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郑雅文法兰克福报导）应邀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旅英诗人杨炼长发披肩，说起话来与众不同，特别富有诗情画意。在法兰克福书展10月16日的“两种不同文化中的写作与生活”研讨会上，杨炼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一起作为嘉宾出席了研讨会。杨炼表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作为一个对自己写作和艺术有精神思考的作家、艺术家，当然要反叛一切压迫、控制、禁止和自我禁止。 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才能开始谈文学。
杨炼生于瑞士，成长于北京。十一岁起经历文革，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1978年成为著名地下文学杂志《今天》的主要作者之一，1983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大陆诗坛。1988年，应澳大利亚文学艺术委员会邀请，前往澳洲访问由此开始其旅居海外的漂泊生涯，迄今足迹遍及欧、美、澳洲各个角落。杨炼的作品以诗和散文为主，兼及文学与艺术批评。其诗集八种、散文集二种、与众多文章已被译成二十余种外文，在各国出版。他不停地参加世界文学、艺术及学术活动，被称为当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
中国古典诗歌极端完美 提供了美学标准
杨炼认为作为中文作家有一个很深的难度，这点很多作家都没意识到，因为大家都在用古往今来几乎相同的中文在写作。中国当代的语言就是一种殖民语言，对自己的殖民。“我们做为一个殖民地的人，并不知道这种语言在说什么，这些都给创作带来非常复杂的环境。古典中国文化极端完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目标，因为我们当今的语言在词汇上、语言上和中国古典文化几乎不可以衔接。”
“中国古典诗歌极端完美，给我们提供了美学的标准，我们要向那个方向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来讲，反对一切政治上的压迫，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这就是文学最初的起点，只有在这个起点走出来，这才是文学，也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
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人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杨炼参观了大纪元在书展的展位，并接受了大纪元的采访，他特别强调，只有做一个干净的人，才能开始谈文学。
记者：您在“两种不同文化中的写作与生活”研讨会上谈到，只有做一个干净的人，才能开始谈文学。您能不能在具体就这个问题谈一下。
杨炼：我知道中国有一个叫孟伟哉的人，但从没对他感过兴趣，他在退党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人。”我觉得特别棒，甚至可以叫特别的舒服。因为这句话洗掉了许多蒙在中国人这三个字上面的污垢，包括政治的、语言的、和文化的，就是那种刚才在研讨会上谈到那种不知所云的污染语言，充满了空洞、没有感觉、没有思想的和大量泛滥在口上的词汇，都洗掉了。干干净净就是真诚，自然回到人的内心，回到你本来说一句话的初衷。
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经历的这么多苦难、经历了这些污染。在这一切之后还能还自己一个中国人本来面目——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人。这句话我引用过好多次，也只有这样的做人原则，才是做文的出发点。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和屈原、杜甫、李商隐这些诗人就完全沟通起来了。我们通过读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到他们的内心是非常清澈的，他们的痛苦也是非常清晰的，但同时我们又看到他们作品那种形式的高级和讲究，把中文、汉字和美学的可能性发展到极致形式，使他们清澈的个人得到了一种最完美的创造性呈现，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读杜甫的诗，1200年前写下的那种流亡感，一直囊括到我们今天。也只有这样做人和文学才在美学的意义上融合为一了，而我们今天写作也就是以这样的东西作为标准。
现代汉语是一种新华体 是一种殖民语言
记者，你刚才在研讨会讲过中国现代汉语其实是一个殖民语言，在这一点上您是怎么看的？
杨炼：因为我们现在汉语内部有一个可怕的分裂，一个是字，汉字的层次；一个是词的层次，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分裂。当我们回到汉字的时候，汉字是跟古典连接的，感性的，而且跟中国古典的一些思想观念可以直接沟通的。而词的层次可以说基本上都是还甚至都不是中国人翻译的，而是日本人翻译的，日本人用汉字翻译的欧洲概念，实际上如果你回头看我们的嘴上的词汇的话，它的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这种外来的翻译词。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是六十周年等等，在这个名字里最关键词汇就是人民，但是人民在英语里是people一个完整的概念，日本人拿汉字翻people的时候，创造了人民的这个词也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当中国人用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不停地游离于人和民之间，“人”是人的总称，“民”是相对于官的那个阶级的概念，社会的下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最可怕的就是，实际上什么时候用“人”，什么时候用“民”，是非常模糊的。
