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5月04日讯】(大纪元记者王明编译报导)美国卡内基基金会访问学者威廉．多布森( William J. Dobson) 近期在《华盛顿邮报》撰文“中共想要改变话题。我们不要”。他在文章开头说，中美人权对话4月底甫于北京落幕，由于双方过去曾多次针对中国人权协商，但实质效果甚微，本次会谈之前，国际关心人权的团体并未赋予过高的期望。
果然经过两日的会谈，一点也不令人惊讶，美方提出的人权议题，中共官方刻意避重就轻，甚至不愿回答美方所提被逮捕的维权律师和民主人士的下落和现状。据维权律师指出，主要是中共当局面临了内外政经的复杂局势，但能够选择的对策却很少，心里感到害怕，且迹象显示，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主体的政权，现今的自信比刚上台时还要低。
多布森指出，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民主人士和政治异议者，进行了近年来少见的一连串镇压。他们当中有的被中共政府逮捕，遭受拘留或实施全天候的软禁。部分人士被非法逮捕后便音讯全无，至今生死未卜。
尽管西方国家大都谴责中共当局对人权转趋强硬的态度，不过，中共当局依然顽固不化，硬是打压人权到底。四月，中共当局更任意逮捕著名艺术家艾未未；他们宁可违反中国的法律，将艾未未单独监禁数周，也拒绝其与外界接触。
以过去的中美人权对话的经验来说，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的诉求，并不总是觉得如此无力。曾有过一段时期，美国可寄望双边的人权会议，产生实质上改善人权的助益。从表面上看，那时中共政府可能会小让步，或者不会发出立即的回应。但是，中国的异议者终究可能会被释放。而被关押的民主人士，可被允许以“健康因素”移居海外。
那时两方的关系建立在更宽泛的议题上，人权议题便可能在利益的折冲之中，获得中共政府的妥协或让步。当时这种谈判的模式经常出现，获释的中国异议者，便立即搭乘从北京直飞底特律，被称为“异议者的航班”抵达美国。
但是，4月底在北京的双方人权对话，却嗅不出上述谈判模式的味道。据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麦可．波斯纳（Michael Posner）表示，有关民主、人权和劳工的议题，中共官员甚至不愿意答复最基本的问题，如被逮捕的异议者他们的下落和现在的情况。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共政府前后的态度不一致呢？
作者指称，首先，是中国本身改变了。它现在较80和90年代富裕多了，国力也更强大，也更敢于从事以前不敢做的事。在20或30年前，时常听到这样的论调，特别是在中国的那一方，“如果未来中国强大了，会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论调，但迄今为止，并未看见中国朝这个方向前进。反倒是，北京政权似乎已不再在意西方其它国家的看法了。
维权律师及民主人士在中国被镇压，并非因中国境内发生了群众事件，进而促使中共当局采行高压的手段。换言之，并没有集会游行的活动，或者他们呼吁结束中共专制统治而遭到逮捕或拘留。实际上，中国近几个星期被捕的维权律师，他们政治性的诉求远远低于20或30年前的政治异议者。相反地，这一波的大规模逮捕与今年二月底以来，非洲阿拉伯国家反独裁的“茉莉花革命”浪潮息息相关。阿拉伯世界绽放了民主的花朵，却将中国推入了更专制的政治深渊。
波斯纳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改善。不幸的是，他的判断很可能是错误的，主要是中国面临着2012年政治领导权更替的前夕，此时，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通常会压迫执政当局，采取更加保守的人权政策，及实施严密的安全措施以维护其政权的稳定。
波斯纳上述看法另一项错误的原因是，任何专制政体政治开放后，虽然人民生活比以前更富裕，国家也较强大，数十年来放宽了对政治异己的控制，这对中共当局来说，内心是感到不安的。假使中国惊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成长，没能改善在政治上打压异议者的事实，那么中国经济将因政治改革的脚步迟缓，失去了持续成长的动力。
作者多布森认为，今年2月份政治镇压刚开始的时候，当时一位尚未被拘留和软禁的维权律师说：“他和其他律师之所以承受了如此大的政治压力，主要是中共当局心里日渐感到害怕，他们面临了内外的复杂环境，但能够选择的对策却很少。” 这位律师还特别强调说：“有迹象显示，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主体的政权，他们现今的自信比刚上台时还要少。”
最近几个月一连串逮捕异议者的事件表明，这位律师的判断是正确的。作者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在中美人权对话的会议中，没有理由跟着中共的节拍走，仍应坚守人权的议题，并加大相关的诉求，促使中国内部真正在人权的议题上有所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