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1月12日是国父孙中山先生150岁（虚岁）诞辰，大纪元网站从黄花岗杂志获得授权，连载《千古圣哲孙中山》，以供读者了解国父的生平事迹。
之三﹕觉悟
孙中山出生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正值满清王朝走向衰败的末途，政治一片黑暗，官场腐败横流，列强纷纷入侵，华夏大好山河面临瓜分豆剖之势，仁人志士无不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任责深思的年代。
孙中山天资聪慧，心灵睿智，敏于事而慎于思。在他求学时期，身边事，周围事，无不时时引起他的思考。一九一二年孙先生曾忆述：“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
“若夫最大权利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1）
孙先生青少年时代，先后在家乡、檀香山、香港三地求学。生在家乡，长在故里，故乡的一切深刻胸中。檀岛、香港先后生活、学习十年，两地的风土人情，教育方法，人文民俗，社会环境，市政面貌，经济政治，方方面面之差别，自然而然给孙先生以深刻的影响。与家乡相比感受更深。先生家居香山县翠亨村：“香山县是广东省郡外户，位于广州三角洲的南部；正当西江、北江及东江出海处，是广东省境水道交通及海运最发达的地方。西北一隅接连内陆，北与番禺、顺德二县为界，西与新会县为界，东南临海控珠江口，东与东莞、宝安二县遥遥相对，南面汪洋，其中岛屿罗列。县治石鼓镇居全县之中，北距广州佛山（直线距离）约七十公里，距容奇约四十公里；东南距香港约八十公里，西至江门约三十公里，南至澳门约五十公里。
“广州滨海县七，而香山独斗出海中，勃郁灵淑之气，与南澳奇甸争雄，洵属沃土奧区也。可见香山县地理环境的优良。”（2）
香山县的翠亨村群山环抱，濒临南海，与澳门香港遥相对望，风景秀丽，一派灵敏之气，算得上是山清水秀之地，但与檀岛、香港相比，却令青年时代的孙中山扼腕叹息。
孙先生在檀香山五年，学习了英文、开阔了心胸、增加了知识。假日课余在市街散步，发现很多翠亨村没有的新事物。一八八三年夏，奉父命回国时，搭乘小船还未到达故乡，就有异样的感触：河山依旧，人事腐败日甚。
一八八四年，孙先生到香港中央书院学习。三年后进入香港西医书院。西医书院的环境与气氛，尤其是西医书院创始人兼生理学教授何启博士，对孙先生的熏陶及影响更为深刻。何启不单单是位学者，更是位积极关心国是的社会活动家。当时清廷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曾在伦敦刊行的《亚细亚评论季刊》撰文，鼓吹中国“先睡后醒论”，大言中国已经觉醒。何启与胡礼恒针对曾纪泽的无的之论，撰文予以反驳。并且以为中国最大病症在政治社会道德衰微与罪恶习气。何启郑重指陈：
“自古及今，自今及往，凡所谓上国名邦，神州帝宅者，其肇基王迹，奠厥宏谟，所恃者无他焉：公平之政令而已。然则公与平者，即国之基址也。
“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公则明，明则以庶民之心为心，则君民无二心矣；平则顺，顺则以庶民之事为事，则君民无二事矣。措置妥贴，众志成城，此其所以植万年有道之基，享百世无疆之业也。
“今者中国政则有私而无公也，令则有偏而无平也。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贱奴也；官吏如虎，而君上纵之不啻如鹰犬也。基已削矣，址已危矣，而欲建层台、起岑楼，吾不知其可也。
“今侯（指曾纪泽，因其以承袭爵位入士，故人称曾袭侯——笔者）以海防添筑，炮利船坚为中国之醒之据；是犹治荆棘者，仅剪其叶；治毒流者，反筑其防而已。以此为醒，无宁其睡！何也？事贵有其可凭，力贵用于实际。……故事空有为之名，而无为之实。
“中国惟有此敝政，故见削于强邻；惟有此敝政而不修，故积弱而难返。
“夫敝政之流也，其患岂特不能不外御强敌已哉，即内治亦觉其不可。何则？国之本在于民，而民之身家在于官；官不保民，而民危矣；官反害民，而民愈危矣。
“今之从政者，非理烦也，非治剧也；奔兢而已，趋承而已；今之牧民者非休养也、非生息也，营私而已、受贿而已。如此，则民危，而浇漓刻薄之徒，谗而谄谀之辈，又复从而助虐之搜剔之；则是豺狼噬人也有饱时，而官府之私囊无时可饱也。盗贼之劫人也，犹有法治，而官府之剥民也无法可治也。如此则民愈危。根本浮动，国何可安？
“今夫国之所以自立者，非君之能自立也，民立之也；国之所以能兴者，非君能自兴也，民兴之也。然则为君者其职在于保民，使民为之立国也；其事在于利民，使民为之兴国也。”（3）（按﹕何启之论，犹针对今日而言；而今日中共腐烂暴虐统治之现状，则为晚清满族贵族统治所望洋兴叹。）
何启对于国是的真知灼见，对正在求学的孙中山，如何思考社会问题，如何思考国家大事，自然产生极大的启发与鼓舞。
孙先生在香港读书期间，经常奔走于香港、香山之间。自然而然会对香山、香港两地的感受进行比较。香山、香港隔海相望，相距不过五十英里。香港原是一个荒岛渔村，一八四二年，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英人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竟将一个荒岛渔村建设成为秩序整齐、建筑闳美 的“东方明珠”，国际金融都会。而香山却是面貌依旧。即是号称具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整个中国，又是怎样呢？在满清异族王朝的统治下，政治黑暗、经济落 后、不思改革、故步自封、盗贼四起、民不聊生。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为什么英国人能踏着历史步伐的节律快速前进，而中华大地却在昏昏沉睡？而四万万华夏子孙都麻木不仁？
