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前期抗战回顾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目的是要灭亡中国。要灭亡中国，首先要打垮中国军队，消灭中国军队；继而占领中国土地；然后统治中国人民。
日本帝国主义的算盘算得很精，他们认为，侵华战争一旦启动，“三月亡华”必无悬念。灭亡了中国，即实现了明治大帝的宏愿，便可建立他们所谓的“王道乐土”，实现他们所谓“亚洲共荣”的美梦。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天算谓何？即冷酷的客观现实。笔者始终认为，当年日本的侵华，婉若一条毒蛇与一头大象的一场相扑决斗，其胜负结果，可一眼洞穿。然而当年日本统治阶层却为何想不到这一点呢？实在是令人费解。也许是当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旦被贪婪狂妄的私欲迷住了心窍时，只会做单向的谋划，而不能做双向的思考；只会做顺利成功的设计，不会做一旦失败的打算。希特勒如此，墨索里尼如此，东条英机自然也是如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也算是一条社会发展的准则吧。
中日两国1937年“7•7”开打，“三个月”过去了，日本没有胜，中国没有亡。六个月过去了，日本没有胜，中国没有亡；九个月过去了，十二个月过去了，十五个月过去了……日本没有胜，中国仍然没有亡！
中日开战一年多来，中国不但没有亡，还打了几个振奋人心的胜仗。其实“七•七”之前，就有国军打败日军的记录。一九三三年九月，日军进攻热河，国军在长城喜峰口，大刀向敌人的头上砍去，与敌人血战三昼夜，将日军击退。喜峰口之战，是中国军人最初的正规胜利。也是中国军队的第一次胜利。日本报纸当时惊呼，自明治大帝造军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耻！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四月初，中日徐州会战，在九里山前古战场台儿庄，面对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的入侵强敌，中国军队在备战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在台儿庄打败了他们。我们打赢了，打胜了，这是一场得来不易的胜仗，也是对日战争以来第一次结结实实的胜利！我军在这个战场上前后同敌人足足血拼了一百天！终于以台儿庄大捷落下了徐州会战的大幕。在武汉保卫战中，国军又取得了万家岭大捷。
“三月亡华”必须得先要打败中国军队，所以华北战场也好，淞沪战场也好，徐州战场也好，还是武汉战场也好，日寇无一不急于寻找国军主力进行决战，速战速决是日本的取胜之道。连国际友人都知道：当时的中国，国防备战不如日本；武器装备不如日本；军事训练不如日本；军人素质不如日本。毫无疑问，这“四不如”，正是国际友人们认为，日寇“三月亡华”之说并非虚妄看法的注脚。
然而，中日开战一年多来，日寇并非仗仗皆胜，中国军队的几次胜仗，有力地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狂言，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更是验证了古代兵家所谓“水无常态，兵无常势”的名言。
鉴于这一战况事实，为达抗战必胜的目的，蒋委员长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一月下旬，召开了首次南岳军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第3和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参加。会议在蒋介石委员长主持下着重从军事角度检讨了过去抗战的得失，判断了当时战争的形势，确定了以后二期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并据此调整了部署。 十一月二十五日，会议开始，蒋介石讲话强调说：“自从去年七月七日我们和敌人开战，直到现在，已经十七个月了，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为止，这是我们抗战第一时期。从前我们所说开战到南京失陷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时期，这种说法都不适当，应即改正。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刚才所讲的截至现在为止这以前的十七个月的抗战；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
