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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11日讯】编者的话：一个音乐人、一个戏剧工作者、一个左手写着小资的诗歌右手拿着铁锤嘴上挂着人民的矛盾体，因为一部《切-格瓦拉》和一部《鲁迅先生》，因为一些恍如隔世的言论和惊世骇俗的姿态，闹出了这么大的阵仗，这的确是作秀年代的奇迹。张广天热衷于革命，迷恋纯洁的激情，痛恨那些占有了话语霸权的名流，他的高烧和谵妄的大脑在一个日趋理性、清凉的年代显得那么奇特和突兀。看看黑板报网站里他的一些“信徒”在《切-格瓦拉》遭到批评后的暴力色彩的攻击和威胁，可以嗅到一种“非我族类”的气味。这个硬是被炒作成了明星的“怪人”，我们还是听听他和他的观众说了些什么吧。 □本报记者杨瑞春
这是一个完全用鲜艳的大红绸布装置起来的舞台，纯粹，但带有某种铺天盖地的意味。
在舞台的前排，中心的中心，坐着这个戏的导演、编剧、主要演员张广天，他用并不显得高明的嗓音唱着：“希望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这就好像说到出路，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歌词大多如此。听出来了，那都是我们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反复吟诵过的鲁迅的经典章句，竟然这么唱出来了————哦，哦……是了，这就是“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
像一年前的《切.格瓦拉》一样，“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也是选择在4月12日首演。也像《切.格瓦拉》一样，《鲁迅先生》上演之后迅速成为一段时间的争议焦点，叫骂声和欢呼声同样不绝于耳。
“有人要把他鬼化，我们就将他神化……有人故意混淆视听，我们就用强大的视听工具以正视听，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缺一不可……有人想淡化他、模糊他、分裂他，我们将有力地深化他、明澈他、整合他，告诉大家一个不仅在今天有意义的鲁迅，而且永远引领我们进步的鲁迅……”节目单的介绍对此剧的要旨开宗明义。
舞台上什么都有：管弦乐、电声乐、民乐，男女混声合唱、朗诵、民谣、曲艺，还有电影放映：包括图片、历史资料、动画和手绘的连环画。这个戏自称为“舞台大革命”，“与剧种艺术彻底告别！”
张广天一口烟黄的牙齿，让人印象深刻。这个因策划、导演《切.格瓦拉》而成了著名的“革命文艺突击手”的人与记者想象中不同，不是革命者的一脸棱角，而是一张富态的圆脸。说话也并不容易激动，甚至习惯性地带着某种微笑，用他带点上海味道的普通话娓娓道来，尽管他使用的词汇可能很极端。
这个人在大街上走，可能除了别在衣襟上的那枚毛主席像章没什么会惹得人多看第二眼；这个人像别人一样使用电子邮件，不过他邮箱的名字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字母缩写；这个人在舞台上表演，但他的眼神让你清楚知道，他才是观察者，一个观察观众的观察者。“我不打死人打活人”
记：来之前看了你的一些资料，听说《鲁迅先生》，包括以前的《切.格瓦拉》是为气某些人、刺激某些人而演的？老百姓是肯定看不到这个戏的，走进剧场的那些人，其实是你的对立面？
张：那是有点极端的说法。总体上说，我们的戏表示的是对当前戏剧整体上没有创造力的一种担懮，是针对保守的主流意识的怀疑。今天大多数人对固定的形式、已有的概念蜂拥而上，对它们怀疑太少。比如，我们说晚会是一种保守的形式，大家很快就会理解，而如果我们说王朔的小说是一种保守的形式，大家就不太理解，实际上他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已经成为主流中的一种迷信了。
记：具体到《鲁迅先生》这部戏来说呢？
张：现在的学术界和文艺界的年轻人，从前是被灌输鲁迅，然后就是反灌输，现在怀疑鲁迅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需要反这个怀疑，这本身就是对鲁迅精神的一种继承。
记：你说这个戏是为气王朔和钱理群他们的，王朔可以理解，钱理群什么地方让你不高兴了？
张：我看不惯的就是霸占着话语权力很风光的那些人，我不打死人打活人，王朔就没有种，他打死人，我就打他。钱理群去年不是搞了一个审视中学语文教材吗？他希望鲁迅的文章和体现集体主义精神的文章从课本中消失，我是针对这个说的。
记：但钱理群自认为是鲁迅精神的传承者。
张：很多打着鲁迅精神招牌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传承者。现在最可怕的不是否定鲁迅，而是阉割鲁迅。其实，不管是神化鲁迅，还是鬼化鲁迅，都未尝不可，我觉得都要凭着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被时尚和保守的主流牵着鼻子走。这是创作力极需要的东西。我甚至很担心去年演出《切.格瓦拉》时观众表现出来的那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
记：那么《鲁迅先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切.格瓦拉》的挑战了？
张：至少你可以看到，我在这个戏里面没强调什么东西，而是非常平静地对待，不做当下的表述。
记：但我觉得你在戏里面并不平静，立场极其鲜明。
张：没有啊，我对鲁迅的把握其实是按照八十年代以前对鲁迅的肯定来做的，我呈现出的鲁迅是几万万同胞经过斗争认可的鲁迅，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全民认可的一个鲁迅形象，而不是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甚至我个人的看法。
记：你的意思是说，你自己对鲁迅的看法和你在这个剧里面的表述并不一致？
