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领袖蒋介石》第一章——中日往事掠影

《抗日领袖蒋介石》连载(5)优美的传说

作者:袁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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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优美的传说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是由蔚蓝的大海“连结”起来的两个邻邦。那浩淼无垠碧浪腾空的沧海,阅历了多少荡气回肠的人生岁月,历史烟尘?古往今来,蕴涵着几许中日之间难以理清的历史往事?中日两国开始交往的日子实在是太遥远太遥远了,遥远到谁也无法说清的时刻。

那个连结的“结”字,本是由丝绦把“吉祥”结为一体赐予两国民众的礼物,然而在滚滚的历史烽烟中,日本满怀私欲的政客们,由于魔心兽性的作祟,将吉祥化为兵燹,几度给两国民众造成无法言状的苦难!

世间事,说得清的是历史,说不清的叫传说。

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是司马迁撰写的说得清的历史,就在这说得清的历史撰述中,也记载着许多无法说清的往古传说。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嬴政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郡守,县设县令,一切权利集于中央,郡守、县令皆由中央派遣,把百姓民众更名叫做“黔首”,于是,天下便成为了他一个人的天下。这时秦王嬴政认为,自己已处于人生的顶峰、极点,建立了三皇所未有,五帝所不及的功勋,如果不更改名号、称谓,就算不得人生事业的成功,且无法传于后世。于是便废除三代时王的称谓,取三皇之“皇”,五帝之“帝”二字,连在一起,号曰“皇帝”,自称“始皇帝”。秦始皇原想,其后世子孙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至无穷。好在秦政暴虐,二世而亡,如果当年秦始皇的这个想法真的实现了,那么,现代的我们,将都是他N代子孙的臣民了。

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志满意得,西巡陇西,东登泰山,巡视天下,周游四方。基业既定,在充分领略了一切物质享受的同时,另一个最大的欲望就是千方百计追求长寿。于是走访神仙,寻求仙丹,寻找长生不老灵丹妙药,遂成为秦始皇朝朝暮暮的心思。上之所好,下必趋奉。 “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一版第一册P247页。)

徐市,就是后世传说中的徐福。其实,世上哪有神仙,哪有长生不老的仙丹灵药。因此徐福带领数千童男童女,漂洋过海,一去不返。东汉时沿海民众仍有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据说他们在那遥远的海岛上拓荒耕种,繁衍生息,立邦建国,这便是后来的日本,日本与中国原本是同文同种的一家人。在日本,也流传着关于徐福的传说,则是另一个版本。日本人认为,徐福为他们带来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种、农具、药物及生产技术和医术,对日本经济国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每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都要祭祀徐福。

第二节 倭奴国

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对于日本的最早记载是在《汉书‧地理志》中:“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倭即对日本的早期称谓。

到了东汉时代,中日两国才有所交往,在范晔所着的《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对日本亦称倭,始有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笔者),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笔者),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东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倭奴国的是一颗“汉倭奴国王”金印。这颗金印于两百多年前在日本志贺岛出土,一九五四年被日本定为一级国宝,现藏于日本福冈的市立博物馆。

由上述史料可知,中华帝国于汉代时始知在东海之滨有倭人,而在史册中尚不称其为国,只有一个倭字,行文中才称其为倭奴国。汉光武帝及安帝时倭奴国曾两度派人来中国奉贡朝贺。史书上虽未记载他们是如何来到中国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时的倭人已经拥有航海知识,并掌握了航海技术,建造了航海船只,已可以航行于大海波涛之中。

中华帝国东汉之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在这将近五百年的时光里,在魏、晋及南朝之初的宋时。日本仍时有使者前来奉献方物。

