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优美的传说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是由蔚蓝的大海“连结”起来的两个邻邦。那浩淼无垠碧浪腾空的沧海，阅历了多少荡气回肠的人生岁月，历史烟尘？古往今来，蕴涵着几许中日之间难以理清的历史往事？中日两国开始交往的日子实在是太遥远太遥远了，遥远到谁也无法说清的时刻。
那个连结的“结”字，本是由丝绦把“吉祥”结为一体赐予两国民众的礼物，然而在滚滚的历史烽烟中，日本满怀私欲的政客们，由于魔心兽性的作祟，将吉祥化为兵燹，几度给两国民众造成无法言状的苦难！
世间事，说得清的是历史，说不清的叫传说。
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是司马迁撰写的说得清的历史，就在这说得清的历史撰述中，也记载着许多无法说清的往古传说。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嬴政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郡守，县设县令，一切权利集于中央，郡守、县令皆由中央派遣，把百姓民众更名叫做“黔首”，于是，天下便成为了他一个人的天下。这时秦王嬴政认为，自己已处于人生的顶峰、极点，建立了三皇所未有，五帝所不及的功勋，如果不更改名号、称谓，就算不得人生事业的成功，且无法传于后世。于是便废除三代时王的称谓，取三皇之“皇”，五帝之“帝”二字，连在一起，号曰“皇帝”，自称“始皇帝”。秦始皇原想，其后世子孙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至无穷。好在秦政暴虐，二世而亡，如果当年秦始皇的这个想法真的实现了，那么，现代的我们，将都是他N代子孙的臣民了。
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志满意得，西巡陇西，东登泰山，巡视天下，周游四方。基业既定，在充分领略了一切物质享受的同时，另一个最大的欲望就是千方百计追求长寿。于是走访神仙，寻求仙丹，寻找长生不老灵丹妙药，遂成为秦始皇朝朝暮暮的心思。上之所好，下必趋奉。 “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一版第一册P247页。）
徐市，就是后世传说中的徐福。其实，世上哪有神仙，哪有长生不老的仙丹灵药。因此徐福带领数千童男童女，漂洋过海，一去不返。东汉时沿海民众仍有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据说他们在那遥远的海岛上拓荒耕种，繁衍生息，立邦建国，这便是后来的日本，日本与中国原本是同文同种的一家人。在日本，也流传着关于徐福的传说，则是另一个版本。日本人认为，徐福为他们带来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种、农具、药物及生产技术和医术，对日本经济国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每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都要祭祀徐福。
第二节 倭奴国
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对于日本的最早记载是在《汉书‧地理志》中：“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倭即对日本的早期称谓。
到了东汉时代，中日两国才有所交往，在范晔所着的《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对日本亦称倭，始有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笔者），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笔者），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东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倭奴国的是一颗“汉倭奴国王”金印。这颗金印于两百多年前在日本志贺岛出土，一九五四年被日本定为一级国宝，现藏于日本福冈的市立博物馆。
由上述史料可知，中华帝国于汉代时始知在东海之滨有倭人，而在史册中尚不称其为国，只有一个倭字，行文中才称其为倭奴国。汉光武帝及安帝时倭奴国曾两度派人来中国奉贡朝贺。史书上虽未记载他们是如何来到中国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时的倭人已经拥有航海知识，并掌握了航海技术，建造了航海船只，已可以航行于大海波涛之中。
中华帝国东汉之后，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在这将近五百年的时光里，在魏、晋及南朝之初的宋时。日本仍时有使者前来奉献方物。
隋文帝杨坚结束南北分裂统一全国之后，中日交往有所发展。在《隋书．列传第四十六．东夷》篇中，开始称其为国，有了稍多文字的记载：“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三千里，于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魏时，译通中国。三十余国，皆自称王。夷人不知里数，但计以日。其国境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于海。”“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笔者）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内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义，次小义，次大礼，次小礼，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员无定数。有军尼一百二十人，〔军尼〕犹中国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长也。十伊尼翼属一军尼。……”
