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8月01日讯】某天下午,李伯发现她在客厅不断地自问自答,他从房间出来,看见她拿着电话话筒,神情愉悦地在讲电话,他靠近试探地问她:“你在跟啥人通电话?”她笑眯眯地回答他:“就阮后生啊!”他立即接过电话,电话那头只传来警示电话没挂好的刺耳声音。
李伯说到这里,语气犹如整个人都被埋进毫无生息的寒冻之雪中,每一个字都像瞬间被击碎一样破碎四落,他被沉默覆盖了好久,才能依稀辨认自己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似地继续说。他们夫妻年轻的时候很爱旅行,台湾都不知道被他们绕了几圈,说她像风做的一样,骑车时的身手比男人还生猛,每次劲速过弯时,他总是只能看着她的背影。
“不像是我在保护伊,反倒是伊总是走在我的前头为我指路。”他说疗养院的开销费用很大,光靠存款撑不了多久,本来准备给夫妻俩好好过退休生活的老本,已经摇摇欲坠、快招架不住,但他还是没有取消订报。
他一星期会转两个钟头的车去疗养院探望她,这个会铲平所有记忆的疾病,几乎把关于妻子的一切内在收割一空。妻从小就有轻度的阅读障碍,他只能如往常一样为她念报纸,希望能阻止他们原本稳固的回忆,继续大片滑落至无底悬崖,但近期最后一次探望她时,她已经不记得他是谁。
我还是踮起脚,把信箱里已经弯折、褪色的纸件全部抽出来,整理整齐堆放在门口,腾出空位,把新的报纸塞进去。我想要当做他们只是再一次出门远行,这么虔诚地相信,不该被辜负;就像我还是相信王菊嬷有一天会康复,在夜市口还是可以看见她和蔼的身影,报纸空着一角的小专栏,会再次出现她美丽的诗作,也一定会来接阿叔回家。
“你看!”阿叔拍拍我的肩,我回头,他小心地控制力气,摊开原本聚合的掌心,即刻探头钻出一只羽毛还长得十分稀疏的绿绣眼雏鸟。
我询问阿叔是在哪里捡到它的,想把它放回巢里。阿叔牵着我,带我去李伯家对面邻居种的杨桃树下,在粗壮交错的树根旁,看见已经掉落、损坏的鸟巢,还有两只已经虚弱而死的雏鸟。
“就可怜喔!没厝会使转去。”阿叔用指尖轻摸它娇小的头,它像在呼唤什么一样不停发出微弱的叫声。
“没要紧啦!阮带伊转去,伊就有厝啦!”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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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假快要结束的前一个星期,父亲打了一通电话给阿公,认真跟他报备想要关掉中部一直经营得不是很稳定的印刷厂。刚好有同业朋友想一起合伙投资,正在北部找适合的点,我也要上国中了,是一个阶段的段落,适合转学。因为决定得太临时,准备搬家和转学的忙碌又让我在阿公家多待了两个月。
十月底,我参加了生平第一场葬礼,躺在黄白相间菊花床里的王菊嬷,看起来比我印象中的还要瘦小。怕阿叔承受不起,我们没有让阿叔参加,但那几天他变得很沉默,像完全躲回自己的壳里。
“阿嬷出门了。”他一直跳针一般地重复这句话:“我要乖。”我总感觉他隐约知道了什么,但他单纯的世界表面,没有缝隙可以渗入这么繁复的理解。葬礼结束后,阿公把在王菊嬷住处简单收拾的遗物带回家。
我永远记得在一个铁锈严重的蛋卷盒里,封存着一大叠王菊嬷的诗稿,以这个存量而言,她根本不需要一周写七首诗,我想她只是想制造理由可以跟阿公聊天,而我想阿公也是。
在离开那里的前一天,我跟阿叔找了一块空地,把已经可以独立的绿绣眼放飞,那个属于童年尾声的最后一个暑假,也在这一刻宣告结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