隋文帝杨坚结束南北分裂统一全国之后,中日交往有所发展。在《隋书.列传第四十六.东夷》篇中,开始称其为国,有了稍多文字的记载:“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三千里,于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魏时,译通中国。三十余国,皆自称王。夷人不知里数,但计以日。其国境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于海。”“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笔者)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内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义,次小义,次大礼,次小礼,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员无定数。有军尼一百二十人,〔军尼〕犹中国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长也。十伊尼翼属一军尼。……”

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笔者)派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途经倭国的十余个属国,达于海岸。倭王遣小德阿辈台,率领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相迎。十几天之后,倭王与裴清相见,非常高兴地说道:“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仪之国,故遣使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可见当时的日本对于中国的文化礼仪,相当仰慕:“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仪之国,……冀闻大国惟新之化”,这是何等敬重之语。

从历史典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大约一千五百年前,中国对于世界上国际关系如何处理,外交原则如何确定,已经初步形成。《隋书.列传第四十六.东夷》篇中载有:“史臣曰: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嗜欲不同,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与中夏悬隔,然天性柔顺,无犷暴之风,虽绵(mian)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时或来王。暨箕子避地朝鲜,始有八条之禁,疏而不漏,简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载不绝。今辽东诸国,或衣服参冠冕之容,或饮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经术,爱乐文史,游学于京都者,往来继路,或亡没不归。非先哲之遗风,其孰能至于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mo)之邦行矣。”诚哉斯言。其俗之可采者,其徒楛(hu)矢之贡而已乎?……兵志有之曰:“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然辽东之地,不列于郡县久矣。诸国朝正奉贡,无阙于岁时,二代(隋炀帝杨广——笔者)震而矜之,以为人莫若己,不能怀以文德,遽动干戈。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然则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隋文帝杨坚以其雄才大略,结束南北分裂,统一全国,轻徭役,薄赋敛,与民休养生息,在位二十四年,致使天下殷实,国力强盛,据说仓中所积粮食,可供全国食用五六十年。杨广登基,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复修长城,开挖运河,远征高丽,不求广德,务求广地,违背兵志古训,遂导致杨隋亦成为二代即亡的短命王朝。一千五百年后,跨入世界列强行列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所招致的惨败,亦同样是违背了“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这一兵志古训的结果。

第三节 遣隋、遣唐使

到了唐朝、宋朝的时候,正史典籍中有了日本的称谓。《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东夷篇”中,将倭国、日本并列。“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外国七”篇中,只列有日本国,不再将倭奴国并列。文中称:“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日本国派遣使者奉献方物,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不要让他们年年来贡。

日本人久仰中国文化,所以在隋、唐两朝时代,先后多次选派人数众多,包括各类人才在内的使团,前来学习,史称遣隋使和遣唐使。公元717年(唐.开元.五年),李隆基统治大唐的第五年,第九次日本遣唐使抵达长安,使团随员多达557人,除了正使、副使以及大量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有不少十八九岁的留学生,十九岁的阿倍仲麻吕就是其中之一。使团人员来到中国后,他们广泛了解大唐文明,观察社会,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不流览,对于唐朝的典章律令,教育制度,文化艺术,人文服饰,医药农艺等无不悉心研究;对于当时流行于唐朝的佛教文化,也是用心吸纳。使团人员学成回国时,常常携带大量的汉文典籍,匠艺工具以及作物花卉种子回去,从而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生产技术传播到日本。

据有关史料记载,一千多年前的日本“遣唐使船”,大约船长三十余米,船宽近十米,头尾高翘,分为三层,每船可以运载一百余人。使团最庞大的一次,四艘大船,六百余人。船队扬帆起航,驶向日本西方文明之乡的中国,乘风破浪,奋力航行,其雄心毅力,执著追求的精神,堪称为千年以前日本人的“下西洋”了!这要比明成祖时代的郑和下西洋,早了四五百年。

日本大和民族,是一个勤于学习的民族,也是一个强悍的民族,更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民族,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常常具有无法确定的两面性。

