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7)

这时的长沙到处是儿童跑来跑去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国民革命歌”曲子是《Frere Jacques》——法国的儿歌。出现在街头的另一个欧洲发明是纸糊的高帽子，拿来戴在被游街的人头上，作为耻辱的象征。

十二月二十日，三百来人聚集在长沙幻灯场听毛泽东演讲。毛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跟毛同来的、化名卜礼慈（Boris Freye）的俄国人，事后向上司报告说：毛的讲话基本“可以”，就是太温和了一点。

毛的温和观点在其后的湖南乡间巡视时发生了巨变。毛后来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这三十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他巡视后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看出，毛发现他很喜欢暴力，喜欢大乱，喜欢残忍，他找到了自我。这一发现对他未来的统治产生了莫大影响。
毛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毛说他“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他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

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着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

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句也没有提及与农民切身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分田地。他对此没有表示丝毫兴趣。

吸引毛的是野蛮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会结构的暴力。这正是苏俄社会革命的模式。毛不是从理论上信仰这种模式，而是从性格上走了进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报告》。毛泽东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模模糊糊，在直觉上却与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他们其实不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者，而毛却是。所以，中共在把毛赶出领导圈子的两年之后，重新接受了他。一九二七年四月，毛再次成为中央委员，尽管只是“候补”。

毛这时随北伐的国民党政府住在长江重镇武汉。他现在俨然是国民党农运总管了，在武汉开始训练农运人员，北伐军打到哪里，就把暴力散布到哪里。在他的训练教材中，有一份讲农协会的人讨论如何对付“土豪劣绅”：“倘有土豪劣绅最强硬的，便割脚筋和耳朵，戴高帽子游行”，或者“必活活地打死”。

在毛的推崇下，农民暴力到处蔓延，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强烈反对。陈独秀六月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国民革命军有百分之九十出身于湖南。军人对所有农民运动的‘过火’抱反感态度。”“军官家庭的土地财产被没收；他们的亲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的刑罚……士兵寄回家的一点钱也会被没收”。军人们发现革命一场，反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

国民党中相当多人早就不满走苏俄的路，他们的愤怒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上达到高潮。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竞有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另外三分之一是亲共的，其中有不少秘密共产党员，未来将对共产党夺权起极大作用。许多国民党名人如今起来大声疾呼，反对农村暴力，要求与莫斯科的控制决裂，与莫斯科的手——中共——决裂。

就在这个时候，一千公里外的首都北京出了一件事，使国民党走到决定自己命运的关头。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北京当局突袭了苏联使馆，搜到大批文件，证据确凿地表明苏联正在中国图谋颠覆北京政府。文件暴露了中共与苏联的秘密关系，而中共领导人李大钊跟六十多名党员就住在苏联使馆的房产中。李大钊不久被绞杀。

从苏联使馆搜出的文件在全国报纸广为转载，苏联颠覆计划规模之大，激怒了公众舆论，也震惊了西方列强。国民党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地位。它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北京政府，苏联正给它出钱出力，中共也正在它的行列中并肩作战。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是苏联颠覆计划的一部分，推翻北京政府后会把中国变成苏联傀儡。如果国民党不改变自己的形象，它可能失去人心，更重要的，西方列强会不惜一切支持北京政权。

于是，有一个人抓住机会行动了，他就是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四月十二日，他下令与共产党决裂，开始“清党”。他颁发的通缉名单有一百九十七人，以鲍罗廷为首，毛泽东也名列其中。

蒋介石比毛泽东大六岁，一八八七年出生于浙江省一个盐商家庭。他在日本学过军事，是个职业军人，脸上常带着凛然难以亲近的僵硬表情。一九二三年，作为孙中山的大本营参谋长，他率团访问苏联。那时他被俄国人认定“属于国民党左翼”，“同我们很亲近”。但是三个月的访问使他极端反苏，特别反感苏联要把中国社会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搞阶级斗争。

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些感想一个字也没有公开说出。相反地，他给鲍罗廷的印象是他“对我们非常友好，充满了热情”。有了俄国人的支持，蒋上升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汪精卫。蒋掩盖他的真实色彩，为的是北伐必不可少的苏联军援。但同时，蒋不动声色地准备决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把一些共产党人从关键的职位上赶了下去。此事发生后，吃惊的苏联顾问开始考虑干掉蒋介石。索洛维约夫（Solovyov）二十四日给加拉罕（L. M. Karakhan）写信说：“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一年后，鲍罗廷秘密命令逮捕蒋介石。

蒋介石先下手了。北京那边一公布苏联搞颠覆的文件，他就发表布告，逮捕共产党人。行动首先在上海，那里蒋有了新的财源。几天工夫，共产党方面死了三百多人。共产党不能在上海公开露面了。但上海继续是中共中央居住与活动的地方。此后五、六年中，上海是处于地下状况的中共中央的代名词。

蒋介石在上海率先杀共产党人后不久，汪精卫也倒向蒋，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宣布“分共”。从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蒋政权持续了二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九年被毛泽东赶到台湾。

一九二七年的春夏之交，汪精卫“分共”在即，毛泽东自言他“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天他登上了长江边上著名的黄鹤楼，在那里写了首诗。始建于公元二二三年的黄鹤楼是古今诗人喜欢登临题咏的地方。唐崔颢《黄鹤楼》诗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以后“黄鹤”用来比喻一去不复返的事物。这似乎说中了毛泽东在国民党内所有的建树，即将化为乌有。毛登楼那天正是“烟雨莽苍苍”的时候。“黄鹤知何去？”毛问道，考虑着自己的前途。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诗：“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努力想拉住汪，拿他过去欢呼“好得很！”的农协会暴民做替罪羊。汪精卫六月十三日告诉其他武汉领导人：“据毛泽东同志报告，才晓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做杀人放火的勾当。”但毛这一着没用，汪精卫已在策画跟共产党决裂，把一切乡村暴力都归罪于共产党。毛只能同汪精卫分手。

生平第一次，毛有了掉脑袋的威胁。两年前的“逮捕”是有惊无险，他还可以雇辆轿子抬他到长沙，然后跑到广州。现在不同了。七月四日，陈独秀的一个儿子被砍了头。在共产党发动了一连串武装暴动，杀了不少人以后，到处就都杀开了共产党。只要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就可能被抓起来杀头。死者有的从容就义，有的慷慨宣讲信仰，有的呼口号，有的唱《国际歌》。报纸上登载着无情的大标题，为捕杀“拍手称快”。

但这时的毛，已看准了一个能安全生存的方式。不仅如此，他还设计了未来发展的蓝图：利用中共和苏联来为自己打天下。一九二七年夏天做出的这个决定，意味着三十三岁的毛泽东在政治上步入成年。(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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