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2日讯】大约1987年我还在一个乡村中学教书，第一次从远方的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了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朋友知道我对文化反思很有兴趣，就把目录详细地抄了一份给我，密密麻麻的，起码有十来页吧，让我如获至宝。从那时起我就向往能见到这本书，1988年冬天，我终于买到了这本书，记得是国内某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共分上、下两册。虽然纸张很粗糙，装帧很普通，但我喜欢得很，出门总是带着这套书。可惜的是1989春天意外丢失了。然而15年来我几乎从未忘记过这本书。广西师大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新版本，使我有机会弥补15年前丢书的遗憾。
孙隆基以“仁”字的构成为钥匙，开启了中国文化结构的神秘之门，“仁”是由“二人”组成的，中国社会强调人际关系，一切都要归结到人与他人的关系，世袭制、裙带关系、走后门……，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这一解释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由此引发开来，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缺乏创造力，尤其是皇权制度经过十几轮循环依然不死，就是我们把生命的主要精力都浪费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了，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无非都是教人学会世故，学会乡愿，所以鲁迅才会在满纸“仁义道德”之下读出“吃人”二字。如果说鲁迅的认识还是文学的、感性的，那么孙隆基从文字学、文化学、历史学切入，对中国文化提供的则是一种理性的解释。在幽暗的中世纪长夜里发展出来的这样一种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为皇帝服务的文化，是君臣、主仆名分既定、等级秩序俨然的文化，个人的不发现、个性的泯灭是必然的，从屈原以来强调的都是对主子的忠诚，哪怕主子将你打入万劫不复的地步，你也得守着“第二种忠臣”。 我仍清楚地记得最初读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时的欣喜，我的笔记本中至今还记着这样一段话：为了维持“天下”之长治久安，中国人就诉诸“定于一”的方程式，并且对“安定团结”无限向往。这就形成了文化上的要求：大家都必须力求彼此之同，去相互之异；个体和“局部”必须尽量收束自己，以便促进整体的和谐。
因此，中国传统的乌托邦理想就叫做“大同”。在推翻了帝制以后，成立模仿西式的体制则称为“共和”。……
至于中文里的“共和”一词，虽然源自西周时代的某一历史故事，但是它的字面意义却确实有“和谐地共同在一起”的意思。因此，它就与中国式的“政”与“治”有共通之处，亦即反映出不容许有多党存在的文化心理。
15年来，孙隆基的这些论断一直徘徊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对中国文化的独到见解和别开生面的分析未必就是定论，它提供的一家之言却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认识本民族的文化，特别是那些与现代文明不协调、不和谐，甚至阻碍现代化的因素，这样的文化研究自然不是停留在书斋里的猎奇，而是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有过一场“文化热”的话，那也不是第一次，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就是着眼于文化重建，试图引入全新的文化价值。 有人说《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只是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一个“纪念品”，似乎只有怀旧的意义。我是不同意这种判断的。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继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之后，关于中国文化最有份量的一部学术著作之一，它说的一切未必都对，但它提供的这条分析的思路，它独特的思考背后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民族自省精神，他对民族文化的批判性分析，这一切给我们带来的震撼都超出了学术的范畴。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学术著作最大的弊病就在于，总是局限于一个很狭窄的学术圈子，所谓二、三素心人商量之事，而与当下这个社会以及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更多的人们并无切身关系。孙隆基的这本书之所以在80年代风行一时，到了十几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它的市场，就在于它不是讲堂、书斋之间把玩的游戏，而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的一次独立思考，是和现实有关的思考，立足点是民族的新生。正是这一点使它超越了学术的象牙塔，从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中显示出它的另一种姿态，其中浸透著作者对本民族的爱，这种爱或许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形式表达出来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