张：啊……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其实是一致的。作为我个人————一个男人、一个戏剧导演、一个诗人、一个商品社会中的个体，肯定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作为群体中的一分子，我没有什么不同看法。
记：你说的是什么群体？这个概念好像很模糊。
张：民众的群体，我说的是不广泛掌握资源的那部分人。一个戏剧导演可以是服务于民众精神的。
记：那也是你所认识、想象的民众精神吧。
张：对，也可以这么说，但究竟是不是，需要历史去检验。
记：那是不是可以说，你所做的戏剧并非发自内心？
张：是发自我的内心。……作为个体来说，我在今天这个社会中很受益，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可以赚很多的钱，这样的商品社会对我很有利，但我不希望按照这个状态来生存，我对自己的既得利益没有好感，我希望民众更多地获得资源。我现在的状态不就是旧社会唱戏的老板吗？我也是一个资产者，我从资产者的既得利益出发有一个我的看法，但这个看法是不真实的，是一个异化的我，是我屈从于这个商品社会的一种做法。
记：就是说你做这个戏的时候是有意识地站在相反的立场上看问题，是吗？
张：这不是有意识，是我的追求……当然，追求可以被认为是有意识的。
记：那还不是不真诚吗？
张：当然真诚，换句话说，我是在背叛我这个阶级。我觉得当个资产者是可耻的，这是我的内心……
记：为什么你喜欢用“阶级”、“资产者”这些带有很强斗争色彩的词汇，你是不是在故作时髦？
张：因为我们在奔向资本主义的大道上太疯狂了，疯狂到不尊重事实。我想提醒他们，曾经养育过我们的东西有毒素，也有好的，不能全盘否定。对我们自己长大的环境不能做到如数家珍，至少应该有一种平和的心态。以炒作对抗炒作
记：有一些评论认为你采取这样一种姿态只不过是在作“革命秀”，按你自己的话说，本质上你不过是为了追求那些资产阶级的利益罢了。
张：这些话从辩证的角度说也对。首先，我们卖票、在剧场里卖《切.格瓦拉》的CD和海报，这种商业行为是要挣钱的，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就无法继续我们的戏剧事业，因为大环境是商品经济，不用商品经济的手段就不可以演戏。其次，如果说作秀也可以承认，因为不把我们这一帮人炒红我们就没有话语权，就不可能和我们的对立面进行斗争，所以我们不但要作秀，还要狠狠作秀，不但要炒作，还要狠狠炒作。炒作是文艺革命的暴力手段，作秀也是文艺革命的战略战术。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以恶制恶。
记：那么你不是走到了自己的悖论了吗？你实施的手段和你追求的理念实际上是冲突的。
张：善良的人指出我们的目的和手段不同，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且认为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继续作深刻的思考，但是对敌手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他们是心怀叵测的，他们已经看清楚游戏规则了，并且希望我们这些没有资源的人不要看清游戏规则————我们不但要这么打，而且越打规模还要越大，因为这个代表了对那个游戏规则的挑战。要是没有人去顶他一下，永远是占有资源的人说话。每天都看《毛泽东选集》
记：你有一次和观众对话，说有些东西是没法说的，指的什么？
张：我所说的不能说的话，是在用八十年代以前的标准来肯定鲁迅————所谓“废黜百家，独尊鲁迅”，这个话在很多人听起来是非常刺耳的。当然，实际上我未必希望独树鲁迅，但我看不起今天的知识界，只有鲁迅先生还能作为知识界的一杆大旗树在那里，所以从内容上讲“废黜百家，独树鲁迅”又是对的，因为只有鲁迅，哪来百家？如果真有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那鲁迅不打自倒。
记：旷新年说你是“搅了知识界清梦的不法之徒”，你是不是认同这种看法？
张：他说的话有一定道理，只不过夸大了我的战斗力，我可能不过是搅了一些人的清梦。旷新年还有一句话说是我是一个受了伤害的人，一个受到伤害的人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疗伤，舔舔自己的伤口，另外一种就是起来反抗，我采取后面一种态度。
记：你的两部戏很奇怪，最热衷于评论它的往往不是戏剧界的人，而是思想界的人。
张：这很有意思，戏剧界很生气，因为我要端人饭碗啊，我们的做法是要断绝剧种艺术、门类艺术的出路，如果戏都这么演，群众适应了我们这种美学诱导，戏剧学院教出来的不就没有人看了吗？所以，戏剧界的人一般来说有两种态度，一是保持沉默，一是完全否定。思想界呢？也未必就有真正的反应，只不过受了一些刺激，因为压迫可以伤害人，反抗同样可以伤害人。
记：你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张：从民众中来的。
记：影响你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张：还是毛泽东思想，我到现在每天都在看《毛泽东选集》。
记：为什么你表达自己的观念要拿格瓦拉和鲁迅这两个著名的符号化的形象来做载体？
张：这说明我还不太有勇气，如果我写一个普通的教书匠，写一个在南方打工的女工，写生活中真正伟大的人，比格瓦拉和鲁迅都伟大得多的人，我还没有勇气，因为这是一个话语霸权的市场社会，如果你不找一个视点中心，很难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我真正想写的绝不是格瓦拉和鲁迅。
记：在你的世界里，好像总是非此即彼，《切-格瓦拉》里面分成街这边的、街那边的，《鲁迅先生》里面也是，除了鲁迅就是那些反动文人，好像没有什么中间地带。
张：我不是真的非此即彼，而是因为现实有点太模糊了，太好坏不分了，那么听听我这种话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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