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创刊时燕子就嘱作文，我感到很困惑。因为艺文在我的知识和能力之外，我不敢说些外行话来敷衍塞请。今天复承燕子来电，说想就高行健的得奖出一专栏，同时特别说明可就得奖引起的议论而非作品本身谈谈看法。而我实在没有可以示人的“看法”，但执意推托未免辜负燕子的雅意，所以只能说几句不得要领的话。
高行健得奖在中文世界里批评多于赞扬，在批评中又是“政治”性的批评多于艺术性的批评，而尤其让我这样的局外人不得其解的，是这些批评居然来自完全对立的两个阵营。作协负责人批评诺奖有“政治标准”“被用于政治目的”，一位对官方向持批评立场的朋友则在她文章的第一句话中说“我很难描述我在听到高行健获奖之后的愤怒心情”。她认为高行健在“政治”上不够格，比如对反抗专制的牺牲者“没有同情，没有悲悯”（指《逃亡》），与诺贝尔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
对同一物事，人们看法不会一样，也不必一样，但正不能同时是反，反亦不能同时是正。现在高行健既被以为是正，又被以为是反，那就只能是：一、一方认正为反或认反为正，二、对立的两方本是一事，三、与二有关，不合两方的脾胃。而从有关的议论看，原因似乎是三，因为高行健虽不免有政治倾向，但这种倾向十分淡化，远不足以让任何一方引以为同道。
二十世纪国人吃的苦头不算少，原因之一是那些革命者或“反革命”——此处意思一样——都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总是想“与民同乐”，要求所有人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跟上他们的步伐。这种心态源自一个错觉，即以为非革命便是反革命，反之亦然。其实革命或反革命只是少数“先觉”的事，在真心革命或反革命的两极之外有着既非革命也非反革命的广土众民。对这样的非革命和非反革命，我们可以名之为“不革命”。“不革命者”也许是不关心革命或反革命的邈远玄想，也许是不认同革命或反革命的行为方式，但这种不认同不关心与主动出击不同，完全是消极的。如果革命或反革命不革到或反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多半会在隔岸对革命或反革命遥表一种敬意。
写到这里不由想到当年邵康节对程伊川说的话：“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时自身且无所着，何能使人行？”“面前路窄”固是理学家之病，何尝不也是今天许多革命家与反革命的通病？！今天有人视“宽容”两字为寇仇，说起诸如“对不宽容不能给以宽容”时的不容置疑的口气，真好象已经占尽了天下的正理。窃以为以革命或反革命为志业的人，如果想广大自己的事业，或者哪怕是想博人同情而不是致人反感，都应该想一想邵夫子的话：面前路窄，何能使人行？
（转引自日本《蓝》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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