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日讯】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六月。当我们享受着初夏明媚的阳光之时，有这样的一群人正黯然落泪。二十年来，他们为了永远逝去的亲友而辗转难眠；二十年来，他们因为被掩埋的真相而奔走四方。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中共当局下令血洗天安门，致使无数莘莘学子失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虽只是短短的数小时，却变成了那一时代国人永远无法摆脱的梦魇。
15年前在联合国难民署安排下来到瑞典的茉莉女士当年曾是湖南省邵阳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现在的邵阳大学的中文系老师。当5.19李鹏发布了戒严令，准备用坦克、武力来对抗、压制学生时，有二位学生决心进京请愿，为了避免他们做出过激的行动，茉莉陪同他们一起乘上进京的火车。在今天的专访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茉莉女士讲述的她的这段经历。(录音)
“在火车的两天时间里，每天都可以看到沿途上来的学生在演讲、呼吁和募捐。整个列车上的人都很激动，全体人们都愿意支持学生运动，我就慢慢被这种情绪感染了。到了北京下了火车已经是5月28日了。那天上午正好是北京举行全球华人示威游行。这个游行很大，一下火车，我和两个学生等于说立刻就卷入了游行队伍，跟着游行队伍走。我们在北京呆了一个星期。我的两个学生就在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他们领了当时是香港支联会捐献的帐篷，他们支起了帐篷，举起了湖南邵阳师范专科学校的牌子。
那几天我还跑了北京大学、法律大学等几个大学去看大字报。那边也有一些朋友、同学啊，我就在那里听他们讲从4月份到5月份这个运动的发展过程。因为我是在中文系里教“教材教法”的，以前不怎么关心政治。所以那一个星期可以说是我的思想启蒙，使我对民主、人权这些概念有所了解，也了解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个星期快过去了，我们湖南邵阳师专又来了3个学生，一共是5个学生。他们都挤在那个小帐篷里面。
从四月到五月，北京的学生们已经相当疲累。广场上处处搭建的帐篷里，住满来自大江南北的300多所大学的学生。”
“我每天都在广场上走，看着那些大学生坐在帐篷里面还在读书，我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回去？他们说读书是为了考试，不回去是为了等待，期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来批评李鹏，推翻“4.26社论”。因为“4.26社论”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动乱”，他们不服气，希望人大常委会纠正这个“4.26社论”的定性，撤销李鹏的职务，所以他们在那儿呆着。我最后一次去天安门是5月30日下午，亲眼看到民主女神像树立在那里；当时北京的地铁都拥挤得不同寻常，但是大家都很兴奋，因为都看到民主女神像树立起来了。
对于茉莉女士来讲，天安门已经成了回忆，然而在那里经历的种种却深深的、深深的烙印在了她的生命中。”
“6月1日我就带着学生回去。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想，我这一个星期学了什么？看了那么多大字报，有了很多思考…… 于是我就在路上写了“关于北京学生运动的十大问题”，把他们的诉求归纳起来。6月3日早上我们回去之后，当天晚上我们大学里的青年教师都要求我讲一讲在北京见到的情况，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在湖南邵阳市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室里给七、八十位师生谈北京学生运动的十大问题。这是我后来入狱被判刑的罪状之一，因为我宣扬了北京学生运动的观点。
第二天清早一起来，就从外国广播电台里听到消息，北京就在 6月4日的凌晨发生了屠杀。我们都吓坏了，我们哭泣，我们战栗，我们震惊不已，我们简直不敢想像。尤其是我，刚刚从北京回来，经常是这个帐篷那个帐篷的看，看着那些可爱的大学生都坐在地上，就是为了等待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他们看不出半点想搞暴动的样子，可中共政府却说他们是反革命暴徒，是搞暴乱。那时候我真是号啕大哭，整个一天就是哭。6月4日晚上，湖南邵阳师专的学生举行大型的追悼会，在灯光球场。我们年青教师组成的教师队伍参加了学生的追悼大会，追悼北京死难者。我当时在追悼会上作为教师代表第一个发言，我都根本说不出话来，我一边哭一边说，我说我在北京看到的情况，我说那些年青的大学生等在那里，他们并不是搞什么叛乱，他们是和平的静坐。我就说李鹏政府镇压的这个罪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然后整个灯光球场上的大部分人都跟着我一起哭。这是我后来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第二个罪状。
然后几天我们一直到6月8日，都到各个工厂、学校去演讲，我的题目就叫“救救我们的学生，救救我们的孩子”。6月4日一直到6月14日的10天里，不断的传出消息说当局要抓我，但是我也不想逃，我觉得我没有犯罪，是政府犯罪。终于在6月14日那天上午，我上了一堂课，那堂课我什么也没讲，我就念了鲁迅的那篇文章《纪念刘和珍君》。下午五点多，我就在办公室被收审了，公安局用小车把我送到收审所。然后就开始了我的监狱生活。
铁窗内的生活对茉莉女士来讲，是终生难忘的。在这里，她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众，第一次意识到人权是多么可贵，也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民是多么的无奈。”