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笔者）派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途经倭国的十余个属国，达于海岸。倭王遣小德阿辈台，率领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相迎。十几天之后，倭王与裴清相见，非常高兴地说道：“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仪之国，故遣使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可见当时的日本对于中国的文化礼仪，相当仰慕：“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仪之国，……冀闻大国惟新之化”，这是何等敬重之语。
从历史典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大约一千五百年前，中国对于世界上国际关系如何处理，外交原则如何确定，已经初步形成。《隋书．列传第四十六．东夷》篇中载有：“史臣曰：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嗜欲不同，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与中夏悬隔，然天性柔顺，无犷暴之风，虽绵（mian)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时或来王。暨箕子避地朝鲜，始有八条之禁，疏而不漏，简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载不绝。今辽东诸国，或衣服参冠冕之容，或饮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经术，爱乐文史，游学于京都者，往来继路，或亡没不归。非先哲之遗风，其孰能至于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mo)之邦行矣。”诚哉斯言。其俗之可采者，其徒楛（hu)矢之贡而已乎？……兵志有之曰：“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然辽东之地，不列于郡县久矣。诸国朝正奉贡，无阙于岁时，二代（隋炀帝杨广——笔者）震而矜之，以为人莫若己，不能怀以文德，遽动干戈。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然则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隋文帝杨坚以其雄才大略，结束南北分裂，统一全国，轻徭役，薄赋敛，与民休养生息，在位二十四年，致使天下殷实，国力强盛，据说仓中所积粮食，可供全国食用五六十年。杨广登基，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复修长城，开挖运河，远征高丽，不求广德，务求广地，违背兵志古训，遂导致杨隋亦成为二代即亡的短命王朝。一千五百年后，跨入世界列强行列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所招致的惨败，亦同样是违背了“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这一兵志古训的结果。
第三节 遣隋、遣唐使
到了唐朝、宋朝的时候，正史典籍中有了日本的称谓。《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东夷篇”中，将倭国、日本并列。“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外国七”篇中，只列有日本国，不再将倭奴国并列。文中称：“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日本国派遣使者奉献方物，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不要让他们年年来贡。
日本人久仰中国文化，所以在隋、唐两朝时代，先后多次选派人数众多，包括各类人才在内的使团，前来学习，史称遣隋使和遣唐使。公元717年（唐．开元．五年），李隆基统治大唐的第五年，第九次日本遣唐使抵达长安，使团随员多达557人，除了正使、副使以及大量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有不少十八九岁的留学生，十九岁的阿倍仲麻吕就是其中之一。使团人员来到中国后，他们广泛了解大唐文明，观察社会，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不流览，对于唐朝的典章律令，教育制度，文化艺术，人文服饰，医药农艺等无不悉心研究；对于当时流行于唐朝的佛教文化，也是用心吸纳。使团人员学成回国时，常常携带大量的汉文典籍，匠艺工具以及作物花卉种子回去，从而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生产技术传播到日本。
