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9日讯】5月28日，《中国农民工维权通讯录（广州）》由我独立编辑完毕，共计9944字。本“后记”也将连同这9944字，列印成册，而后分发到在广州的农民工手中，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颇为欣慰的是，在通讯录即将脱稿的一刻，便有民工前来表示：“一定要给我们留一份，这实在是太重要了！”不用说普通农民工，就连政府工作人员也未必比我在通讯录里知道得更多，因为它累积着数日以来的心血、精力和耐心。为了编辑成功，我真的是四处搜集，八方咨询，再花三个通宵、三个白天的时间去整理、排版，最终定稿、列印、复制。今天，又是18个小时未合眼……。我将联合我在体制与江湖上的朋友，把通讯录扩散出去。虽不敢说这是中国第一例，但在广州已算得上是罕见的维权努力了。
国家的普法，媒体的普法，关于程式、政策、法规普及得多，但毕竟首先需要的是“人”。谁去说明民工？民工找谁说明？无数民工完全就是一片茫然。如果政府的行政、检察院的受理、法院的司法统统失效，民工如何抉择？这就需要法律援助、律师、媒体、工会以及非政府组织（NGO）的力量。切合当前这个维权成本高至极点的社会，民工的第一考虑就是减少财力、人力、精力与时间的消耗，而这，更需要“人”。通过这本通讯录，我要让民工们看到希望，看得具体而透彻，要让他们知道原以为根本走投无路的事情也可以有巨大转机，这需要明确知道“谁”该为他们负责，“谁”有能力为他们负责，这些“谁”，民工们要如何与之取得联系，并快速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这就是本通讯录非常实在的一个立意。
多少次，我们都被承受着这样的拷问：谁可以为民工代言？民工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在一个必须走向法治时代和资讯时代的背景之下，他们更多的公民权利有没有得到？拷问，也毕竟只是拷问，它仅仅是作为一种深度关怀的咨询、交流、探索，实际上还仅仅是知道真相的最初努力。如果再进一步，去调查，去与他们一同感受、体验，这种真实感乃是超过言论、超过情感的。情绪上的感同身受，将随之渐渐化为一种群起而抗争的维权勇气，这股勇气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真实案例，渐渐上升为看得见的正义，而且是普遍的正义。我正在踏上这条不归路，在荆棘密布的路上，我希望扩散这种正义，它是那样的感人、那样的伟大，让我的生命展现出无以言表的意义和魅力。那可能会意味着，我的努力或许在一个地区，或许在一个更大范围的传播空间，将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帮助、指导。而我们共同走上的这条路，则最终意味着：告别一盘散沙，呼唤公民团结；告别自暴自弃，呼唤公民觉醒。
事实上，我已经看到了这种光明的未来，尽管这未来可能来得异常艰辛、痛苦和充满折磨。这种前景对于我来说，是真真实实地看到任何中国人——哪怕他处于社会最底层——都能够找寻到尊严，在中国任何一片土地上都能发自内心地生长起一股自信，体会到一种自由！哪怕他们遭遇种种危险和漠视，也能群起而抗争，用智慧、用人力，用不可屈服的坚强意志，去理性解决问题。想想1998年的廖晓峰，他从一个打工仔成就为一个维权志士，虽然最终消失于我们的视野之内，却激励了越来越多的民工们为自己代言，为自己这个身份代言。这就是一种“正名”。如下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如同廖晓峰一样，进入了本通讯录：孙武胜，“孙武胜维权工作室”负责人；毛荣中，“毛荣中民工维权室”负责人；郭昌盛，《中国农民工网》站长；吴贤德，《打工者之声维权公益网》站长……。他们过去也是民工，但如今是诉讼高手、媒体主笔。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展示了一种非常可喜的可能：民工，为民工代言。