”先就第一时期的战斗来说，我们军队不但各种技术装具和一切准备，都不如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学问能力与种种计划，我们自觉也都比敌人差次，这样，我们什么事情都赶不上敌人，而要与敌寇战斗，如果不是在时间和空间上作整个的久远的打算，确立一种正确的战略来妥善运用，就不能予敌人以层层的打击，来奠定我们最后胜利的基础。所以在第一期战斗过程当中，从军事上说，我们虽然失了许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在精神上，我们不但没有失败而且是完全成功。我们这一个精神上实际上的最大成功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争取最后胜利战略上一切布置的完成，亦就是我们已经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军于困敝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这就是孙子所说的“致人而不致于人”最高的原则，今日我们已做到了。详细一点说：我们最高统帅所定的这个战略，就是拿我们劣势的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所以在形势上过去我们虽然失败，但战略上始终一贯的成功，可以说自开战以来我们始终是站在主动地位，而使敌人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就是我们最后胜利的基础。反之，如果我们在去年卢沟桥事件发生，敌人侵占我们平津的时候，我们不依照这种一贯的战略，运用妥善的方法，来打击敌人，攻破他的狡谋，消耗他的力量，而拿我们全部军队使用在平津一带，与敌人争一日之短长，那我们的主力或许早就被敌人消灭，中华民国也许早就有灭亡的危险！但是到如今我们与敌人打了十七个月，不但我们全国的部队仍能继续抵抗，使敌人愈陷愈深不能自拔，而且我们抗战的精神愈益坚强，抗战必胜的自信心，也不知道要提高了几多倍。这就是我们强固军队士气和国民心理一种最大的成功，使一般军民确信我们这次抗战最后一定可以获得光荣的胜利！我们第一期抗战已经稳固的建立了这个必胜的基础，这是我们抗战第一步工作。
“第二步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摧毁敌人侵略的迷梦，使他归于失败。我们要使敌人侵略失败，就要我们自己能够成功。然则我们如何才能够抗战成功而使敌人失败呢？以敌人这样长久的准备，处心积虑要来灭亡我们，以他那样强暴的力量来侵略我们，我们怎么能打败他呢？这个在战略上制胜的要诀，各位应看孙子兵法的虚实篇所讲的“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这两句话。我们现在就是诱敌深入，使他自至，以陷入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过去我们第一期抗战的任务，就是实施孙子所说的这个制胜的要诀，所以在去年平津失陷的时候，我们不能将全国所有的部队调到华北去与敌人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要将我们主力部队，作机动的使用，节节抵抗，逐步消耗敌人，一定先要引诱他到长江流域来。现在我们这种战略的布置已经完成，尤其是敌人侵入广州以后，特别可以助成我们这种战略上的最后胜利。孙子兵法上又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逸，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我们能诱敌深入，处处地方我军是先处战地以待敌，敌人处处地方是后处战地而趋战，在我们完全是以逸待劳，步步致敌，而不为敌人所致，我们第一期的战略也就是实行孙子这两句话以遂行我们消耗敌人、疲困敌人，诱敌深入于有利于我军决战的阵地，而完成我们最后胜利的布置，现在我们这种布置已经成功，今后我们就可以乘此势力来达成第二期抗战的任务！
“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大家要知道：敌人兵力的使用，到现在为止，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今后他再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国来，而且他已经派到中国境内的这许多部队，随战区之扩大而力量分散，且已疲敝不堪，没有什么大的战斗力量。因此，无论他在形式上是如何获得了胜利，他这种胜利，亦已经到了最高限度不能再有增加，这好比科学上的原理一样，凡物质的化合，都有一定饱和程度，过了这个极限，就会破裂以至于毁灭！所以敌人侵略战争，今后只有一天一天的随兵力之消耗减损而趋于失败。在另一方面我们过去虽遭受了挫失，但我们的挫失，客观上也只是到此限度为止，从今以后，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布置的完成，以及军费的增强和敌我实力消长士气盛衰的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这就是由于我们过去十七个月的战斗已陷敌人于泥淖而稳定了我们最后必胜的基础。我们既确立了这个基础，今后我们就要设法看如何才能够转败为胜，如何继续百万已经死伤官兵的精神，拿我们过去无数将士以血肉所换得来的教训，所谓血的教训，活的教训，来省察研究，以改进我们的缺点增强部队的力量，来求得抗战的胜利，实现一般阵亡将士的遗志，以提高并光大他们牺牲的价值！