据有关史料记载，一千多年前的日本“遣唐使船”，大约船长三十余米，船宽近十米，头尾高翘，分为三层，每船可以运载一百余人。使团最庞大的一次，四艘大船，六百余人。船队扬帆起航，驶向日本西方文明之乡的中国，乘风破浪，奋力航行，其雄心毅力，执著追求的精神，堪称为千年以前日本人的“下西洋”了！这要比明成祖时代的郑和下西洋，早了四五百年。
日本大和民族，是一个勤于学习的民族，也是一个强悍的民族，更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民族，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常常具有无法确定的两面性。
隋朝时代，他们就派遣使团与隋朝通好，唐朝初年仍继续派遣使者奉献方物。但是，为了所谓的盟友及自身的利害关系，其实质是为自身的利害关系，竟与大唐发生冲突，且不惜与大唐王朝兵戎相见。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都又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心愿，于是便向邻国寻求援助，各自分别与唐朝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最后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日本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格局。公元660年，百济向新罗发动进攻，想一举吞掉新罗。新罗见势立即向大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接到新罗告急求援的表章之后，立即派遣刘仁轨为主帅，帅军渡海攻击百济，解除新罗危难。在唐军与新罗军的南北夹击之下，百济军队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十日，便灭亡了百济。
唐新联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将领福信遣使至日本，向日本乞求出兵援救。为了保住自己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与既得利益，日本天皇任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组成了一支远征军，率领两万七千余人的船队开赴百济，公元663年6月向新罗发起进攻，在白江口与唐军激战，这是在一千三百多年前，中日两国之间发生的第一场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的战况与战果，《旧唐书．列传第三十四．刘仁轨传》中，曾有扼要的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很显然，唐军大胜，日军惨败。倭人白江口之战的幸存者，乘船逃回日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无力与中国抗衡。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进攻日本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日本立即换上另一副面孔，再连连派出“遣唐使”来华，开始认真的向中国进行全面学习，以求改造日本。
日本大和民族是一个极其擅于权变的民族，更是一个善于学习他人长处的民族。
雄伟的长安城，壮丽的大明宫，大唐的兴旺气象，深深地震撼了日本人。那时的日本全面向大唐学习，与日后的明治维新时期全面向西方学习如出一辙。一次又一次的遣唐使团返回日本的时候，不仅带回大量的典籍，还包括不少艺术珍品。大唐王朝不计前恶，派遣各类工匠，随船前往日本，帮助日本营建庙宇宫室。仿照长安城的形制，日本人建造了自己的都城——平安京；根据大明宫的风格，日本天皇建造了自己的皇宫——平城宫。从典章制度到律法规范，从都城营建到生活习俗，日本文化都深受大唐的影响，今天在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无不铭刻着盛世大唐的印记。
十九岁就随同遣唐使团来大唐留学的阿倍仲麻吕，当他踏入大唐帝国高度文明的土壤时，可能不曾会想到，他将在大唐的繁华世界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开放的大唐，不仅为日本留学生提供饮食起居，而且还发放数额不菲的奖学金，到达大唐不久，年轻的阿倍仲麻吕就进入长安的太学。一千多年前的长安太学，或许是当时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学，日本人，新罗人，西域人，波斯人，东西方的留学生济济一堂，如饥似渴地学习大唐文化。数年之后，阿倍仲麻吕参加大唐的科举考试，竟然以才学出众而进士及第，唐玄宗欣赏阿倍仲麻吕的才华，特赐名晁衡，一个外国人，在学者如林的大唐，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成就，堪称奇迹。正因为阿倍仲麻吕的才华出众，他不但与诗仙李白相识，而且成为了知心好友。
阿倍仲麻吕离乡日久，思亲心切。公元753年，他呈表唐玄宗，请求恩准随遣唐使回国探亲，唐玄宗许之，并命他为回访使者。阿倍仲麻吕非常感动，他写了一首“衔命还国作诗”，赠给他的唐朝朋友。诗曰：
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他和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共乘一舟回国。船出长江口，他仰望明月，思绪萦怀，感慨万端，遂又写了一首“望乡诗”。诗曰：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回国途中，不幸在海上遭遇台风，航船迷失方向，遂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长安传说，使团航船在海上被台风吞没，船上人员皆葬身大海。李白闻听，为好友晁衡罹难极为伤心，遂写下《哭晁衡诗》一首：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其实，使团的航船，虽曾遭遇海上风暴，但并未沉没，而是漂到了南海一带。最后晁衡又返回中国，继续在唐朝任职。公元771年，在长安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第四节 宋朝时中日僧众的往来
