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洞察日本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历时一十四年的抗日卫国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抗击夷狄入侵的绝续存亡之战，中华儿女以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浴血奋战八年，打败入侵强敌，树立起中华民国之国威，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神圣尊严。
当年蒋介石先生领导全国军民，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竖起了抗日卫国的大旗，金戈铁马，烽火连天，与敌人展开大型会战二十余次，一般性战役一千余次，普通战斗三万余次，最终取得了抗日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三百余万满腔热血的爱国军人，血洒疆场，二百多位高级将领，为国捐躯，两千多万同胞，或丧生于敌人炮火之中，或惨死于敌机轰炸之时，或直接惨遭倭寇的杀戮。这一切历史的伤痛，始终无法磨灭地存留在中华儿女的记忆中。
近些年来，不少记述抗日卫国战争的著作问世，对历次会战可说是无一挂漏，但却存在一个共同的趋向，那就是：只见浴血杀敌可歌可泣的将士，不见运筹帷幄坚苦卓绝的统帅。对于秉笔直书的民间历史著作来说，不能不算是一大缺憾。有感于此，始有《抗日领袖蒋介石》一书的撰写。
白云悠悠，时光流逝，杀声远去，硝烟散尽，在奔流不息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中，华夏大地优秀的炎黄子孙们将迎来二O一五年的“八月十五日”——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卫国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面对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赢得的这一纪念日，后辈子孙不胜唏嘘，感慨万千。
世人皆知，日寇侵华，是狂妄自傲，蓄谋日久。
小日本拓疆扩土、觊觎华夏的野心始于丰臣秀吉，完善于明治维新，发展于昭和新政，行动于田中奏折。
其实，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则更早，查阅史料，可以追述到丰臣秀吉出世前的九百余年。
远在唐朝初年，日本对外的扩张势力，已深入到当时的朝鲜半岛。
那时的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新罗为唐朝的藩属国，高句丽、百济则依附于日本。日本为了自身利益，曾不惜与大唐兵戎相见。
公元660年，即唐高宗显庆五年，百济向新罗发动进攻，曾由此引发一场中日之间的白江口之战，这是在一千三百多年之前，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第一场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的战况与战果，《旧唐书•列传第三十四•刘仁轨传》中，曾有扼要的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很显然，这第一仗是唐军大胜，日军惨败。
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曾经经历了一百四十余年各路诸侯拼杀争雄的战国时代，在其战国时代的后期，丰臣秀吉家族曾一度掌控整个局面，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为了平息国内土地不足分封的问题，决定出兵攻打明朝。丰臣秀吉向朝鲜国提出“假道入明”的请求。朝鲜与中国交往日久，大明是朝鲜的宗主国，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地，所以朝鲜对中国的文化、历史非常了解，假途灭虢、唇亡齿寒的历史故事，朝鲜君臣非常熟悉，因此，对于日本的请求，当时朝鲜的国王李□一口拒绝。同时立即向大明告急。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首先攻打朝鲜，万历皇帝任命英勇善战的名将李如松率军赴朝，援朝抗日。明史李如松传记载“会朝鲜倭患棘，诏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克期东征。弟如柏、如梅并率师援助。”李如松率军入朝鲜，出奇兵收复平壤，随后又火焚倭寇龙山仓积粟数十万，致使日军粮绝求和退兵。
四百年前的这场抗日援朝之战，是中日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第二场战争，在此期间丰臣秀吉两次入侵朝鲜，明朝两次派军援朝抗日，直到公元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始告结束，战争长达七年。在李如松英勇果敢的指挥下，虽说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遏制了日寇的侵略邪念，但也付出了李如松战死沙场的代价！并给大明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前两次的中日之战，战在境外，中国战胜，日本战败。
中日两国之间的第三次战争，就是清朝末年的甲午之战。
大和民族是个野心勃勃，自私、自负，从不讲道义天理的民族，明治维新，由弱转强之后，不思睦邻友好，广结善缘， 却立即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行凶作恶。
公元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第三场战争，这场战争中国打输了，日本人打赢了，是日本人向西方学习后，进逼到中国的国门（曾是“恩师”的家门口）之前打赢的。
这次战败，令国人最为心痛的是，台湾割让给日本五十年，台湾同胞当了五十年的亡国奴。
世界上什么滋味最难尝？亡国奴的滋味最难尝！当年的台湾同胞天天尝，月月尝，年年尝，一直尝了五十年！亲爱的台湾同胞，受苦了！受难了！受罪了！
由此小日本气焰嚣张，咄咄逼人，三十年后的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制造“九•一八事变”，将侵略魔爪深入中国国土，引发了中日之间的第四场战争。
一九O八年，二十二岁的蒋介石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到日本不久，曾以《述志》诗一首，寄赠表兄单维则，表达自己的人生情怀，诗曰：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尽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这时的蒋介石，人生目标非常直然，“光我神州尽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由此可见这位热血青年，志向的纯真与豪迈。通过在日本三年多的军旅生涯，蒋介石对大和民族的民族本性，日本政界的思想动态，日本军界的躁动情绪，有所洞察，有所了解，有所感悟。日本全国自上而下，一股军国主义情绪朝向蒋介石的心头滚滚袭来，因此他预言，不久的将来，中日之间必有一战。
历史的发展，不幸被蒋介石所言中，甲午战后不过三十六个年头，日本以裕仁为首的军国主义集团，即把中日两国的人民推向了战火的深渊。
二、良苦用心
一九二六年四月，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日本第一百二十四代天皇裕仁登基，年号昭和。
