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牢卒子们的内斗(7)
(四)红卫兵‘坟’
1968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蔬菜地为刚移栽的菜种地施水时,听见农六队山梁背后,从盐源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枪声越来越近,还没到十点钟,中队长郭川小跑到蔬菜地里传令大家马上收工,回到监舍后,大铁门便被上了锁,在坝子里巡逻的士兵,喝令我们,不得在院坝里闲逛,偷听。
那时,队部办公室静悄悄的,好像干事们都出去了,直到吃午饭时,也没有看到一个人影,到下午三点钟,羊圈方向枪声大作。
自从4月,六队连续两个月轮翻批斗会后,我们便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这天下午,我们被哨兵撵回自己的监房后,刘顺森向我递了一个眼色,我便按照往常的约定,进了厕所。
今天,厕所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俩选取了两个相邻的蹲位蹲下后,他告诉我:“拣粪的人带回最近北京发生的最新消息,毛泽东与刘少奇火并,刘少奇已被暗杀,杨尚昆已发动了兵柬。”他一面说,一面将一卷发黄的纸塞在我的手里,那是不知那一个造反组织散发的传单。
北京发生越来越公开的内讧,我们早有传闻,刘少奇是否被人暗杀,杨尚昆是否因发动兵变而被拘捕,这些并不重要,何况,在我们这种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在共产党彻底垮台以前,我们永远都无法弄清楚这些消息的真实性,何况弄清这些消息的可靠性有必要吗?
我们最最关心的是,毛泽东的独裁已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他的统治和开创的独裁统治,究竟还有多长的寿命?在行将灭亡时,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俩进监狱时,都还二十岁,单纯而又幼稚,入狱不到十年在炼狱中重新认识中共,但我们还不成熟,在这种复杂形势下,单凭一腔热血同专制主义去拼,还远远不够。
曾几何时,监狱里一阵打人风就使一切都变了。现在恐怕像王世春那样公开讲“毛氏膏药”笑话的人没有了,我也不会像去年六月那样在禁闭室里公开吼“天都快亮了!”我们是否应在自己的思想上加以修正,否则你我死绝了,这笔中共所欠下的债由谁来清算?
我们都深深陷入了沉默之中。
那天晚上,大监铁门紧紧的关闭着,下午离开这里的干事们好像并没有回来。晚上九点钟,也没有按往常那样,集合点名。只听见岗楼上传出了哨兵的命令,“各组清点人数,回房睡觉,晚上不准出来走动。”表面上看,很平静的夜里,一种说不清的危险不知潜伏在那个角落里。
大约十二点钟左右,与我们一沟之隔的农一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接着就是一阵阵的哀乐,我估计就在附近,今天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如果那哀乐是在给武斗中的死者送行,那么那枪声是在为死者致哀了。
哀乐持续到了第二天,第二天农六队依然闭门不出工。直到下午才看见干部们回来了,他们神情疲惫,衣袖上戴着白花……
几天后,本组派出去拣粪的肖弟良悄悄告诉我,盐源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从西昌开过来的全副武装的红卫兵造反兵团,与盐源地区的保皇组织,在盐源县城里激战了两天两夜,死伤无数。
他看见那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从盐源县城开出来一支足有七八辆卡车的车队,迳直开到了本农场农一队大门口。这时天已黑了,护送卡车队是十几名全副武装戴红袖套的年青人,沿农一队进门处的过道上还布了若干的岗哨,监视着戚黑一片的野外。
车队进入农一队的大门后,从车上卸下了好多用白布裹好的担架,当晚在坝子里用绿色的帆布,搭起了一个巨大的棚帐,并在里面设下了灵台。然后,在森严的戒备下,将这些白色的担架抬进了灵堂里。这些白布裹好的尸首,就是那天在盐源的武斗中“牺牲”的亡灵,灵堂里凑起了哀乐。
从第二天开始,几十名被挑选的就业人员,在武装的红袖笼监视下,就地挖了两个大坑。坑挖好后,那些尸体就被安放在里面,上面垒起了高三米的大坟荧。留下一个坑,大概是供下一批武斗牺牲者用的。已经落成的大坟包周围,插着用铁皮和木牌制作的灵牌和挽联,上面写着死者的名姓,和“以血还血”,“讨还血债”之类的标语。
从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农一队的大坝子,便被扎红袖笼的年轻人武装看守着,平时不准任何人进去。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的一个夜晚,那里又一次响起了枪声,一支不知从那里来的红袖笼,夜袭了这处坟地,据说是曾与他们发生武斗的红色造反组织,扬言要“踏平”这个山头,挖出被埋的人,用他们已经腐烂了的尸体,去祭那场血腥战斗中被打死的战友!双方又一次血染了这个山梁。
鸣呼,在这种“和平年代”里,究竟有什么血海深仇在双方心中解不开?难道他们连自已被人操纵,都不曾丝毫察觉?难道他们在打着誓死保卫他们领袖的时候,却没有好好想一想,这个领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除了空前的灾难,贪穷、饥饿、同胞相残杀外,什么也没有吗?
而今这些愚昧的死者找不到一处墓穴,他们的亡灵在这荒郊野外徘徊,担惊受怕!
我替这些死去的年轻人悲哀,可知道曾辛辛苦苦抚养他们成人的母亲,闻得他们的儿子竞落到惨死武斗场的下场,会怎么伤心欲绝吗?
中国年轻一代的人性怎么会泯灭到这种程度?他们那强烈的复仇心怎么会落到与自己相同命运的同胞身上了呢?这难到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么,它的后果会是怎样呢?
想到这些我感到了恐惧,我一定会在今后的无数夜晚中,做着相似的恶梦!尤其是,我怎么都没想到,差不多就在这同一时期,千里之外我的弟弟被造反派无缘无故的害死,我的母亲因此而投塘自杀,我的家正处在毁灭中……
我们曾住过羊圈反省室背后的那山头上,原来是一片稀稀拉拉的松林,我们常常在这里铲草皮积肥。就在这一段时间,场部发了通知,禁止我们在那里出入。后来,每当我们听到从那里播出的哀乐声,便知道,那里又增加了一片新的坟地。近段时间,那里传出的哀乐声隔两天就有一次,场部的干部们真不知犯了什么煞星,怎么在短短时间内接二连三的死去?
——两年以后,当那山坡靠堰沟的土地上种上了苹果树,我们去那里栽树,有机会再去那里,结果旧貌换了新颜,原来稀稀落落的松林中,生出了几十个新坟墓。
从那些墓碑上的记载,知道这些坟墓的主人都挂着政委、指导员、干事等等头衔、年龄都在三十岁上下,这些死者虽谈不上那一级官员,但毕竟是“高踞”在我们之上的“国家干部”。
墓碑上还记载着他们“悍怀毛主席革命路线”,因公殉职的事迹。
可惜这些死去的人到死都不明白,自己在中国的专制主义复辟的巨大灾难中,充当了可鄙的牺牲品!甚至于其中许多不悟之徒,在武斗被枪杀时还狂呼“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