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4日讯】（大纪元昆士兰记者站报导） 9月12日晚间7时, 由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所共同主讲的“认识今天的中国”研讨会在布里斯本电力剧场举行。一百多名关心人权的善心人士出席了此一研讨会。
出席的来宾在三位主讲演说完后热烈的发问，以下为问答内容：
问：印度与中国的投资环境哪一个更合适呢？
麦塔斯答：在中国开工厂因为工资很低，工人没有保障，而且不具备在西方国家拥有的各项福利，像在美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有工会保护工人权利，如果要投资开厂不那么容易。印度的工资虽然低，可是比中国还高10倍。
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摄影﹕林珊如/大纪元)
因为中国不讲法制，投资也是没有法律保障的。中国这么多贪污，又没有法律保护，投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而印度有民主，人权的情况比中国好，如果外商要投资，应该选印度不选中国。
张而平答：印度投资环境不像中国那么吸引人，在印度是一个法制的国家，什么东西都要通过法律，所以做事情比较慢。而在中国是没有法制的，你只要买通政府官员就可以办事。现在那些评论家讲中国现在经济是一个奇迹。其实，不是奇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经济几乎是从零开始，起点低，经济上只要有一点发展，表现在统计数据上就是很大的增长比例。如果你在美国等国家，想将经济发展提高1%都是非常困难的，要以很大的产值为基础。现在外国投资在中国生产产品都是运出国外卖的，投资目标都是海外消费者，投资者希望中国人的收入高起来，中国市场大，他们就可以内销。投资中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货币价值低，所以买中国货就便宜。
法轮功发言人张而平。(摄影﹕林珊如/大纪元)
观众：我是越南来的，越南与中国有同样的环境，外商来投资，中国人就有就业机会，可是我们要问一问，利润是谁得？很多产品是从劳教所里生产的，根本不付工资，所以到头来是在跟政府做生意，钱都进了政府的腰包，百姓实际上没得到什么实惠。
我们不是叫澳洲政府停止与中国做生意，只是要政府多给中国工人一些合理的权利，让中国工人能得到好一点的待遇。新西兰邮局的制服都到中国造了，那些商家为了赚钱就到本钱最低的国家去做生意，但是投资者需要考虑的不应该仅限于利润，还应该有环境保护、人权等等。
病人去中国做器官移植，他们不知道器官从哪里来吗？还是他们不愿知道器官从哪里来？
现在全世界8%的冒牌货来自于中国，现在着重于产权，全世界8%的GDP是从冒牌货来的。
自由贸易怎样自由啊？澳洲所有的市场都开放，可是中国市场不是完全开放。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自由市场是指市场全部都打开的，比如电视，默多克的电视台想进入中国市场，搞了几年都不成功，因为只有在旅馆才可以收看到，还不是所有的旅馆都能看到。英国BBC电台也遇到这样的困难。目前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只是单方面的。其实自由贸易应该是没有限制的。
我要问乔高和麦塔斯两个问题：
问：两位当时在任（传单上介绍的职务）时，有关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们是如何去影响中国官员对于其他国家比如澳洲和联合国，他们能做些什么来对应这些严重的问题？
乔高答：在我任职期间，我从早到晚遵循政府的意志。我去过几次中国，会见过中国来的人。比如一个宗教代表团到渥太华的时候，就是由我接待，我们当时渡过了一个紧凑的周末。
一位姓吴的非官方天主教主教回中国后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还见到很多事情，我当时不好说。因为我代表加拿大政府。后来离开政府后，我被邀请作一个调查，我就很乐意说出来。比如亚力山大外长认为我们的报告是未得到证实的。我只能说亚力山大并没有看我们最初的报告也没有看报告的更新版。我所要说的是政府知道这些事情正在发生，他们只是不想承认，因为如果他们承认他们就不好与中国签署贸易协定了。当前澳洲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多少？我知道加拿大是每年一百八十亿。在座的有没有人会认为如果有人为中国的人权站出来，澳洲就不可能把天燃气卖给中国了？我认为不会。我希望澳洲在这个问题立场坚定，成为世界的楷模。
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摄影﹕林珊如/大纪元)
麦塔斯答：我一直涉身联合国维护人权的工作，不单是1980年担任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的时候。理论上讲联合国机制应该全方位运作，应以是否违反人权为重点，而不是因地区而异。但不幸的是，事实上，因为中国是大国，有实力。中国的人权问题在联合国就被忽略，而像我们加拿大这样的小国却倍受指责。在过去几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动议都导致对中国不采取行动。使得中国人权问题被搁置一边。
加拿大一直都支持有关中国人权的动议。这个动议都被联合国成员公投不采取行动票而被靠边站。加拿大后来推出了支持动议的做法，改而对中国进行人权对话，这个人权对话的结果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这是因为中国派低层官员进行对话，根本不谈中国的人权，而是批评加拿大的人权，每年如此。
我们刚结束了针对人权对话的国会调查，建议取消这个人权对话。国际法庭管不了中国的罪案，因为中国不是其成员。法庭可以由安理会推荐法官，但中国是安理会的成员，所以中国不会为国际法庭给自己推荐法官。
当然还有一些国家因外交，经济理由不会得罪中国。联合国酷刑委员会起了很好的作用，因其一直透过各层渠道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我认为国际机制，美国法制，国际法庭的弱点，事实上联合国机制更困难，因为中国在不断发展与世界的联系，发展贸易等。在个体的接触上显得更多机会。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上，的确存在控制联合国以强加那些反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个别国家的意愿。
昆士兰“认识今天的中国”研讨会。(摄影﹕李茗/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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