在赴香港学医之前，孙先生一度曾有投身海军的想法，因为这是御侮图强的直接而实际的途径。后因一八八四年八月中法马尾海战惨败，而使孙先生想投身海军的报国壮志无法实现。中国人费时七年建成的福州马尾造船厂和十余艘兵船，竟被法国海军在七分钟内轰毁破坏。之后，又甲午战败，北洋水师损失殆尽，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十年成之不足，一旦毁之有余。外国人的强横，中国满清政府的衰弱不振，更使孙先生痛心。
为了寻找中国落后衰弱的原因，孙先生在香港利用课余之时，由市政研究进而为政治研究。孙先生说：“研究结果，知香港政府官员皆洁己奉公，贪赃纳贿之事绝无仅有，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我至是乃思向高级官员一试，殆试诸省政府，知其腐败尤甚于官僚。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于是觉悟乡村政治乃中国政治中之最清洁者，愈高则最龌龊。”（4）
孙中山是一位胸怀天下的智者，他于求学时代，时时都在关注着社会民生。当他看到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时，使他对于满清政府种种罪恶的认识更加深刻：“ 这些罪恶的来源是贪污，而这种贪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在现在的统治下， 任何一个要想诚实的官吏，都不得不跟着那些不诚实的人的足印走，不然就得完全脱离官场的生活退休下来。他必须接受贿赂，才能支付他上级对他索取的贿赂，而 且必然要纵容两种贪污：在他的下属们中间的，以及比他的职位或官阶更高的那些人中间的。”）（5）（按﹕犹如直语今日之马列中国。）孙先生面对中外政治、社会的天壤之别，开始思考：欧美诸国在确立文明社会制度之前，会是什么样子呢？先生在香港大学演说时说：“又闻诸长老，英国及欧洲之良政治，并非固有者，乃人经营而改变之耳。从前英国政治亦复腐败恶劣，顾英人爱自由，佥曰：“吾人不复能忍耐此等事，必有一更张之”。有志竟成，卒达目的。我因此遂作一想曰：“曷为吾人不能改革中国之恶政治也？”
“中国对于世界他处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着，厥为改变政府。现社会中最有力之物，即为一组织良好之政府，中国则并无良政府。数百年来只有败坏一切之恶政府。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6）
孙中山救国救民的志向，首先选择的是改造、改良之法。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两次“上书”中。
一八九○年，孙先生假期回乡，适逢自美国归来的郑藻如在家养病。郑藻如，香山濠头乡人，曾任津海关道，为人廉干沉毅、德器深厚、识略闳通；前在上海机器局十余年，与洋人交涉日久，深明机要，熟悉情形。-故奉命为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办理外交事务，成绩卓著，深受乡里父老尊重。孙先生就如何兴农桑之利、驱鸦片之害、兴学育人致书郑藻如：“窃维立身当推己及人，行道贵由近而致远。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方今国家风气大开，此材当不沦落。某之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势之得失。第以所学虽有师承，而见闻半资典籍；运筹纵悉于胸中，而决策未尝施诸实事：则坐而言者，未必可起而行。此其力学十余年，而犹踌躇审慎，未敢遽求知于当道者，恐躬之不殆也。
“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贫，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而得之于赋畀者；又不敢自弃于盛世。今欲以平时所学，小以试之一邑，以验其无谬，然后仿贾生〔山〕之《至言》、杜牧之《罪言》，而别为孙某《策略》，质之当世，未为迟也。伏以台驾为一邑物望所归，闻于乡间，无善不举，兴蚕桑之利，除鸦片之害，俱着成效。倘从此推而广之，直可风行天下，利百世，岂惟一乡一邑之沾其利而已哉？！
“呜呼！今天下农桑之不振，鸦片之危害，亦已甚矣！远者无论矣，试观吾邑东南一带之山，秃然不毛，本可植果以收利，蓄木以为薪，而无人兴之。农民只知斩伐，而不知种植，此安得其不胜用耶？蚕桑则向无闻焉，询之老农，每谓土地薄，间见园中偶植一桑，未尝不滂勃而生，想亦无人为之倡者，而遂因之不广耳。不然地之生物岂有异哉？纵无彼土之盛，亦可以人事培之。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此实事之欲试者一。
“ 古者圣人为民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而民得安熙于无事。今夫鸦片，物非虫蛇，而为祸尤烈，举天下皆被其灾，此而不除，民奚以生？然议焚议辟，既无补于时艰；言禁言种，亦何益于国计。事机一错，贻祸无穷，未尝不咎当时主持之失计也。今英都人士倡禁鸦片贸易于中国，时贤兴敌烟会于内，印度教士又有遏种、遏卖、遏吸，具有其人，想烟害之灭当不越于斯时矣。然而懦夫劣士，惯恋烟霞，虽禁令已申，犹不能一时折枪碎斗。此吾邑立会以劝戒，设局以助戒，当不容缓；推贵乡已获之效 ，仿沪上戒烟之规。此实事之欲试者二。
