笫三节：文化的浩劫——人权的厄运(1)
1968年这一年4月21日的晚上，我戴着铐子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法入睡，白天激动的余波在静夜中又喧沸起来，我真想同刘顺森，或者张锡锟倾诉我的内心，但是我无法接近他们，听见那睡在我前面的周学祝所发出的鼾声，我便轻轻地坐起身来，这一天正是阴历的三月下旬，满天浓云，院子里很黑。
我想到院坝里走走，但那是决不允许的，何况我戴着手铐，岗楼上的哨兵是要干涉的，弄得不好还会招来意外的麻烦。
我此刻想到“这大监还不如小监，倘如此刻我还在小监中，无论是粮库还是羊圈，我严可以起身在屋里徘徊，调整一下自己的神经。因为今天，对我来说，可算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当着万名流放者在审判台上“宣誓”，可不是一时痛快搏取他们对我精神上的一句称赞话那么简单！
回想三十年我的人生历程，还不满二十岁被濛濛幢幢圈成了“右派”，中国人讲名分！孔子就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
“右派”这顶我根本就戴不住的帽子压在我头上，实际上是用歧视，饥饿和劳狱压迫我稚嫩的神经，扭曲、扭曲再扭曲。
过渡的刺激使我神经失常，过渡的失望使我想了结自己的生命！我就这么为反抗个人的不幸，苦苦挣扎到今天。当我亲身经历了中国百姓的苦难，才在我无知和虚幻的头脑中，扎下了对暴君仇恨的根。
然而：“决策不仁者险，阴计外泄者败”。这便是我今天在审判台上表达的意愿，也许，到了这个时候，我一直被扭曲的神经才得以恢复！看到了中国的前途，也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戴在我头上沉重的大帽子被我甩掉了，我此刻的心情不再那么压抑，三十岁是我人生中一个新的里程碑！
（一）钻死角的灾难
“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还是爱国主义”一发表，本该由毛所戴的叛徒、内奸、卖国贼罪名统统都戴在刘少奇的头上。等待着把一大批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五类份子”又要增丁添口了。
那些正被划为走资派的人，为了逃避厄运，表现自己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忠诚，更以“极左”面孔对我们进行疯狂的虐待。
新的场部领导派出了工作组坐镇农六队，制定了批斗计划，将六队“顽固不化”的反改造份子进行了排队，准备一个一个的推上斗争会收拾。
这样的批判斗争，从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至今也有十三年的历史，掌握斗争会的老当权派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斗垮一个被推上批斗席上的人，首先要有一个足以使被斗者精神互解的“钢鞭”，将被斗者行为中可以引起公愤的东西无限夸大，不惜无中生有的捏造。
例如：过去管过财务的，可以以账目不清为突破口逼他承认自己贪污；爱占小便宜的尽可以归入偷盗；个性强，爱与别人逞强打架、必可以说他是“流氓”；有男女亲密迹象的，更可以无中生有的说成“通奸”等等。
但是对于监狱长期关押的我们，什么都扯不上，于是只好在“语言”和“思想”上做文章，被斗者语言稍有不慎，便会被无限上纲，扣上“对社会主义或三面红旗进行恶毒攻击”或“对伟大领袖造谣诬蔑”之类的大帽子。
当然，像我这样，不用他人戴帽自己就会承认的极端顽劣份子，便会以“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代言人”“帝修反的应声虫”之类套上，最后只有用“死路一条”来结论了。
然而，经念得不灵，敲木鱼的人会厌烦，有时斗争会反被斗争者抢了理，数落起老百姓的苦难，共产党宣传尽说假话之类的时候，甚至主持会议的还要借被斗争者之口，趁机大发牢骚，使斗争会越来越开不下去。最后，变成了参加会的人胡诌瞎扯的龙门阵会。
自从‘毛主席语录’问世以后，组织斗争会时根本就不讲什么事实。主持人都学会用毛主席怎么说就给被斗争者定了匡匡。偶然出现那被斗者，据理力争，那么要使斗争会取得胜利结果，还必须仰仗操纵会议的打手班子。
文革一开始斗争会，无不以语录开始，打手退神光，演出一出一出的丑剧。
四月二十一日，场部宣判大会以后，盐源农场的气氛一天紧似一天，首先是岗哨上的卫兵“加强防范”，列出许多新的规定，晚上解小便上厕所，只要一跨出监门必须呼喊报告。如果报告声音太小，被认为没有喊，轻则被老管们叫到岗楼下面罚站，重则哨兵从岗楼上下来人，一顿的毒打。
进出大门，必须先立正呼喊报告，得到岗楼兵允许后才准开步，否则便要被院子里的巡逻哨兵拦住又是一顿打！在这种紧张的“阶级斗争”氛围下，盐源农牧场批斗牛鬼蛇神的斗争会，便从农六队开始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