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o:The Unknown Story》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56)

30 赢得内战(上) 1946~1949年 52~55岁
张戎(Jung Chang),乔.哈利戴(Jon Hal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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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赢得内战 1946~1949年 52~55岁

毫无恻隐之心是毛泽东的最大优势。一九四八年中共打长春时,因强攻不得手,改变围困绝粮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敌投降。五月三十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守长春的是郑洞国将军,他拒绝投降。由于城里五十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七月底,郑将军要平民离城。

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虽然他自己没有怜悯之心,毛很懂得这一人之常情,懂得怎样利用它。可是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他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

围困长春三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着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

甚至铁石心肠的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九月十一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未能实行,原因只可能是毛否决了它。只有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九月十六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吃的是“草和树叶子。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

当时的长春市长记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厂“九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五个月的围困下来,中共进入长春时,长春人口从五十万减少到十七万。就是中共的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十二万人。

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

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锁。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中共粟裕大将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只是粟裕大将没有说是哪些城市。

毛毫不留情地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入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一百六十万,二伕一兵。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一百五十万。淮海战役中高达五百四十三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

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二亿二千五百万公斤。★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
(★粮也用来做向国民党军队劝降的心理战武器。一个老兵对作家桑晔讲到他在摄氏零下十度的天气里,被困了整整一个月,“连皮带和皮鞋底子都煮了吃”。“过阳历年那天,我在前沿刨出来个冻得硬梆梆的死耗子,连毛都没褪干净,生着就下肚了。多少年来我还是觉得那死耗子好吃极了。”“一到吃饭的钟点解放军那面就开喊,‘小蒋介石们快过来投降吧,我们还有红烧肉,今天刚宰的大肥猪’……当官的把能想出来的办法部使上了,还是挡不住人跑。”)

在中共“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毛的“人民战争”。

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用毛的话说,“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中共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没错。但那是什么样的土地改革呢?

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共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他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

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一九四七年三月到六月,毛派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指着鼻子骂”,“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要死人,但死也不怕。”“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

康生指示把整家人作为斗争对象。斗争大会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着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剥下衣服,被厕所里舀来的粪淋在头上。孩子们被别的孩子唤作“小地主”,打得头破血流。康生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

“地主”这顶帽子可以戴在任何人头上。郝家坡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下多年,富人地也卖了,人也穷了,按中共《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就找不到地主了。没有斗争对像怎么行呢,康生规定群众不喜欢的人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于是村民们嫉妒、怨恨的人、通奸的人,便成了靶子。

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干部们的教科书。和彭德怀一道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说:“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我看见的一个村子里,四根绳子一齐吊了四个人。”其中一个是女的,“丈夫死了,女的那时都是小脚,在田里做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请个长工进来。他们问她粮食藏在哪里?为什么房里粮食不多?我知道她家并没有很多的地,没多少粮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他们把她的上衣剥掉,她有个吃奶的小孩,奶水往下滴,小孩在地上哭着爬着要舔奶吃……人们都把头低下来不敢看。”“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要来,连小孩子都要来看,强迫着来。叫你举手,你是不敢不举手的,不举手你也会遭殃。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

周小舟和夫人反对这类做法。但他们接到的指示说,这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复仇的正义行为。当时的口号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毛实际上要的是干部们鼓励暴行。周小舟等人被指责为阻碍群众运动,被当作“石头”“搬掉”。

毛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陕北佳县。根据给他的报告,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

毛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会后,他跟警卫们讲到土改中的各种刑罚如“吊、打、拉、磨、杀等”,“有的甚至连小孩子也斗到”。

一九四八年初,中共占领地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就这两种人,还不算康生新加上的斗争对象,起码一千六百万人成为受害者。死亡难计其数。

土改的结果,据给毛的报告是“人人都害怕”,“农村极度紧张”。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Jack Belden)在河北看到土改后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中共地区的农民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

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中共要农民出兵、出夫、出粮、出钱时,他们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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