“远观历代，横览九洲，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反此。呜呼！今天下之失教亦已久矣， 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此所谓弃天生之材而自安于弱，虽多置铁甲、广购军装，亦莫能强也！必也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也。则智者不致失学而嬉；而愚者亦赖学以知理，不致流于颓悍；妇孺亦皆晓诗书。如是，则人才安得不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不强哉！然则学校之设，遍周于一国则不易，而举之于一邑亦无难。先立一兴学之会，以总理其事。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各一所，其费随地筹之，不给则总会捐助。又于邑城设大学馆一所，选蒙馆聪颖子弟入之，其费通邑合筹。以吾富庶之众，筹此二款，当无难事。此实事之欲试者三。
“之斯三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国之大幸也。某甚望于台驾有以提倡之，台驾其有意乎？”（7）
孙先生怀抱救国救民的壮志宏图，这是第一次见诸于文字。潇洒千余言，无不针对时弊而发。充分显露出孙先生在西方文化教育的环境中，接受科学方法的训练已见成效。他首先是“观察”社会，列出弊端，综合而提出问题：农桑不振、鸦片为害、文盲遍地。如此现状，若不改变，民何以富？国何以强？然后用心“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方法拟出须要经过“实验”，才可知效力如何。因而上书郑藻如，企望他起而提倡先在香山县实验。孙先生认为：书中所列种种弊害，不仅是香山县一地特有，而是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他明确提出：“之斯三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他邑起而效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以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国之大幸也。”
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后稷教民稼穑，嫘祖授民蚕桑，因此，数千年来炎黄子孙一直视农桑为兴国之本。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而成。然一日弗得，则饥寒至，世人概莫能外。孙先生对此极为重视，面对中国农业粗放落后的耕作状况，先生极力主张学习泰西新法，振兴农桑，以实仓廪。因此于上郑藻如书后，又特撰《农功》一文提醒国人注意。他郑重指出：“古之言曰：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七人，最下食五人。同此土田，同此树艺，而收获之多寡迥乎不同者，农功之勤惰为之也。故水潦出于天，肥硗判于地，而人力之所至，实足以补天地之缺陷，而使之平。……反硗确为沃壤，化瘠土为良田，地利之关乎人力，概可知矣。
“且地之肥瘠，何常之有？万里中原，沟渠湮废，粟麦而外，物产无多，地之肥者变而瘠矣。……三古农书不可考已，今所传者，如《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亦多精要。大抵文人学士博览所资，而犁云锄雨之俦，何能家喻而户晓？况劳农劝相，虚有其文，补助巡游，今无其事，民亦因循简陋，聊毕此生。盖官民之相去远矣。
“泰西农政，皆设农部，总揽大纲。各省设农艺博览会一所，集各省之物产，考农时与化学诸家，详察地利，各随土性，分种所宜。每岁收成，自百谷而外，花木果蔬，以至牛羊畜牧，胥入会，考察优劣。……事事讲求不遗余力，先考土性原质，此辨物产所宜，徐及浇溉粪壅诸法，务欲各尽地利，各极人工。所以物产赢余，昔获其一，今且倍蓰十百而未已也。
“……其尤妙者，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朝得一法，暮已遍行于民间；何国有良规，则互相彷效，必底于成而后已。
“稽古帝王之设地官司徒之职，实兼教养。孔子策卫，曰富之教之。其时为邑宰者，蚕绩蟹筐，著有成效。近世鲜有留心农事者。惟泰西尚有古风，为民上者，见我所无之物，或有其物而美不如人，必穷究其所以然，故效法于人，蕲胜于人。
“我国似宜专派户部侍郎一员，综理农事，参仿西法，以复古初。……盖天生民而立君，朝廷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来去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也，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钜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日鳃鳃然忧贫患寡，奚为哉？
“……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则出入有节，种造有法，何患乎我国之财不恒足矣。”
由《农功》一文我们不难看出，在孙先生的思想中已经形成，凡事既要继承中华民族古代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习西洋的先进思想及科学新法，以求实现我国自古以来的重农政策以及孔子所提倡的“足食”立国利民愿望。孙先生认为，古代帝王尚知设地官、司徒之职，兼教、养于一身，关心农桑。而近世的政府却对农桑漠不关心。人家泰西诸国尚有古风，能确实做到，“为民上者，见我所无之物，或有其物而美不如人，必穷究其所以然，故效法于人，蕲胜于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孙先生强调：“盖天生民而立君，朝廷设官，以为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视民之来去生死，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满目，盗贼载途也，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钜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日鳃鳃然忧贫患寡，奚为哉？”对于当时各级官吏完全不顾农桑事业的种种积弊指斥不遗余力，言词激切，公开流布，可说是两年以后创立农学会以掩护革命行动的先声。
