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一度的父亲节。
近年，每当父亲节接到女儿问候时，我的心总是“咯噔”一下，不由想到自己已故的父亲。
我辈“生在新会社、长在红旗下”，小时候只晓有宏大叙事的节日：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日，而传统节日只剩下与吃相关的中国新年、中秋、端午了，父亲节自然排不上号。
早在一九四五年的民国，为鼓励颂扬在前线浴血奋战的父亲们，中国创立过自己的父亲节，日期是八月八日，取谐音“八八——爸爸”，台湾承继这个节日至今。
一九九一年，也许为顺应加入WTO，大陆引入表达人情和温馨的美国父亲节（每年六月第三个礼拜天），十多年后美国的母亲节也随之跟进。为表现中国“特色”，近年，中国敬老的重阳节等传统节日也开始恢复。
都说父爱如山，母爱似海，唯其如山，才顶天立地支撑一个家；也唯其如山，才平凡得似乎无言可赞。所以，每遇父亲节，我总觉得关于父亲有话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便在“咯噔”中度过一年又一年。
最近查阅资料，偶然看到湖北应城城隍庙的一副对联：“为人须凭良心，初一十五何用你烧香点烛；做事若昧天理；半夜三更谨防我铁链钢叉。”这是我烂熟于心的一副对联，从小到大不知听父亲念叨过多少遍。此刻重温，我似乎找到了父亲的生命底蕴，也在重新审视父亲时认识了独特的中国教化传统。
都说中国人（主要是汉族）没有宗教信仰，不要说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徒评断如是，即使以中国人自称的多数信仰佛教而言，中国人的佛教徒和泰国、缅甸更不要说西藏的佛教徒也不能同日而语。上述有宗教信仰国家的人，在生活中依循宗教教义自我节律自我约束。那么，没有主体宗教的中国人靠什么自戒？又靠什么延续社会和家庭的嘉言懿行？就靠代代相传劝人行善惩恶的箴言！
不仅湖北应城城隍庙，全国各地的城隍庙都有类似的对联，不妨随手摘几处：
辽宁锦州城隍庙——“善来此地心无愧；恶过吾门胆自寒”；
贵州关岭城隍庙——“进来摸摸心头，不妨悔过迁善；出去行行好事，何用点烛烧香”；
山东胶州城隍庙——“要作好人，自古忠臣孝子都有善报；要做坏事，请看大奸巨恶怎样收场；”
福建永定城隍庙——“为恶必灭，为恶不灭，祖宗有余德，德尽则灭；为善必昌，为善不昌，祖宗有余殃，殃尽则昌”；
合肥城隍庙——“任凭尔无法无天，到此间孽镜台前，还有胆否；须知我能宽能恕，何不把屠刀放下，回转头来。”
……
这些对联在各地的老百姓中传扬教化，成为他们为人处世的戒律。毋庸置疑，应城城隍庙的对联是湖北老老少少尊奉的信条。父亲在湖北黄陂出生长大，十三岁时，父母兄长因患肺结核先后病故。失恃失怙的父亲成了孤儿，开始自食其力的流浪生活。他从故乡带出的唯一财富，就是受教于父母的“为人须凭良心……”那是他信奉一生的“教义”和座右铭，塑造了他的人格品性，规范了他的行为准则。
在上海长大的人眼中，黄陂无疑是偏僻乡村。所以，当我在毛时代看到父亲在履历表的出身（当时最重要）一栏填“城市平民”，才知黄陂有城镇，具四千多年悠久历史，还出过两度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三度任副总统的黎元洪等名人。
从父亲写一手漂亮的小楷，可知祖父母身前供他上过几年私塾，家境本属小康，可惜双双早夭而使父亲落难。所幸，父亲凭这点文化底子，小小年纪勇敢地走出黄陂闯荡世界。
父亲先到武汉。当时的武汉不仅是九州通衢，还有英、俄、法、德、日的租界及收回租借后建立的特别区，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然而，城市再繁华，对十三、四岁自谋生路的孩子总是艰难的。父亲困顿地生活了一、两年，听人说上海更容易讨生活，又不安分了，便不甘滞留武汉，决定再去上海觅机会。
父亲没有从武汉直达上海的盘缠，就一路做小工一路前行。中途在苏北一家地主家帮工度过一段日子，除了得到食宿，可能积攒了一点钱，让他得以顺利到达目的地上海。
十五、六岁依然是孩子，在上海也只能在餐饮店等处打杂，烧火、做饭、也学些做面食点心的活维生。多年后，父亲以此教育我们子女劳动观：这世上，他见过抽鸦片好吃懒做在街头冻死的，没见过踏实苦干在家里饿死的。
父亲到二十岁左右就想找固定工作。那年月外地人都涌到上海讨生活，找一份正式工作并非易事。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在沪西有个法国人越出租界在华界扩展的地区，在治安管理上日、法两方职责不清。就有有见识的华人向日、法建议成立沪西警局，因此需要招募巡警，父亲经人介绍去应聘。招募要求是：年龄二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体魄强壮，视听正常，粗通文字，语言清楚，熟悉地形。父亲的条件都符合，唯有粗通文字一条，当时不设考试，难以鉴定。招募官正巧有一份文档要抄写，就问父亲你会吗？那真是父亲擅长的。于是，父亲用一手漂亮的绳头小楷连续几日抄完文档，就此顺利进入警局。
