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二次世界大战—“非必然的战争”
丘吉尔认为，只有广泛联合欧洲乃至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的“大联盟”组织，以强硬的手段甚至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才能制止法西斯独裁者的侵略野心。他始终认为，如果做到了这些，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非必然的战争”， “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这次战争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只是由于英语民族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肠而听任恶人重新武装”，才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当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不列颠之战，为在法西斯德国野蛮的狂轰滥炸和虎视眈眈的入侵威胁之下顽强抗击的英国人民的命运而担忧时，丘吉尔及其领导下的英国人民不仅始终保持着沉着坚定的态度，而且对获得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后胜利始终抱着极大的信心。丘吉尔成为英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的集中象征。
在丘吉尔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时，《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战斗感到无比幸福。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而丘吉尔在他的广播讲话中，把这种英国精神及必胜的信念表达得更为清晰。他说：“我们将永不停止，永不疲倦，永不让步，全国人民已立誓要负起这一任务：在欧洲扫清纳粹的毒害，把世界从新的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我们想夺取的是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生命和灵魂。
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不达目的，誓不甘休。”丘吉尔在英国处于最危急，最困难时立下的这些誓言，像一座巍峨的精神灯塔，照亮了欧洲人民在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中通向胜利的漫长道路。
1 绥靖政策的破产
几天后，由德比勋爵提议，丘吉尔附议，张伯伦当选为保守党领袖。此时丘吉尔与政府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他不再在主要政策问题上同政府争论不休，反而有时还能给予适当的支持。他对年轻的外交大臣艾登在处理国际冲突中采取的有力措施给予热烈赞扬；对于政府在加强国防方面的努力给予坚定支持。
1937年10月，他在斯卡巴勒举行的保守党全国联盟的年会上说：“目前，政府正在对重整军备问题作出巨大努力。……我们的责任是支持陛下政府的政策，在我们的许可权内用各种手段加强国防和维护世界和平。在这里，党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新的一年开始后，丘吉尔又在《夜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用于防务的款项无疑正不断从英国各个方面拨出，因此，欧洲主张政治和民主自由的朋友们无须用过于失望和恐惧的心情来看待现已开始的暗淡年份（1938年）。”
人们又在谈论应该让丘吉尔进入政府的事。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敦促张伯伦起用丘吉尔，但是张伯伦说：“如果我把他拉进内阁，他就会支配内阁，他甚至不给别人发表意见的机会。”张伯伦不仅容不得性格刚毅的丘吉尔，而且很快就与外交大臣艾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首先在性格和作风上，张伯伦与温和、宽厚的鲍德温不同，他对政府各部门都想进行有力的控制，甚至仅仅把大臣当作处理该部门事务的助手。更为实质性的分歧，在于两人的外交观点截然相反，张伯伦希望同德、意保持友好关系，所以遇事先想到妥协，不愿得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艾登则深刻地认识到了法西斯独裁者的危险和威胁，因而主张同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联合起来用坚决的手段甚至用战争制裁独裁者。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使两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1937年7月，张伯伦没有与近在咫尺的外交部通气，就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墨索里尼，希望改善英意关系，并表示可以承认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地位。艾登认为尚未开始谈判就主动放弃重要筹码，实在太不明智。张伯伦不满于外交大臣阻挠他与德意两国谈判的意图，艾登则不理解首相在英国军备还十分薄弱的时候，为何在同独裁者寻找妥协中如此急切。
丘吉尔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观点与艾登是一致的，因此张伯伦与艾登的矛盾成为丘吉尔重新反对政府的转捩点。丘吉尔认为，张伯伦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固执而自信的人。他和鲍德温不同，他认为他对于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了若指掌。……他不论任财政大臣还是任首相，都严格控制军事开支。在他的任期内，他是一切紧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他对当代国内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确的判断，他认为他完全能够对付他们。他脑子里充满着这样的希望：他要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而永垂史册。可惜他卷入了其力量绝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缩但又无法抗衡的旋风。”
1938年1月11日晚，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先生拜访了在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国大使琳赛爵士。他带去了罗斯福总统给英国首相张伯伦的一个密件。罗斯福在信中对于国际时局的日益恶化深感焦虑，因而他提议邀请一些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来，讨论目前纠纷的根源以找出解决的办法。罗斯福总统建议的实质，是利用美国的影响来促使主要的欧洲国家坐到一起，就全面解决当前国际危机的可能性进行磋商。罗斯福还要求暂时对此建议保密，等他得到英王陛下政府热诚赞助和全面支持后”，再向法、德、意等国提出。
艾登认为，英国应对这一建议持积极欢迎态度；但张伯伦的绥靖主义使他拒绝了这个建议。张伯伦的传记作者法伊林教授评述说：“张伯伦深恐两个独裁者将不理睬这个建议，或者利用民主国家的结成一条阵线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可是艾登回英国之后，他却表示宁可冒这样的危险，也不愿失去美国的好感。这就出现辞职的最初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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