在共产党国家的概念里，它们首先用的肯定就是那个社会阶级的概念，人民的概念来反对它们说的官，但是不反对它们自己，但是当我们回到比如说法律，中国的宪法里大量的人民这个词，理论上宪法是对所有“人”的，它应该是在人的概念上使用的。但是因为这种模糊，所以我们发现造成的结果是词和意完全是分裂的，我们是在不知所云的情况下用的这个词，第一是乱用，第二是空洞的用，第三个是纯粹的使用到完全以利益出发的这种使用，天安门屠杀可以用人民的名义进行，民主也可以是用人民的名义进行，到底人民这个词有什么意义，而最后我的感觉特别可怕就是我们可以说任何东西，但是没有意义。
甚至包括今天的共产党。在中国如果看这种大量的物质利益腐败的话，它和共产党的原意没有任何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它用这个词进行统治，中国的艺术家也用文革宣传画等等来做自己的媒介，熟知在玩这些政治意向的时候也落入一个空洞的思维方式，而这样的画只要在西方的市场上好卖就照样玩，因此从政治的使用到权力的使用，再到商业的使用，语言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现代汉语，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新华体，新华体实际上是对汉语的一个非常恶劣的污染，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战略。
共产党文化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毁灭 是一种殖民文化
记者，这种变化，演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杨炼：这个变化首先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开始的。由于鸦片战争后，中国在跟西方接触的时候，很强烈的民族挫折、挫败感，带来很强烈的情绪，因此在五四运动的诸多口号中有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等等。实际上我认为这代表了一种可怕的民族虚无主义，想要更新文化，可是完全不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以至于所谓的更新完全带来了一种空泛的情绪。
五四的口号之一全盘西化，在文革时就变成了唯一通过权力来推行对自己文化彻底的非自觉，甚至是反自觉，所以中国共产党文化里头反对知识份子、反对文人、毁灭文化，尤其在毛时代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带来的结果完全是负面的，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共产党，我不把它叫做中国文化，就是共产党文化，共产党文化集中了中西两方面的恶劣于一身，而实际上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残酷的毁灭，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殖民文化。
记者，那您觉得有一条路能够回到我们曾经的文化根源里去吗？
杨炼：很简单，就是回到一个干干净净的个人，然后用这种真诚重新从语言的最基本的角度的层次上说话，做事，思想，写作。其实总体的去改变中国，改变中国文化的这些说法我都不是完全认同，我还比较赞同高行健说的回到一个个人，你自己做，你做好了，这个中国就改变了。
记者，就是说每个人从自己开始。
杨炼：每个中国人都干净了，中国就干净了。
记者，谢谢您接受大纪元采访。
杨炼简介：
1955年出生于瑞士，成长于北京。十一岁起经历“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1978年成为著名地下文学杂志《今天》的主要作者之一。1983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大陆诗坛。其后，作品被介绍到海外，并受邀到欧洲各国朗诵。1987年，被中国读者推选为“十大诗人”之一，同年在北京与芒克、多多、唐晓渡等创立“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并编辑首期《幸存者》杂志。
1988年，应澳大利亚文学艺术委员会邀请，前往澳洲访问由此开始其旅居海外的漂泊生涯，迄今足迹遍及欧、美、澳洲各个角落，以生存方式的简约，换取精神宇宙的不断丰富。杨炼的作品以诗和散文为主，兼及文学与艺术批评。其诗集八种、散文集二种、与众多文章已被译成二十余种外文，在各国出版。他不停地参加世界文学、艺术及学术活动，被称为当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
1999年，杨炼获得意大利FLAIANO国际诗歌奖；他的诗集《大海停止之处》，获英国诗歌书籍协会推荐英译诗集奖。他曾应邀担任德国柏林DAAD艺术交流计划、美国AMHERST学院、台北市驻市作家等一系列驻会、驻校作家，以及德国威玛(WEIMAR)国际论文竞赛、“德国之声”国际广播文学竞赛评审，“台北国际诗歌节”海外顾问及“柏林国际文学节”顾问等。
杨炼在中国以五年时间创作的长诗《诺日朗 》及在海外完成的《大海停止之处》、《同心圆》等被称为其代表作。《诺日朗》全书以《易经》为结构，组合起诗和散文的多重探索，承继源于屈原的文学和思想传统。《大海停止之处》以特定的组诗形式，把外在漂流转为一场内心之旅。《同心圆》更“取消时间”，直指人性不变之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