农业文明，是人类史上最为古老的传统文明，一端链接着辽阔无垠的大自然，一端链接着朴素原始的人心、人性及人生。她是随后而生的各类物质文明的先导与基础。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大概正是孙先生的基本着眼点。如果说上述文献只是从局部的角度提出问题，以求解决，极力主张振兴农桑，繁荣经济的话，那么上李鸿章书则充分体现出了孙先生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
“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 ”这是孙先生在上书中所做的自我介绍，从这一介绍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的孙中山，不仅仅只是一位深爱中华民族的热血青年，更是一位饱读当代科学书籍、洞悉中外政治礼俗、富国强兵之道、睦邻交际之宜的有识之士。面对满清王朝江河日下、无力回天的衰败颓势，针对当时洋务运动的盲目性，孙先生开出了第一张处方：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船坚炮利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对于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孙先生解释说：“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弛，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备于学。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质有愚智，非学无以别其才，才有全偏，非学无以成其用，有学校以陶冶之，则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盖贤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见一，或千万人而有一，若非随地随人而施教之，则贤才亦以无学而自废，以至于凐没而不彰。泰西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养之道也。
“且人之才志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于世之心，则虽处布衣而以天下为己任，此其人必能发奋为雄，卓异自立，无待乎勉勗也，所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后生也”。 至中焉者，端赖乎鼓励以方，故泰西之士，虽一才一艺之微，而国家必宠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奋，士不虚生。
“今使人于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则虽智者无以称其职，而巧者易以饰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遗贤，朝多幸进。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务取所长而久其职。故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学院，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学堂，若其他，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达练者为监工，商情谙习者为商董，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总之，凡学堂课此一业，则国家有此一官，幼而学者即壮之所行，其学而优者则能仕。且恒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夫久任则阅历深，习惯则智巧出，加之厚其养廉，永其俸禄，则无瞻顾之心，而能专一其志。此泰西之官无苟且、吏尽勤劳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抑郁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秉国钧者，盖于留此意哉！
“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自后稷教民稼穑，我中国之农政古有专官。乃后世之为民牧者，以为三代以上民间养生之事未备，故能生民能养民者为善政；三代以下民间养生之事已备，故听民自生自养而不再扰之便为善政——此中国今日农政之所以日就废弛也。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所谓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难乎！泰西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如印度之恒河，美国之密士，其昔泛滥之患亦不亚于黄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补天工也。有国家者，可不急设农官以劝其民哉！