事实上，当时中国成人文盲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父亲扎扎实实读过几年书就算“有文化的”，从他的同事常找他帮忙写东西也可见那辈人的受教育程度。
父亲在他漫长的员警生涯中，做过两件可圈可点的事。
一件事发生在父亲当上员警不久。
一次，父亲上班巡街，有一个黄包车夫向父亲禀告，有位乘客把一个包裹遗忘在车上，不知里面放着什么，请巡警查找失主。父亲打开包裹看？竟然是鼓鼓一包银元，乘客好像刚从银行提出。父亲不假思索地把银元上交给警局。对父亲这样低薪警员，如贪心吞下便是一笔钜款，但那不符合“做事不昧天理”的信条，他断然不为。
另一件事大约发生在一九六四春末夏初，那时我已记事。
一天下午，父亲作为交通警在一个银行附近的马路上站岗，忽闻“有人抢钱！”的喊叫声，只见叫喊者双手痛苦掩面，前面有人手提一个袋子飞跑。父亲知道那人就是抢劫犯，就拼命追上去，一边追一边叫那人“站住！”抢劫犯是个小伙子，哪肯就范，跑得更快了！父亲已是中年，当然跑不过他。就在这时，有个年青人踏一辆黄鱼车迎面过来，父亲叫他把逃犯撞到，机敏的年青人见员警抓逃犯，飞快冲上去，罪犯踬扑于地……
受害者是某单位的会计，提了几十名职工的工资从银行出来，抢劫犯用香蕉水喷他的脸，然后夺走他手上的钱袋……当时上海的犯罪率极底，这是恶性大案，成为耸动一时的新闻，父亲与小青年为此立了大功。父亲所属单位召开表彰大会，骑黄鱼车的小青年和父亲分获一、二等功，当地刊物作了专题报导，父亲受奖的照片登在扉页……
对此，父亲淡然处之，那是他作为员警应尽的职责，一如二十年前他上交一大包银元，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他感到欣慰的是，罪犯束手被擒，钱袋完璧归赵，几十个家庭一个月的生计没受影响。
父亲是民国时期的旧员警，属新政府“宽大政策”的留用人员，政治上是不被看重的。何况，按共产党的评价标准，父亲“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知勤勤恳恳工作，政治上不要求“进步”。
不错，父亲不介入甚至不关心政治，而且一向如此。
当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警局里就有不少中共地下党，父亲有一个同事就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多少年过去，他来我家，父亲就提他过去的匿名番号“一三七0”，父亲怎么知道他的地下党番号？也许他动员过父亲加入地下党？不得而知！总之，父亲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安分守己地过普通日子，不会越轨干“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次父亲抓了强盗立了功，党组织开始对他另眼相看，动员他争取入党。父亲虽不主动追求“进步”，但领导赐予青眼引导他入党，他自然十分在意和尊重。记得父亲花了好几天写入党申请书，他也许预感自己最终加入不了，从没对子女说过写申请书的事。我是从他和母亲边说边写中透出的话语猜出的。
父亲入党的事果然没有下文，这是必然的结果。争取入党，你必须不停地向组织写思想汇报，还必须学会向“联系人”和上级溜须拍马，这一切父亲统统不会。
事实上，父亲只有“为人须凭良心……”的人性，连基本的阶级觉悟都没有，哪里培育出铁面无情的党性。
文革时期，公安局里清理阶级队伍，“解放前”的普通警员已是经过改造的“新警员”，而警长属于国民党“残渣余孽”，都是批斗对象，父亲过去的上级王警长尽管退休也没幸免。那时，父亲经常唉声叹气对母亲说，王警长是个好人，仅因当过警长就遭迫害，也太不讲道理了。王警长很快沉痾加身，父亲常去探望他，直至他七十多岁去世。
也是文革中的好几年，每到父亲生日，总有一对兄妹挎了一篮面条来给父亲做寿。他们进门就叫父亲“哥哥！”我好生奇怪，父亲孤儿一个，连表兄妹都没有，哪里冒出一双弟妹？原来就是父亲在苏北地主家帮佣的那家儿女。地主的儿子后来到上海读大学法律，五七年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中也逃不了挨斗。兄妹俩找上父亲，也是攀上当员警的亲戚，遭难时有点依靠。父亲明知兄妹俩的意图，也不避嫌，每次都热情地招待他们。
仅从父亲和他们的交往就击破了共产党的仇恨教育。地主和做雇工的父亲非但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彼此还相当亲和。地主全家知道父亲的生日，肯定是父亲帮工时逢生日，地主给他吃一碗鸡蛋生日面。父亲到上海后也一定写信与地主联系，不然他们后来到上海也不会找到父亲。