“我在整个的囚禁时期，一共住了三个监狱。在不能确定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使用的是收审-收容审查，我住的第一个监狱是收容所；收容所是一个非常肮脏、臭气熏天，条件非常差的地方。现在据说收容所因为孙志刚事件被取消了，孙志刚-那个广东的大学生被打死在收容所里面，可见里面的黑暗。我住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那种收容所，那真是，通过数道门和铁丝网进去就看到像猪圈一样的房子。我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激动，我觉得政府犯罪，杀害这么多人，却让我这个说真话的人来坐牢。那个时候我是想以绝食来抗议政府的暴行，抗议政府的监禁。但是我不吃饭、绝食两天后，收容所的警察就明确的告诉我说：你绝食要是到一定时候，我们可以鼻饲，就是从鼻子里塞进去，他说那是很吃力的，反正我们不能让你死。所以就是说根本你就是求死不得。那也是我的机会，因为我在那里接触到了社会的底层，比如农村里面被抓来的啊、卖淫的啊，就是了解了一些我在学校里面看不到的事情。
三个月以后我就被正式起诉。起诉的时候就是说有罪，但是是什么罪没有搞清楚，就送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面我又呆了三个月，在看守所就是说你是犯罪嫌疑人，等待被公诉。本来当时很多律师都很同情我，愿意免费为我辩护。但是邵阳市政法委说：莫莉花（我的真名）这个案子只能由政法委批准的律师担任辩护律师，必须得是共产党员，而且只能做有罪辩护。
1989年的12月24日。这个时候离6.4过去是半年了，我被押上了审判台。这一天是星期天，当局把审判的日子定为星期天，把开庭地点定在邵阳市委大礼堂，那个礼堂很大，能容纳一、两千人。为什么定在这个地方和日子公开审判我？就是希望各大学的学生都来看，杀一儆百。当局就是想通过我的这个案子来威胁广大学生。开始都是法庭啊、公诉人啊起诉我的罪状。很多人都看着我，人越来越多，那些上午不知道的人、那些学生到了下午越来越多，到了晚上是黑压压的一片。最初他们不知道我被关押了半年还是什么立场，是不是软下来了？因为在外面的那些学生和老师都已经开始整风，一个一个过关、检讨过关，他们看我是不是软下来了。然后等我开始辩护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一点都没有软。我利用我在监狱里读的法律开始对公诉人的起诉书进行逐条反驳，我说我主观上没有反革命目的，客观上没有反革命行为，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推翻公诉人的起诉。我记得在我整个的辩护当中，听众，就是邵阳市的市民和学生给我一阵一阵的掌声，给我很大的鼓舞。到了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简直是大声欢呼，因为我在最后陈述里面表达：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我说我根本不承认今天的判决。当时那个法官很生气，把那些站起来拍手的人赶出去。所以整个法庭的气氛都是非常感人的，邵阳市的民众用掌声表示对我的支持。这个时候呢，法官在接受我的这个案子的时候呢，本来上级规定我的这个案子是可判三年到七年，这个法官在这么大的群众压力之下，最后给我定下判三年，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这已经是最低的了。判完了，我就被送到长沙监狱服刑。这是我的第三个监狱。
当我带着手铐被送到长沙监狱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身体，我记得那个医生问我是什么罪，我说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是因为6.4入狱的，他们都非常同情。记得那个时候，不管监狱内外，对政治犯都有普遍的同情。因为那个时候谁都知道这是政府的罪，不是我们的错。我在监狱里的那几年生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让我了解了中国底层的苦难。也让我了解了中国的法律在纸面上和实际上是怎么的不同。
邓小平在六四时期的著名言论“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依然被现今的中共执政者奉为圣旨一般遵从，更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马某人在今年向世界宣称中国这二十年的发展证明中共当年的决策没有错。中共过去二十年的所作所为真的可以抵偿它的罪恶吗？”
“我想说的是，尽管这2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是6.4仍然是中国人民心上一条带血的伤痕。中共的罪责是无论如何不能抹去的。经济发展是一回事儿，但是杀人就是杀人，杀人就是犯罪。现在很多人提出来，说要跟共产党和解，我的看法是：要和解首先要有真相，要有人承担罪责。在共产党愿意承担罪责的情况下，那当然可以和解。如果共产党现在不和解，我想他们没有这份道德勇气，他们是一群毫无道德底线的人，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死死的压住6.4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朝一日总要解决的，那么我想最后的结局就是审判。
二十年前，无数的年轻生命在转瞬之间离开了人世，一夜之间，有多少家庭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夜之间，有多少人失去了他们心爱的朋友？89年6月4日的那一夜之间，我们到底失去了多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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