这样，才算是尽到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才对得起我们 总理与一般先烈在天之灵，我们这次会议，就是希望各位将领要本着我们自己对于一般先烈与已死官兵所应有的责任心，以及我们对于国家民族和主义所应尽的责任，殚精竭虑，集思广益，如何才能求得一个以后作战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然后以万众一心协同一致的精神彻底实施，以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的使命，我们这次会议的意义即在于此。” （蒋介石文集•演讲•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蒋公在南岳会议上，从战略与政略的观点进一步为大家分析当年的战争形势道：“大家要知道，敌人此次进攻武汉，仅占领武汉不是他主要的目的，他最大的目的，在消灭我们的军队，因为如果他只能占领武汉而不能消灭我们的军队，仍不能达到他速战速决的企图。但是自从我们军队依照计划撤退，他占了武汉并且接着占领我们岳州以后，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鼓挺进攻占我们长沙和南昌，然而他进到岳州以后，就不能再攻进来，这就证明他的力量不够，气势已竭。因为从前他攻陷我们南京，本可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而他不敢前进，以致过了三个月后待我军整理好了，始来进犯徐州，竟受我军重大的打击，以致有鲁南的惨败，这个教训他们应该是知道的。因此，可以证明他在攻下武汉之后，不即进攻长沙南昌，这不是他的战略上没有算到这一招，而是事实上他的力量已用尽，没有余力再侵略进来。由于这一事实，第一点，可以证明敌人的力量决不能消灭我们；第二点，他的力量不够，就可以反证我们的力量已足够打破敌人的侵略。他之所以不敢轻易进犯长沙和南昌，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实力还存在，决非他所能消灭！此次敌人在武汉用这样最大限度的兵力，尚且不能消灭我们，所以他要消灭我们的企图，是已经完全被我们打破了！由于这一事实，就可以知道到了现在，敌人不但不能克服我们，而且反转来，我们已可以克服敌人！这亦就是证明敌人今后决不能消灭我们的军队，亦就不能灭亡我们的国家，反之，我们的力量，最后一定可以打破敌人，消灭敌人，以求得我们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大家试回想在未开战以前，敌人气势骄横到什么样子，那时在他们心目中，简直以为不要三个月，就可以消灭中国全部的军队，他万不料在淞沪激战竟至三个月之久，使他使用了现役兵力至十二个师团之多，还要想尽各种方法，始得在金山卫偷渡登陆，从侧背威胁我军，那时我军才作战略上的退却。这三个月的绪战，他已受了意想不到的伤亡，无异先给他当头一棒，到了他攻占南京的时候，他知道中国军队不可轻侮，决非如平时所想像之易于对付，敌人本来是侥幸求逞，惯于虚声恫吓，到了这时，他就想得了则了，不愿再战，然而我们绝对不愿接受他的条件，坚决的依照我们预定一贯的战略，继续抗战，到了这次武汉会战以后，他不仅不能击破我们的力量，而且他对我们更要恐惧，更要害怕，我想他现在已决不敢再存消灭中国的妄想，而要害怕我们去消灭他了！” （蒋介石文集•演讲•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会上，蒋委员长在总结前期抗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满怀希望向全国军民提出举国上下一定要：坚忍持久，以济远大， 忠诚朴拙，和衷共济，以达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完成抗战建国的使命！
今天我们以一个后人的角度，冷静地来领略蒋公当时的这一番话，完全可以感受到其间的沉重。蒋介石说：“敌人此次进攻武汉，仅占领武汉不是他主要的目的，他最大的目的，在消灭我们的军队，因为如果他只能占领武汉而不能消灭我们的军队，仍不能达到他速战速决的企图。”蒋先生特别强调道：“他占了武汉并且接着占领我们岳州以后，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鼓挺进攻占我们长沙和南昌，因此，可以证明他在攻下武汉之后，不即进攻长沙南昌，这不是他的战略上没有算到这一招，而是事实上他的力量已用尽，没有余力再侵略进来。由于这一事实，第一点，可以证明敌人的力量决不能消灭我们；第二点，他的力量不够，就可以反证我们的力量已足够打破敌人的侵略。”
的确，武汉会战（中国称为武汉保卫战，日本称为武汉攻略战）是抗日战争中一场大规模战役，超过一百万的国军在蒋介石的领导下防守武汉，以抗击由畑俊六指挥的日本帝国陆军，战场在长江两岸拉开，横跨安徽、河南、江西及湖北省，武汉保卫战国军与敌人瘀血拼杀了四个半月，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庞大和最出名的一场战役。