我同样欣喜的，是对于社会治理和社会援助具有前瞻性努力和国际化视野的NGO。它们尽管物力维艰，或者备受限制，但也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在民工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力挽狂澜。它们是：广州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洋），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中山大学“妇女打工者劳动权益咨询服务中心”（负责人：鲁英），北京“打工妹之家”（联系人：高月琴）等。更有那些极为专业、身经百战的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他们献身劳动纠纷案件，为弱势群体在起诉、代理、出庭、执行等全程环节，全力挽回民工损失，这类人物实在太多太多，成为本通讯录重点。另外一种，是政府司法局领导下的法律援助组织和公职律师事务所，免费为民工维权。现如今，广州市珠海区甚至提出检察院必须在民工维权之中扮演积极角色，遏制侵害方的强权和恶意拖延。报界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个维权过程，《陕西工人报》成立全国工人报业第一家“职工法律维权顾问团”。啊，对，“维权顾问团”，这种新型组织已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铺设，如江苏省泰州市“职工维权法律顾问团”、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镇“企业职工维权顾问团”，即是其中两例。至于四川华西民工救助中心，更是全省铺开，国内首创。
互联网在一批敢言人士的参与之下，也渐渐进入角色。如李新德创办的《中国舆论监督网》、吴维丁创办的《中国维权律师网》等，民工受侵害的案件被这些网站时时爆光。农民工问题已是刻不容缓，这对于法律专业人士尤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点，一些地区政府甚至提出要求：每个律师每年必须代理两个免费法律援助案件。由此，2003年度获得“法律援助奖”的两个律师事务所——广东至快律师事务所、广东仲衡律师事务所——也被收录于本通讯录。在广州从业的，有一定业务水准和道义感的劳动纠纷案件（工资、工伤、合同等）代理律师，我也推荐了一大把，如：杨帆、张长杰、黄上椿、余汉华、杨昌利、田党胜、朱和叶、甯媛、张永泽、许解富、周永忠、贺俊、欧阳刚建、唐红炬、宋剑、韦国祥、易奎、周庆源、唐小明、罗广宇等。安徽有个金亚太律师事务所，该所律师李振兰专门办理工伤案件，我很佩服，也推荐了她。重庆有个立太律师事务所，由大名鼎鼎的周立太创办，自然更在推荐之列。
如此维权背景，对于行政者、司法者的高标准要求，实在是个挑战。自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方潮贵、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张杰明，到广州十三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分局局长李伟明（番禺）、刘家齐（海珠）、彭德华（天河）、张粤鲁（越秀）、于振浩（东山）、李智强（荔湾）、卢杰（黄埔）、邓树林（芳村）、谢锡坚（白云）、邓汝明（花都）、张从敏（从化）、赖共同（增城）、朱志超（开发），无一人不必须强调行政、司法、工会、社会、媒体、NGO等力量的多方合作，也因其而备受监督，敦促其行政必须有作为，且讲究主动、积极、效率与公正。至于各区分局的职能部门领导——尤其是监察科、社保科——，以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则更需要在面临巨大民工问题的同时，彻底维护民工权益，否则将被提起复议、控告与控诉，饭碗难保。各建设局（市政与建设局），应与劳保、安监部门通力合作，强调建设安全，保护建筑民工权益，督导拖欠工资、工伤案件的办理。工会更应名副其实，不能形同虚设，更不能以户籍为限，而应以辖区为判断，对外籍民工一视同仁，并鼓励他们成立维权组织。
最后，我留下一点希望。《中国农民工维权通讯录（广州）》在提交媒体公布的时候，我对媒体主编说：“此次你看到的是一篇前所未有的奇怪文章，但它的价值在我看来，比我以前的首发稿还要大，盼录用、发表，并理解这‘奇怪’的缘故和它的实用力量及即将达到的普及度。”不出数日，我想我的这个判断必将被事实印证。然而，这需要各位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与我一起努力，在网上复制并列印、再复印本通讯录，再广为传播，要保证它一定是亲手送到民工手中，而且不收任何除开“工本费”之外的费用。当然，最好是一律免费！请大家帮助我，等同于帮助那些一片茫然、焦急等待的农民工。
请诸位善始善终，这是一个功量无量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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