隋朝时代,他们就派遣使团与隋朝通好,唐朝初年仍继续派遣使者奉献方物。但是,为了所谓的盟友及自身的利害关系,其实质是为自身的利害关系,竟与大唐发生冲突,且不惜与大唐王朝兵戎相见。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都又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心愿,于是便向邻国寻求援助,各自分别与唐朝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最后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日本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格局。公元660年,百济向新罗发动进攻,想一举吞掉新罗。新罗见势立即向大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接到新罗告急求援的表章之后,立即派遣刘仁轨为主帅,帅军渡海攻击百济,解除新罗危难。在唐军与新罗军的南北夹击之下,百济军队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十日,便灭亡了百济。

唐新联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将领福信遣使至日本,向日本乞求出兵援救。为了保住自己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与既得利益,日本天皇任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组成了一支远征军,率领两万七千余人的船队开赴百济,公元663年6月向新罗发起进攻,在白江口与唐军激战,这是在一千三百多年前,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第一场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的战况与战果,《旧唐书.列传第三十四.刘仁轨传》中,曾有扼要的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很显然,唐军大胜,日军惨败。倭人白江口之战的幸存者,乘船逃回日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无力与中国抗衡。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进攻日本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日本立即换上另一副面孔,再连连派出“遣唐使”来华,开始认真的向中国进行全面学习,以求改造日本。

日本大和民族是一个极其擅于权变的民族,更是一个善于学习他人长处的民族。

雄伟的长安城,壮丽的大明宫,大唐的兴旺气象,深深地震撼了日本人。那时的日本全面向大唐学习,与日后的明治维新时期全面向西方学习如出一辙。一次又一次的遣唐使团返回日本的时候,不仅带回大量的典籍,还包括不少艺术珍品。大唐王朝不计前恶,派遣各类工匠,随船前往日本,帮助日本营建庙宇宫室。仿照长安城的形制,日本人建造了自己的都城——平安京;根据大明宫的风格,日本天皇建造了自己的皇宫——平城宫。从典章制度到律法规范,从都城营建到生活习俗,日本文化都深受大唐的影响,今天在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无不铭刻着盛世大唐的印记。

十九岁就随同遣唐使团来大唐留学的阿倍仲麻吕,当他踏入大唐帝国高度文明的土壤时,可能不曾会想到,他将在大唐的繁华世界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开放的大唐,不仅为日本留学生提供饮食起居,而且还发放数额不菲的奖学金,到达大唐不久,年轻的阿倍仲麻吕就进入长安的太学。一千多年前的长安太学,或许是当时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日本人,新罗人,西域人,波斯人,东西方的留学生济济一堂,如饥似渴地学习大唐文化。数年之后,阿倍仲麻吕参加大唐的科举考试,竟然以才学出众而进士及第,唐玄宗欣赏阿倍仲麻吕的才华,特赐名晁衡,一个外国人,在学者如林的大唐,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成就,堪称奇迹。正因为阿倍仲麻吕的才华出众,他不但与诗仙李白相识,而且成为了知心好友。

阿倍仲麻吕离乡日久,思亲心切。公元753年,他呈表唐玄宗,请求恩准随遣唐使回国探亲,唐玄宗许之,并命他为回访使者。阿倍仲麻吕非常感动,他写了一首“衔命还国作诗”,赠给他的唐朝朋友。诗曰: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他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共乘一舟回国。船出长江口,他仰望明月,思绪萦怀,感慨万端,遂又写了一首“望乡诗”。诗曰: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回国途中,不幸在海上遭遇台风,航船迷失方向,遂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长安传说,使团航船在海上被台风吞没,船上人员皆葬身大海。李白闻听,为好友晁衡罹难极为伤心,遂写下《哭晁衡诗》一首: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其实,使团的航船,虽曾遭遇海上风暴,但并未沉没,而是漂到了南海一带。最后晁衡又返回中国,继续在唐朝任职。公元771年,在长安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第四节 宋朝时中日僧众的往来