一九二七年四月，田中义一出任日本第二十六任首相，兼外务大臣。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由于历史人物风云际会的机缘巧合，在先后两年的四月里，蒋介石与田中义一于无形之中结成了政治、军事的对手。
战云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头顶上空盘旋缭绕，民众的生命安危，系于日本政客之手。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亲赴东京访问，十月二十三日在东京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并于十一月五日往访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于战祸未萌之际消弭两国国民同罹战火之苦，以福祸相依、共存共荣之通义常理掬诚相告日本当局。然而日本政客集团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发动侵华战争的邪念并未因蒋公的善意而稍有收敛。
蒋介石认为，国际间许多悲剧，都是起因于一时毫厘之差，致酿成万劫不复之祸。人类社会已进步到了二十世纪，中日两国间的僵局，应该以坦荡的胸怀，相互沟通，尽快打破为好，否则对双方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为此，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秋，蒋公在“外交评论”杂志发表“敌乎？友乎？”一文，从中日两国立场的角度立论，分析说明僵局延长对双方国家、国民之利害祸福， 从化解误区，消除谜团着手，对日本朝野再度提出忠告，以望其有所醒悟，挽苍生免于战火之灾。
当年的蒋介石，三番两次规劝日本当局不要进行战争，可谓是用心良苦，那么，这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在他的内心真的是惧怕日本吗？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并非如此。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要反复地告诫日本政府，不要因制定国策的一时之误，将天下苍生拖向战火弥漫的苦海，生灵涂炭的深渊！爱人以德，这是孙中山先生身体力行，为国人树立的典范，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蒋介石谨遵不渝。
然而，日后的八年战火烽烟证明，蒋介石为化解、消弭战祸的良苦用心，犹如在牛群里弹奏了一曲“阳春白雪”，没有得到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任何反应。所有的规劝、良言都无济于事，小日本一心武力侵华，于是便一步一步走向自我设计、自我灭亡的战祸深渊。
三、及早备战
劝导日本无果，侵略战争必然爆发，为保国保种，备战要务，十万火急。
蒋介石的备战谋略，是文化武备，同时启动。在文化精神方面，蒋介石认为民气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要激励民气，首先是要唤起国民的民族意识、振奋全体国民保家卫国的坚韧精神，焕发中华民族自尊、自强、自信的传统道德与气节。基于此，蒋公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以“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核心内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教育运动，史称《新生活运动》。
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虔诚信徒的蒋介石，在军阀割据混战时代，其奋斗方向是统一中华，建设民国；在遭受日寇侵略的岁月，其奋斗目标是抗击倭寇，救国建国。承继国父四十载未竟之志，建设中华民国，致力民富国强，完成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遗愿，为蒋介石终生追求奋斗的最高理想。
蒋介石对于同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殊死较量，有着通盘的全局思考，首先强烈秉持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教育强国的思想，蒋公的这一思想并非民国二十三年才有，而在民国十七年（1928）五月二十三日就曾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发出“告以救国之道电”，电云：
“国家危亡，至此已极，挽救之道，非从兴学养廉，激浊扬清入手，另无他法。小学与中学教科书，拟请从速订定，强迫各书坊发行，凡其从前编辑之教科书，均应严禁；尤须注重小学教师，必使其有爱国雪耻之血性，而后方能任其为教师。教科书之精神，其一即为国耻，而尤须注重胶东与辽东之耻辱；其次，乃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再次则为本党之历史，与国民革命之意义。至于戒私斗，尚亲爱，必使人人有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之心，而后方能救国保种也。……十年之内，不难复国雪耻也。雪耻之道，以卧薪尝胆，破釜沉舟之历史，唤醒国民，使其有所兴起效法，是亦教育之一道也。总使人民知法、守法、雪耻，而纪律与秩序，更当使国人知所严守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封电报是蒋介石在北伐途中、“五•三惨案”发生二十二天后发给蔡元培院长的。旨在以复国雪耻教化国人，激励民气。蒋介石在戎马倥偬中不忘国本，充分显示出作为中华民族主心骨人物的远见卓识。
蒋公深知，中日之战一旦打响，绝非一年半载或三年五年可分出胜负，必是一场旷时日久、坚苦卓绝的持久之战。军事训练，武事准备，必须及早。
抗日备战，不外三项大事：一是激励民气；二是培训干部；三是整顿军备。
其实，为了应对预判必然降临的这场战火，蒋介石于民国十六年（1927）已聘请德国麦克斯•赫尔曼•鲍尔，担任军事总顾问，帮助中国，进行整军练兵。民国十七年（1928）十一月中旬，鲍尔率领一个包括10位军事训练专家、6位军械后勤专家、4位警政专家和5位经济、铁路管理、医疗、化工专家共25人的顾问团来到了南京，首创顾问团的模式，帮助中国进行备战。
蒋介石聘请德国顾问团，先后十年间曾有五任团长。五位团长，无不受人之聘，忠人之事。他们在中国工作无不勤勤恳恳，尽心尽力，对中华民国的国防建设事业，十年间分别作出了令人敬佩的贡献。
顾问团认为：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在所难免，国际上对于日本侵略行径“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九国公约实际早已成为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面拔刀相助”；“日方苟遇真实抵抗，则局势迥异”，“万不可不战而弃寸土”。中国唯一能做的，就是丢掉幻想，“竭尽全力，为保全国土而奋斗”。
对于中日两国之战，德国顾问团的建议与蒋介石数年来筹之于胸的抗战策略不谋而合。蒋公原本是准备训练80个德式精装师，以此进军东北，收复失地。后因卢沟桥事变爆发，没有时间再去训练，所以从1927—1937这十年之间只完成30个师的训练，基本实现了装备德式化，并接受德国顾问的系统训练，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现代化的陆军。
——转载自《黄花岗杂志》第五十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