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4日讯】曾经有人把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身上，以为他们是民主的天然支持力量，“告别革命”的过气学者李泽厚甚至提出了“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的公式。
但是十几年前来，那些“先富起来的”中产阶级们（更不用说富豪）所表现出的贪婪、无耻、对权贵的依附等等，只是印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他们并不追求民主，他们的财富积累往往是肮脏的，见不得阳光的，他们更渴望在现行体制下继续醉生梦死的生活，不想有所改变，什么社会进步、什么自由人权，于他们何干。
记得几年前读过经济学者何清涟的一篇文章，她和几个知识精英朋友曾和几个“成功人士”有过一席谈，这些早已跻身中产阶级行列的企业老板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让她们大开眼界，他们反对民主，反对深化改革，说白了就是要保持现状。
其实，富人的堕落只不过是整个社会堕落的一部分，穷人富了也可能好不到哪里去。在这样一个不义的时代，孙大午的存在确实是一个异数，他的出事也是正常的，不出事才怪呢？这个自称共和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富豪认为阻碍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是“权力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夺和限制。”
他一针见血地把这种“剥夺和限制”称为“政治压迫”——“（依我们徐水的情况看）政治压迫是存在的，经济剥削却不存在，农民就这点东西，没什么可剥削的。”在他眼中，现在的农村状况是“农民看不到希望，农村成了绝望的田野。”他为此呼吁农民的“第三次解放。”
他直言“我们国家现在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审批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审批经济’比计划经济还坏，还可怕。它可以让谁富谁就富，让哪个地区富哪个地区富，这相当可怕，相当危险。准确地说这可以叫‘官僚资本社会主义经济！’”他尖锐地批评“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私有化”的现实，他提出：“这个社会最主要的不是需要政治家，而是需要思想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区别：政治家常常是一部分人的代表，或者是大多数人的代表……；思想家是全人类的代表，他不会站在某一派别、某一集团的立场去考虑问题，他给予所有人恩惠。”
早已跻身“成功人士”的孙大午不好好享受他的既得利益，过纸醉金迷的好日子，偏要关心什么“三农”问题，和学者对话，到高校演讲，说什么社会需要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他的思想、言论或许卑之无甚高论，有的判断也不一定准确，比如说什么“我们现在的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是成功的，超前的”，比如对个人主义、对人权的认识也都有局限性。他以一个亿万身价的农民企业家，放言时局历史，畅谈民主共和，关怀农民命运，在衣冠楚楚的大款行列中完全是一个另类，一个异数。他以思想活着而不仅仅做一个行尸走肉的富且贵者，但正是他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挽回了最后一点荣誉。
他说：“我有两个梦，一个是我想建一个世外桃源，这个理想正在实现；我的另一个梦是：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随着孙大午的锒铛入狱，他的第一个世外桃源梦已被击得粉碎，他的第二个梦——真正的人间共和依然遥遥无期。无论他未来的命运如何，历史都将记住孙大午这个名字，一个曾热切追求共和理想的企业家、思想者、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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