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紐約的實驗室之後，我決定要持續嚴格遵循以「科學方法」勾勒出的原則。在向公眾或新聞界公開發表任何言論之前，我必須完成一項具有充分對照組的成功實驗。
我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仔細記錄植物反應的時間點，因為這些反應與環境中的突發事件有關。構思當中，我想到這樣的方法與當時進行的海豚研究似乎不謀而合（註4）。
註4：約翰‧立利，醫學博士（John C. Lilly, MD），《人與海豚》（Man
and Dolphin，紐約：Doubleday，一九六一年）。以及：巴比‧山多玆（Bobbie Sandoz），《聽聽野海豚說話》（Listening to Wild Dolphins，夏威夷：Beyond Words Publishing，一九九九年）。
海豚研究者表示，要讓海豚自己向你展示，不要反過來做。早期作植物觀察時，我不會刻意引發植物反應，而是在GSR裝置記錄植物訊號的同時，做我該做的事，並偶爾查看一下饒長的記錄圖譜。當顯著的反應發生時，我會試圖辨認周圍發生的事，找出可能引發反應的事件。
從二月二日的第一次植物反應之後，我的杜賓狗比特就和我一起待在實驗室和學校裏，持續了六個月之久。我們的秘書莉莉安（Lillian）怕狗，所以她每天早上會帶一片餅乾來安撫比特。如此一來，他們在那一天中便會相安無事。
可想而知，比特每天想要餅乾的時間愈來愈早，讓莉莉安變得有點緊張。實驗室裏的植物似乎能感應到二者的情緒；比特對餅乾的期待和莉莉安餵餅乾時的緊張都讓受測植物出現了一些有趣的反應（圖2D）。
（轉載自博大出版社《植物，也有情緒》一書）(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