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简:党文化 制造思想“坛人”的作坊

太史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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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3月16日讯】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今年3月“两会”期间,最大的新闻并非政府颁发的种种文告,而是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请注意,喻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委员。

  网路上对喻权域的声讨已经很多了,但笔者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人何以能够坐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这个宝座?

  以学术能力观之,喻权域从来就没有任何有精神价值的原创性研究,他驰誉中国完全得益于他那顽固且偏执的“左”。从各种有关他的传闻及其言论中,笔者知道这位喻权域一向是言论自由的天敌。近些年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不断寻找可供批判用的思想靶子,每每听说他诸如此类的行状时,我就不自觉地就将喻权域与中国江湖杂技中一种特殊的展览品──“坛人”联系起来。

  先得解释何谓“坛人”。中国旧时跑江湖卖艺的杂技团中有一道特别不人道的展览品,即将人装在坛子里展示。观者只能看到坛人自脖颈以上的头部,身体则被装在一个粗陶制作的坛子里。引起无数观众好奇的是一个成年人的身体是如何被装进这样一个远比成人身体要小的坛里?后来,我听有人告知底细,方知这后面隐藏着一个极为残酷的故事。原来“坛人”是杂耍班刻意制造出来的,要经过好些年的制作过程。方法如下:买一个三、四岁的孩子(男女均可),放置于一个底部有孔的特制瓦坛,每天喂养,但不许出缸,孩子的身体发育受制于瓦缸体积,无法正常发育。等孩子长至七、八岁之后,即拿出展示。这种“坛人”一旦养成,不能离开坛子,因为“坛人”身体缺钙,是软的。打破坛子后,“坛人”无法坐立行走,只有死路一条──这种制作“坛人”的过程是反人道的,异常残酷,与今天中国乞丐群体刻意将拐来的小孩弄成残废作为行乞工具一样,都是中国江湖文化的特色,自然也是中国人的耻辱。

  喻权域对言论自由的痛恨,与其说他是出于人格原因,勿甯说缘于他的思想已经定格于毛泽东时代。在以领袖思想为自己思想的年代,精神生活对喻权域这种人来说很简单,以领袖是非为是非就是一切。而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当局如何想方设法阻挠并设定种种限制,中国人的思想与价值判断毕竟开始走向多元化。这种局面对于喻权域这样一个离开领袖(或者党与政府)的“思想”,就无法思考人生的思想“坛人”来说,无疑非常痛苦,这就是他多年来积极呼吁“英明的党”限制言论自由的原因。从喻多年一以贯之的表现来看,说他是位“思想坛人”,一点也无污蔑之意。因为毛时代控制思想的方法,其实就是制作思想坛人。喻只是其中一位离开思想坛子已经独立生活的坛人而已。

  但这位思想坛人身兼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一职还牵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让人们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能力与水准产生怀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功能被设定为“智囊机构”,“党与政府的思想库”,进入那里工作的学者们,一向被社会视为知识份子中的佼佼者,不少人也以准智囊自居。能够在佼佼者中脱颖而出并当上评判他人学术水准与学术成果的学术委员,自然是佼佼者之尤了。但喻权域给中国所做的贡献竟是要求立法限制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这实在可算是当代中国政治之一奇景了。

  当今中国人目前的处境不是言论自由太多,而是太少。须知,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能够自由思考,而在人类诸种自由当中,言说的自由是最起码的自由,否则人何以为人?中国政府这些年来不断从80年代以来的半开放步步后退,直至给网路筑上高墙,给媒体带上镣铐。而可怜的中国人身陷如此困境还不够,喻权域还要再雪上加霜,希望政府再铸上一副重镣。有如此学术委员(再加上一位不懂思想自由之可贵的院长)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岂不将变成一个制作思想坛人的作坊?难怪这两年不断有学者逃离社会科学院,去大学任教。

  可以说,喻权域这种思想“坛人”能够做中国社科院的学术委员,首先标识着社会科学院遴选学术委员的标准有严重问题;其次则给中国社科院的学术水准蒙上了可疑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喻的任职与他在政协上提出如此提案,则标志着中国当局在学术上正自绝于国际社会。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183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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