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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0日讯】 这里选录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三篇短文，一以贯之，说的是知识份子必须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想，不论你是不是知识份子，只要你是现代公民，都应该好好读读这些箴言。
1927年6月2日，著名学者王国维跳进颐和园的昆明湖自尽，年仅五十。为什么正当盛年的文化重镇要自寻短见？王氏的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变在何方，辱自何来？有人说是“殉清”。可是，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赶出紫禁城，为什么那时不殉，而末代皇帝正在天津租界自得其乐之际却那麽动情？它如私人瓜葛或恩怨致死说等等，均难自圆其说。两年后，陈寅恪为故友撰写的纪念碑铭文驳斥了上述猜测，义正辞严地指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看看当时的社会环境，不难理解陈先生在这里不仅是为亡友辩诬，更重要的是在关乎中国前途的大是大非面前，发出了一个知识份子的正义呼声。一个不能不正视的情况是：不但1927“四一二”的腥风血雨震惊全国，而且在此以前，随着 “国民革命”和“北伐”阴暗面日益暴露，各地知识份子早已坐立不安。听听刘少奇是怎么说的吧：“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 加上自国民党推行所谓“党化教育”、“党化司法”……取消新闻自由和思想、学术自由，极权统治已在地平线上突显。于是，除了少数激进知识份子和部分青年学生外，知识阶层中不少人念及南国，惴惴不安。王国维自沈，无非是敏锐地察觉行将失去自由的知识份子极端悲愤和绝望的体现。当陈寅恪两年后提笔撰写碑铭时，先觉们的担心已不幸言中。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悍然宣布：“确定总理（孙文）遗教为国家之最高根本法……全国国民，均宜恪守勿渝” 并宣布“一切学问知识只有用来作证明的材料，说明的方法”， 要对“自由思想加以严格的批评” ，开创了20世纪中国某个政党径行以某个人的思想为国家宪法和思想准绳，取缔自由，建立新式专制统治的记录。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面对这样的荒唐，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份子愤怒地指出：“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与胡适有所不同，陈寅恪一向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很少评论时政。但像他那样对中西学术文化有深刻了解的现代知识份子，深知没有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就不会有王国维远超前人的学术成就；也不可能让自己蓄势待发的学术成果破土而出；更不可能让祖国的学术文化日新月异。他的大声呼喊，体现着为学术而学术的群体正在打破沉默，与胡适等公共知识份子和“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革命者互相呼应，谱成抗议文化专制主义的正义大合唱。
进入50年代，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思想改造，学术批判，镇压反革命，反右派……目不暇接。在经受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打击后，呼喊者沉默了；沉默者更沉默；委琐、奴颜婢膝、凄凄惨惨戚戚成了中国知识份子的典型形象。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应发生的灾难？重要原因之一是愚昧无知，而又妄自尊大。最大的灾难到来之前的1951年，陈寅恪已为祖国的学术文化忧心忡忡：“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而今举国皆沈醉，何处千秋翰墨林。” 1954，在以批判胡适、胡风为中心的暴风骤雨就要到来的前夕，中国科学院邀他北上主持中国中古史研究所，他写下答复科学院的那封著名的信。同年写就《论再生缘》。他又一次为思想自由、独立人格呼号。这是奇谈怪论乃至异端，还是深悉现代学术文化发展必要条件的大师的箴言？时至今日中国人尚要为这些常识花费时间，这绝对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光荣。
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悲叹我们缺乏能在世界学术领域领导潮流的大师。没有能让知识份子自由驰骋的社会环境，能有大师吗？体制或曰具体制度是决定人才成长快慢的关键。我们的大学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还有多远？翻翻我们的报纸吧！与连篇累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呼吁的同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呼声是那麽冷落，似乎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进入21世纪，惧怕在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中再一次陷入劣败的命运，朝野人士同声呼吁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可是，没有自由心灵，何来创新？
不是说要进行素质教育吗？离开从小就培养我们的公民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所谓素质教育就失去灵魂，不着边际。
中国又一次面对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一切关心祖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人们，特别是手中掌握大小权力的官员们，请读读陈寅恪的肺腑之言，也许你能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写于2001年3月16日
发表于《同舟共进》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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