事实上，日军攻占武汉后，未即刻发动对长沙与南昌的攻势，并不表示他们的力量已经用尽。敌人在武汉未能歼灭国军，我们保存了国军，但也不等于我们就可以很快反攻击溃敌人，而身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的蒋介石，虽然对眼前的处境自明于心，但他不能表示丝毫的犹豫和悲观。因为在当时我们唯一能打下去的凭借，只有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一股气，一股浩然正气！如果这股气涣散了，国家也就要亡了。蒋委员长以他个人的毅力、勇气与志节，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苦苦支撑，直到最后胜利，其功其劳足可彪炳史册。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为我们分析了蒋委员长的坚毅性格，他说：“老总统的长处呢，这个人是个性坚强，你欺负他，他是绝对不服输，这是他的好处。这仗打到最后绝对不投降，你要欺负我，我就绝对不投降，你说他是服软不服硬啊。所以老总统到后来，日本人打到独山，又快打到重庆了，老总统预备退到西昌，退到西藏还是要一直打下去，绝对不投降。要没有老总统啊，那是国民党的任何其他的人就投降了。……没有老总统，我们八年抗战是不会抗战下来的，那是五千年来第一人，没…再没第二个。”（纪实性历史记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九集•中期抗战）
武汉保卫战结束之后，南岳军事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曾亲笔致信蒋介石，表达钦佩之意，并称赞蒋公说：“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 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
信件全文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
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
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
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
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 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之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注解：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
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
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间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
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
专此布臆。 致祝健康！ 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风顺诗词》特刊总第13期P97-98）
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别强调说：“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 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之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
历史老人告诉炎黄子孙：毛泽东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说一套做一套，从来就是言行不一的典型人物。
所以，尽管如此，抗战形势并不乐观，因为自全面抗战以来，阻挠、破坏抗战建国大业的暗流时时涌动，这一点蒋委员长自然是了然于心。因此，面对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险境，蒋公既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又内心极为孤独，孤独之感更是无处倾诉。
一九三八年底，一个随时可能崩溃、瓦解、灭亡的中国，展开了对抗强敌的第二期战争。炎黄子孙以坚定的信念，在一万个不可能中寻求那一个可能——击溃敌人，战胜敌人。这种情怀是十分悲壮的。因此，战时陪都重庆在成为全国人民希望之城的同时，更是一座非常之城和一座背住历史向前走的山城。如此沉重的压力，更具体的落在蒋介石的双肩之上。蒋纬国将军回忆当年蒋委员长的处境时说：“父亲是一个拿英制来算哪，5英尺9吋半（约173公分），体重135磅（约61.4kg）。在我回到重庆的时候，他更瘦，非常苦闷。特别是他在洗澡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他…大叫——啊…啊……！长声的大叫。有的时候叫”天……“，有的时候叫”妈……“，可以想见他的…这种孤单的感觉，甚至是一种无助的呼喊。” （纪实性历史记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第十九集•中期抗战）
是的，在那国难当头的艰苦岁月里，是蒋介石用他那无比刚毅的性格，坚定不屈的精神担负起了抗战建国的历史重任，他叫“天”，为天地立心，他叫“妈”，为生民立命。诚可谓，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五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