“农官既设，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者矣。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
“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行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
“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需要，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我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则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产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热、电者，各国之所共，在穷理之浅深以为取用之多少。地产者如五金、百谷，各国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则系于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不作无益则物力节，是亦开财源节财流之一大端也。
“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
“夫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之赢余济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亚于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国体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税，只设入国之关，货之为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税，货之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轻其敛。入口抽税之外，则全国运行，无所阻滞，无再纳之征，无再过之卡。此其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也。中国则不然。过省有关，越境有卡，海口完纳，又有补抽，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如此而欲百货畅流也，岂不难乎？夫贩运者亦百姓生财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谋富强者，宜急为留意于斯，则天下幸甚！
“是故商者，亦一国富强之所关也。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利权皆为所夺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剥损遏抑之也。商不见保则货物不流，货物不流则财源不聚，是虽地大物博，无益也。以其以天生之材为废材，人成之物为废物，则更何贵于多也。数百年前，美洲之地犹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贫？是贵有商焉为之经营，为之转运也；商之能转运者，有国家为之维持保护也。谋富强者，可不急于保商哉！
“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巨集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岂能匹哉！
“顾我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而犹不能与欧洲颉颃者，其故何哉？以不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并行之也。……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才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孙先生上书李鸿章，是力图救国之举，是孙先生从医人走向医国 的开端。细读此书明显的感受是：当时的孙中山先生，尚只是想能在中华帝国原有的框架之下，进行一番大型的改造与改良，以求几十年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收到实效。使古老的中华民族从此兴旺发达、经济繁荣、民富国强，逐步走向政治文明的坦途。然而，这振聋发聩的富强治国弘论，在满清末世王朝的政治生涯里，竟未激起些微的波澜。可见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已达到了极点，只不过一具政治僵尸而已！ “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8）为从根本上更化国体，实现政治文明、富强治国、拯救华夏同胞于水火的远大志向，于是，孙先生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大梦谁先觉，唯有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这是罗贯中为诸葛武侯登上政治舞台时设计的定场诗。的确，武乡侯一代人杰，被后人视为智慧的化身，辅佐刘备，一生谨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若用现代的视角作一思考，则会令人感到无限的惋惜与遗憾。因为诸葛先生的聪明才智，只不过是用在一家一姓的事业之上，以皇叔为正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求“兴复汉室” 的“家天下”而已。因此他七擒孟获也好，六出祁山也罢，也不过是全能动用西蜀人力物力与财力，为汉刘争夺江山的厮杀，于苍生何益？然而，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时空去谈论历史人物，更不能因历史的局限而苛求与诸葛武侯，只不过思想至此，随口一说罢了。武乡侯其人品才干，仍然是我们始终敬仰的先贤智者。