日本派遣僧人来到中国学习佛经，在隋唐时代已经开始。到了宋朝时，僧人交往更加频繁。《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外国七”篇中记载：“雍熙元年（公元984年——笔者），日本国僧大（diao)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今〔令〕、王年代纪各一卷。大然衣绿，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连，真连，其国五品品官也。大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土宜五谷而少麦。交易用铜钱，文曰‘乾文大宝’。畜有水牛、驴、羊，多犀、像。产丝蚕，多织绢，薄致可爱。乐有中国、高丽二部。四时寒暑，大类中国。”
宋太宗赵炅（jiong)特意召见大然，存抚甚厚，赐予紫衣，让他住到太平兴国寺，生活学习上给予诸多优待。大然在开封生活学习了一年多后，搭乘台州甯海县商人郑仁德的商船回国。
郑仁德在日本经商数年后返回大宋，大然派遣弟子喜因等奉表随船再来中国，向宋朝皇帝谢恩。表曰：“日本国东大寺大朝法济大师、赐紫、沙门大然启：伤鳞入梦，不忘汉主之恩；枯骨合欢，犹亢魏氏之敌。虽云羊僧之拙，谁忍鸿霈之诚。大然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大然附商船之离岸，期魏阙于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里山岳之易过。妄以下根之卑，适诣中华之盛。于是宣旨频降，恣许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协，粗观宇内之瑰（gui)奇。况乎金阙晓后，望尧云于九禁之中，岩扃（jong)晴前，拜圣灯于五台之上。就三藏而禀学。巡数寺而优游。遂使莲花回文，神笔出于北阙之北，贝叶印字，佛诏传于东海之东。重蒙宣恩，忽趁来迹。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爰逮明春，初到旧邑，缁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溟（ming)，恩高五岳， 世超黄、轩之古，人直金轮之新。大然空辞凤凰之窟，更还蝼蚁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伸纸摇魂，不胜慕恩之至。谨差上足弟子传灯大法师位嘉因、并大朝剃头受戒僧祚干等拜表以闻。”（《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外国七》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P14135—14136页。）
这是一千年前一个日本僧人，呈送给大宋皇帝的一篇谢恩表，表章开篇，首先畅述对于大宋皇朝的感恩眷恋之情，然后依次叙述他如何离开日本国土，如何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求学；到达中国之后，又是如何受到皇帝的恩宠，除安排他在京城学习之外，还安排他去许多地方游历参观；学成回国，普通僧俗人等与达官贵人们无不以羡慕的目光欢迎他的归来，使他自感无上荣光。因此大然发自肺腑地说道：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纵粉百年之身，何报一日之惠。染笔拭泪，伸纸摇魂，不胜慕恩之至。全文不到四百字，大然用了不少“汉典佛语”，由此可见其汉学、佛学造诣之深。这篇充满激情的谢恩表，使今天的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千年之前中日两国关系的融洽与和谐。
那时，来往于中日之间海上的船只，无论是航船设备，航海技术还是驾驶能力，都还无法抗拒海上风暴，所以常有因风浪而漂泊到两国的船只。如宋真宗赵恒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建州海贾周世昌在海上遭遇风暴，他的商船漂至日本，在日本居住七年才返回中国，在日本还交了不少朋友，平日尚有诗词唱和。
在那航海事业尚不发达的年代，船行海上，一遇风暴，常常会随风漂泊。宋孝宗赵慎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日本船只在海上遇到风浪，随风漂泊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地区）船上食物已经用尽，一百余人行乞到临安府，朝廷下诏，每人每天给钱五十文、米二升，等待日本商船来临，一起回国。此后，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有日本船只多次漂泊至浙江沿海地区，宋朝均给予妥善安置，送其回国。
《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外国七》中曾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桩命案：“淳熙二年，倭船火儿滕太明殴郑作死，诏械太明付其纲首归，治以其国之法。”这类外交事件，一千年前的古人处理得冷静而人道。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