父亲不仅竖立不起“阶级仇”，连“民族恨”都确立不了。三十多年前，我去日本留学。行前，父亲突然跟我说，日占时期他在警局工作，有一个日本同事，叫“古国义夫”，他是个好人，他们当年共事得不错，如果我能找到他，提起父亲的名字他一定记得。
我没去做大海里捞针的事。却知道在父亲的观念里，只有“好人坏人”之分，缺乏应有的“敌我”意识。
从这件事上我也认识了父亲的另一面，这么多年父亲从没提起过曾经有一个“日本同事”，他知道这事非同小可，万一我们知道泄漏出去要闯大祸。
仔细回溯，父亲虽然谨小慎微，不经意中也会谈点见解，并非是不分是非的糊涂人。
比如，每次提到张学良，父亲就向我背一首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塚，哪管东师入沈阳……。”这是马君武写的《哀沈阳》，“九一八”事变不久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尽管朱五（朱湄筠）和影星蝴蝶为此蒙不白之冤，因讥讽了沉湎女色误国误民的公子哥张学良，便在全国广为流传，父亲显然也十分认同。
提到蒋介石，父亲也有事要说。一次，他在东平路九号宋美龄公馆（著名的“爱庐”）前值岗，看到蒋介石和宋美龄出来，身边仅有两、三警卫。蒋介石好像远远地和父亲招了手，也好像是特意上来和父亲握了手。到底是招了手还是握了手？父亲说得含含糊糊，就像他从不和我们提“日本同事”，他怕出言不慎横生事端。但说完这事父亲总是一声长叹“蒋介石糊涂啊！”
父亲的言下之意我是懂的。他暗下在拿毛泽东作比。
毛每次来上海总是下榻在早已不对外开放的锦江饭店。饭店已经壁垒森严的安全了，还对外保密，连所属的卢湾区公安局也没人知道，仅派一些便衣员警去饭店周围巡逻。我们住在附近的居民，如果知道毛离我们咫尺相距，还要激动死！
这就是父亲对毛蒋的认识。
尽管如此，奉公守法的本性让父亲那点是非观隐而不露，更不要说产生掺和政治的念头。
父亲在为人上更加无原则了。
他有一位同事，看人下菜碟，在员警制服的左口袋放一包“大前门”香烟；右口袋放一包“飞马牌”，见到上级和求人时就敬上“大前门”，遇到脚碰脚的平辈，就递去“飞马”。以我的性格，不会与这样的人来往，但父亲和他相交了一辈子。还有的同事更过分，逢年过节常临时上门请父亲代班，有时甚至我们全家正围桌吃饭，父亲也丢下饭碗就走。有些人明显是利用父亲的善心占便宜，父亲却从不拒绝他们。
即便如此，父亲与这些同事相处几十年，从没听他说过那些人的坏话，更没听他说过恨谁，倒把“静坐常思己过，闲时莫论他非”当口头禅。
对此，我有点不以为然，心里对父亲颇有微词。
本分自律与人为善做人固然好，但在一个弊病丛生的国度，在一个人心叵测的社会，无论对人对事，丧失原则就是纵容小人，助长歪风。尤其是国家大事，先贤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有人人关心积极投身，才能推动社会改良时代进步。若人人都只知做好好先生，社会永远一潭死水，国家也不可能走上正道。
后来我去日本，才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父亲。
日本能够在短短几十年间就进入最先进文明国家的行列，就靠像父亲那样的老百姓，为人和睦相偕，处事诚实敬业，凭此创造出傲人的经济奇迹。至于政治问题，仰靠民主制度，老百姓选出议员为代言人，由他们筹谋主导国家大政方针。也就是说，在政治清明公平正义的正常社会，不需要人人时时关心政治，却需要父亲那样勤勉淳朴的公民。
当年的民国尽管不是民主政体，却具资本主义特质，个人不仅可以拥有财产，也拥有一定程度的言论空间，整个社会还葆有沿袭千年的良善民风。父亲就是民国铸造出来的遗民，他一生带着民（国之）风，即使身子跨进“新社会”，心脑还留在民国，习惯性地慎独守正，杜绝恶行，始终没被“新时代”整形蜕变。
父亲幼时，全家染病，他却幸存，凭的是超强的免疫力。此后他奉行“为人须凭良心”，所以初一十五从不去寺庙烧香点烛；恪守“做事不昧天理”，半夜三更也从没有防铁链钢叉之虞，每天倒头就睡，一生无病无灾，在近五十年的工作期间几乎没请过病假。退休后他也极少跑医院，临终前几年虽有脑萎缩之症，也无忍疾患之痛，可谓怀菩萨心肠，得吉人天相。
阿弥陀佛！
父亲：喻金声，生于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卒于二0一一年（民国一百年），享年九秩晋三。
写于二0二三年中华民国父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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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