每个人在其社会活动中，必须具备三项最基本的判别能力：即判别真、假的能力，判别是、非的能力，判别善、恶的能力。否则，将无以立身处世。然而，天下事 （势）看清难，看透更难。中华民族进入十九世纪，能看清、看透天下大事（势）者，唯孙逸仙先生一人而已。孙先生看透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本质；看透了浩浩荡荡世界潮流的本质；看透了共和政体的本质；看透了满清王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本质；看透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本质；看透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本质， 因此，孙中山先生是中华民族最先觉醒，最先觉悟的智者，堪称近代先知先觉第一人。孙中山面对世界文明日益增进的潮流，遂“自进为革命的先驱”（孙先生语），成为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本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一贯主张，在推动民主革命的同时，又努力推行中华民族对于科学、民主、共和、宪政、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启蒙运动，以企唤醒民众，开启民智，恢复中华，建立民国。革命与启蒙，本是一对孪生兄弟，革命的宣传，即启蒙的开端。华夏神州，国有古训，君子群而不党。 中华民国要跨入政治文明的世界行列，必须实行“政党政治”。广大民众即为政党政治的蒙童；老百姓，又叫黔首，又叫黎民，四千余年来，一直是历代帝制王朝的 奴隶，中华民国则奉他们为主人，是政权的掌握者，即要百姓、黔首、黎民来做“皇帝”，广大民众即为“做皇帝”的蒙童；家天下时代，萧何律也好，大明律也罢，名曰国法，实则家法，刘、朱两家之家法而已。中华民国制定《临时约法》，进而再制订《宪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法。广大民众即为国法的蒙童。凡此种种，皆须启蒙。中华民族的启蒙运动，首先由孙中山先生提出、发动、推行，目的在于提高民众素质，培育文明国民，创立五权宪法，实现三民主义。
“中国人受专制之祸二千余年，受鞑虏之祸二百余年，人心几死，是犹醉梦者虽饥渴亦不知饮食也，不有唤起之，则醉梦者必长此终古矣！今幸有主张革命者出而唤起同胞，使之苏醒，而造成革命之时势；将见醒者愈多，则革命者愈众。”（9）孙先生的一生虽不曾把启蒙二字作为专题仔细陈述，但他曾概括地说道：“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10）孙先生的革命事业、训政举措、自治方策、建国方略，则都是在以开启民智为基础而进行，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与他推动的启蒙运动相终始。此后被某些政治力量所吹捧的，所谓教授、学者、政客者流的所谓启蒙，无一不是步孙先生的后尘者。
孙中山先生发动的启蒙运动，旨在唤醒民众，开启民智，恢复中华，建立民国，训导民众走向政治文明的正道。而后者的所谓启蒙，则只是为了某一集团的私利，不过是假借启蒙之名而诱导民众步入歧途。随着历史的验证，时光的洗涤，世人不难看出，前后两者政治道德及修养操守之优劣，诚可谓天壤之别！
注：
（1）《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2）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一编 第一章。
（3）吴相湘着《孙逸仙先生传》第一编 第三章。
（4）（6）《孙中山全集》第七卷“在香港大学的演说”（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5）《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国的现状与未来”（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7）《孙中山全集》第一卷“致邓藻如书”（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8）《董仲舒集》“天人三策”（学苑出版社2003年7月北京第一版）
（9）《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平实开口便错”（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10）《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我的回忆”（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2版）。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第三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