思维能力的人们不妨再次透彻地想一想。
不知是不是邓小平那老迈的大脑中存有一种幻想。民众的阻军，只会出现在戒严令公布后的第一次的军队进城。再次进城，民众会放弃阻军之念。所以，这位最高统帅就敢于在6月3日命令戒严部队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可恨中共统治当局，执迷不悟，一错再错。在一系列不明之举下，拿不出一个明智之举。
赵紫阳忧心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赵紫阳不愿看到的惨景，终于出现了！“6．4”事件所产生的结局表明：何为明智之举？何为不明之举？有哪一个有良知、有良心、有感觉的人们不会心明如镜？
五、中共当局发扬“6．4”屠城精神的不明之举
中国共产党在回顾历史往事时，常常使用这么一句话，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可是，中共当局在“6．4”事件后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人民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而且，他们丝毫不站在为民众的利益上去吸取这一历史的惨痛教训。
89爱国学生民主运动所高举的旗帜是“反官倒、反腐败”，镇压了学生运动，也就砍断了这面旗帜。中共当局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独裁统治，倒从“6．4”事件中总结出一套似乎行之有效的经验。其结果是官倒愈演愈凶，腐败越来越烈。从“6．4”事件至今，中共当局仅仅只是装门面，惩异己而处决的腐败高官，比起中共建政后至“6．4”事件前的总和都不知该以何等倍数计算。而那些在当局庇护下的腐败分子，更是难以记数。这是89爱国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后所产生的最明显的效应。以镇压的方式所取得的成果，使得中共当局更加醉心于使用镇压手段去对付一切来自民间的反抗。17年走过来的历史，就是中共当局血腥镇压人民的历史。
六、遮掩丑恶罪行、欺民惑众之不明之举
“6．4”屠城血案使中共当局在全国的民众中做了一次“贼”。做贼者，心总是虚的。所以，统治者对“6月4日”特别敏感。在如何对待这段永远无法抹掉的历史问题上，中共当局根本无法有明智之举。他们只有乱方寸的不明之举。
人们不妨回忆一下“6．4”事件后，中共主要当权者的表演。
当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假惺惺地以极其悲痛的情感提议为在执行戒严任务中牺牲的军人默哀。可是，是谁使这些军人丧身？不是别人，恰恰是邓小平。不是这个最高统帅下令戒严部队强行向天安门广场推进，身处和平时期的军人，何以丧身于义愤填膺的民众？试问，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不是在演猫哭老鼠的“慈悲”戏？
李鹏，在“6．4”屠城后举行全国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以其独特的娘娘腔表示：“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平息动乱、暴乱，所采取的决策和措施是正确的，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愿意、意愿和根本利益的。”
李鹏，他敢不敢在全国民众中进行一下以无记名的方式作投票表决，调查一下民意，看一看，有哪个民族、有哪个人民会赞同他这种说法？看一看，有哪一件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平息动乱、暴乱所采取的决策和措施是正确的？何人会表示愿意？何人会存有意愿？符合了哪一个人民的根本利益？
李鹏，不敢！中共统治当局，也不敢！
杨尚昆，在“6．4”事件后，接见了一名杨姓的昔日自愿军老战士，其子在执行戒严任务中丧身。恐怕任何人看了这样的电视新闻后，都会比较地想一下，这位杨姓的老子，没有死在战火硝烟的美国鬼子的枪弹下，而其子，却死在和平年代首都民众的“暴力”下。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样的白发人送黑发人，会给予人一种什么样的启示？
最可耻的事莫过于对那几位死于对军人杀害民众产生义愤的民众的几名悬尸于北京的人行天桥和立交桥的士兵所授予的“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卫士”，乃保卫国家安危的战士。要么抵御外敌入侵，要么抗击武装暴乱。试问，当年的首都北京，哪里可以看到有外敌入侵？何处可见武装暴乱？这样的“卫士”无辜丧身，他们究竟是“为”什么“事”？
丑！回想起“6．4”事件后电视屏幕上出现的画面，就令人感到恶心！这一切，全是中共当局为遮盖其无耻暴行的不明之举。
或许中共当局在事件后，在辞海中查阅了“暴乱”一词的权威解释。意识到1989年在胡耀邦逝世后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与“暴乱”这个词挨不上边。既然是“暴”，起码要有“暴力”行为。可当时，不论是在新华门静坐的学生，还是天安门广场滞留的学生，有哪一个人向哪一个挥过拳？动过武？没有！没有任何人！真正的暴力来自何方？来自坦克车！来自装甲车！来自数十万荷枪实弹的军人！
七、做贼心虚、改变口径后仍产生不出明智之举
只有心虚者，才会改口径。“动乱”、“暴乱”、“反革命暴乱”，李鹏还没有死咧！可是，他已经明显地看到，代替这种危言耸听之词的是“89年政治风波”。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李鹏在全国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那番讲话，他还有脸在全国民众面前重复他那番表示吗？
“6．4”屠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府，在全中国人民面前输了理，在全世界掉了底子。邓小平和李鹏本人，从内心不得不承认那场事件的错误。不管怎样打肿脸充胖子，不管怎样鸭子死了嘴巴硬，错了就错了！
中国共产党总将自己称为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昔日，该党也敢于理直气壮地在全民中承认错误，敢于改正错误。为彭德怀翻案、为刘少奇平反、为“右派分子”摘帽、“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性“、为”“4．5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正名。桩桩件件，件件桩桩，都表示共产党是一个经得起考验，敢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政党。或许，任何改正历史错误的行为，都会被中共当局称为”明智之举“。
然而，对一个全世界任何有良知的人认定的错误，“6．4事件”，为什么中共统治当局仍然不敢正视呢？他们为什么就能够顽固地坚持一切不明之举呢？
如何对待“6．4”事件对于中共统治当局来说，可谓一个烫手的山芋。对此最终如何处理，对官对民，视此，都有认为“明智之举”和“不明之举”之分。显然，江泽民作为“6．4”事件的直接受益者，他是绝对不可能为“6．4”正名的。作为胡锦涛，如何处理“6．4”这个事关全世界华夏子孙心结的历史事件，仍然是一种考验。不过，胡锦涛如果识民心，顺民意的话，他就应该将自己是邓小平隔代选定的接班人之事搁置一边，不能因为邓小平昔日选定了他，今朝就对“恩师”的慧眼识人而感恩戴德。他，应该效仿苏联的赫鲁晓夫，敢于正视邓小平的错误，勇于揭示“恩公”的罪恶，还“6．4”事件本来面目。他，应该慰问那场血案中死亡英灵的家属，赔偿他们的一切损失。
反之，对“6．4”事件的正名拖得越久，胡锦涛就会越被动。很难料想，会不会有人以顺应民心和时代潮流而对中共统治大陆整个历史的罪行进行清算而取胡锦涛而代之，民众就会拭目以待了。
“明智之举”！“不明之举！”一念之差，一字之别，却可以还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一切历史事实真相，改变中国独裁专制的整个现状！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