日本派遣僧人来到中国学习佛经,在隋唐时代已经开始。到了宋朝时,僧人交往更加频繁。《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外国七”篇中记载:“雍熙元年(公元984年——笔者),日本国僧大(diao)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今〔令〕、王年代纪各一卷。大然衣绿,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连,真连,其国五品品官也。大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土宜五谷而少麦。交易用铜钱,文曰‘乾文大宝’。畜有水牛、驴、羊,多犀、像。产丝蚕,多织绢,薄致可爱。乐有中国、高丽二部。四时寒暑,大类中国。”

宋太宗赵炅(jiong)特意召见大然,存抚甚厚,赐予紫衣,让他住到太平兴国寺,生活学习上给予诸多优待。大然在开封生活学习了一年多后,搭乘台州甯海县商人郑仁德的商船回国。

郑仁德在日本经商数年后返回大宋,大然派遣弟子喜因等奉表随船再来中国,向宋朝皇帝谢恩。表曰:“日本国东大寺大朝法济大师、赐紫、沙门大然启:伤鳞入梦,不忘汉主之恩;枯骨合欢,犹亢魏氏之敌。虽云羊僧之拙,谁忍鸿霈之诚。大然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大然附商船之离岸,期魏阙于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里山岳之易过。妄以下根之卑,适诣中华之盛。于是宣旨频降,恣许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协,粗观宇内之瑰(gui)奇。况乎金阙晓后,望尧云于九禁之中,岩扃(jong)晴前,拜圣灯于五台之上。就三藏而禀学。巡数寺而优游。遂使莲花回文,神笔出于北阙之北,贝叶印字,佛诏传于东海之东。重蒙宣恩,忽趁来迹。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爰逮明春,初到旧邑,缁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ming),恩高五岳, 世超黄、轩之古,人直金轮之新。大然空辞凤凰之窟,更还蝼蚁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伸纸摇魂,不胜慕恩之至。谨差上足弟子传灯大法师位嘉因、并大朝剃头受戒僧祚干等拜表以闻。”(《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外国七》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P14135—14136页。)

这是一千年前一个日本僧人,呈送给大宋皇帝的一篇谢恩表,表章开篇,首先畅述对于大宋皇朝的感恩眷恋之情,然后依次叙述他如何离开日本国土,如何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求学;到达中国之后,又是如何受到皇帝的恩宠,除安排他在京城学习之外,还安排他去许多地方游历参观;学成回国,普通僧俗人等与达官贵人们无不以羡慕的目光欢迎他的归来,使他自感无上荣光。因此大然发自肺腑地说道: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伸纸摇魂,不胜慕恩之至。全文不到四百字,大然用了不少“汉典佛语”,由此可见其汉学、佛学造诣之深。这篇充满激情的谢恩表,使今天的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千年之前中日两国关系的融洽与和谐。

那时,来往于中日之间海上的船只,无论是航船设备,航海技术还是驾驶能力,都还无法抗拒海上风暴,所以常有因风浪而漂泊到两国的船只。如宋真宗赵恒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建州海贾周世昌在海上遭遇风暴,他的商船漂至日本,在日本居住七年才返回中国,在日本还交了不少朋友,平日尚有诗词唱和。

在那航海事业尚不发达的年代,船行海上,一遇风暴,常常会随风漂泊。宋孝宗赵慎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日本船只在海上遇到风浪,随风漂泊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地区)船上食物已经用尽,一百余人行乞到临安府,朝廷下诏,每人每天给钱五十文、米二升,等待日本商船来临,一起回国。此后,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有日本船只多次漂泊至浙江沿海地区,宋朝均给予妥善安置,送其回国。

《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外国七》中曾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桩命案:“淳熙二年,倭船火儿滕太明殴郑作死,诏械太明付其纲首归,治以其国之法。”这类外交事件,一千年前的古人处理得冷静而人道。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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