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0日讯】“初一的年糕，十五的元宵。”
这是黄历中国年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所以每逢中国新年，年糕和元宵就成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年货，没有了那两样，似乎那年就怎么也过不踏实了。如此风俗缘何而起为何而生不得而知，得以世代相传想必有它的精到在里头，也许正因着“吃了年糕步步高，唁了元宵事事圆”的好彩头。
说起年糕，总让我想起一个人——一个挑着担子皮肤黝黑粗眉大目的高大汉子，那是我小时候邻家隔壁宁波阿婆的儿子。阿婆晚年随着远嫁的女儿来了上海落户，儿子平日里无法尽孝，过年来上海和亲人团聚就成阿婆家的一桩大事。因此每逢过年，阿婆家的房间就显得特别窄，那汉子时常不得不打地铺将就着过夜，腊月的天气睡地铺，寒气入了身落下病根不是好玩的，母亲看着心焦，就会送多两条棉被去给他御寒。阿婆感激，隔天叫儿子过来拜年，送了好大一袋子年糕说是自家做的，还软软的新鲜着呢！果然那年糕白净细滑，和市场上买的迥然不同，母亲过意不去以糖果回赠，那汉子腼腆地笑，总将糖果硬塞入我的小口袋。
汉子不仅会做年糕也会烹饪，他烧抄的年糕爽而不硬，软而不粘，总会博得满堂彩，那时候的邻家不似现在这般，门户紧闭只瞅着猫眼揣摩人，所以阿婆举家和我们都像自家亲人一般，从初一到十五，倘若没了额外应酬，大多挤在一张可以容得下十多人的大台面上划拳猜酒。每每那个时候，汉子就成了当然的主厨，在灶间忙碌着，母亲总喜欢在边上做帮手，说是帮手其实也想偷着学点手上功夫，可以有朝一日堵了父亲埋怨她厨艺不精的嘴解气，而我也自告奋勇当下手，结果通常是添乱多些，那汉子也不恼只咧着嘴乐呵呵地笑。汉子每次的压轴戏是抄年糕，年年年糕年年不同，荠菜冬笋肉丝做配料的年糕是我的最爱，总让我闻香垂涎。而母亲这时候也会拿出自家藏着逢年过节才舍得用的景德镇出陶的白玉盘来，于是荠菜的绿冬笋的鲜黄肉丝的红和着年糕的细白在玲珑剔透的白玉盘中就俨然是一道美轮美奂的艺术品了，教人不忍下手。只可惜之后举家搬迁，和阿婆家疏远了，很少见到汉子，自然没了那口福，如今到了纽约，更断了这奢望。虽然唐人街的一些中餐馆也不少江浙名厨，抄得一手好年糕，可总也吃不出那原香原味来了。
无独有偶，对于元宵的记忆似乎也和阿婆脱不了干系，阿婆是道地宁波人，宁波人管元宵叫汤团，阿婆手巧，搓得汤团小小一颗不过拇指大小，袖珍级的有点像上海城隍庙的酒酿丸子，不同的却是含馅的，这活儿就有点叫绝。我在一旁看着阿婆快手快脚，没一会功夫就满了一格子，以为简单，就常常拿了小板凳挨着阿婆坐下，和母亲一起学包汤团，结果自然是满手满脸都满了糯米粉团儿，也不见搓出一个圆圆满满来，成了大家的笑柄。
大凡这时候，阿婆手里忙活着，嘴里就不闲着了，传授她的家传秘诀。汤团好不好，还得看糯米团儿和得匀不匀，糯米团儿匀不匀得看糯米粉儿兑水是不是刚刚好，水太多则淤，不易成形，水太少则干，易开裂。搓汤团也有将就，手要先上些粉儿才不沾手，手起要柔不能太重，太重容易露馅儿，这是细活儿，用巧劲而不是蛮劲儿才可以运上手儿。阿婆嘴皮子一上一下的翻动着，带着口音的上海话听起来很滑稽就像是在唱改了腔的甬剧，她一边唱着，手里的汤团就像珍珠儿，以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势，按部就班密布在格子里，教人惊叹不已。通常这时候，母亲总帮着放水下锅，而我就有点等不及，在桌子上张罗着摆满青瓷碗儿，然后依着阿婆的吩咐，在每一个碗里放些桂花末子，阿婆说这样子的汤团才是极品连慈禧也喜欢得紧的。
阿婆手艺好，眼力却差，一碗汤团儿十八个我数得好好的，阿婆一不小心就会搞错，多放了一个，我就撅着嘴埋怨阿婆不会算数：“十八十八要发要发，十九那算啥？”，阿婆一旁打哈哈：“十九十九，实实在在，久久长长。”然后将那碗端了给我：“小样儿，多了归你，阿婆愿你快快长大，长大了快快找个好婆家。”羞得我满脸绯红。
现在想来，如果阿婆还健在的话，都快90了吧，而我也已经不再是喜欢粘在她身边的小丫头了。阿婆的手艺也许早已成了绝版，最终会在这个世上绝迹。只是每次，当我去超市，面对罗列在柜架上的那些包装得非常精致的速冻的宁波汤团的时候，我总会抑止不住内心的狂喜，满载而归。而每一次，这样的惊喜在汤团入口的一瞬间消失殆尽。
总有什么变了，一些被遗忘的篇幅，一些不经意的片断，或者一些已经倦怠了的情节一些无可奈何的内容。只是年年此刻，我心仍然会有一成不变的冲动，回到过去－－过去的那些聚首言欢，围火而歌的日子，那些少小无忧老大勿悲的日子，那些观着焰火听着爆竹看着青瓷碗里的元宵品着白玉盘中的年糕的日子，那些日子还会再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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