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3日讯】最近政治受难者黄华昌先生的回忆录《叛逆的天空──黄华昌回忆录》在台北出版，并且有部分章节先行在《台湾日报》副刊连载。和我的家族一样，黄华昌也是原籍新埔的竹南客家人，他是我祖父曾鸿钧的表弟，总叫我祖父“鸿钧哥”，但年纪则小我父亲曾群芳一岁，所以两家往来，就属年龄相近的父亲和他自小最为要好。
黄华昌是我竹南地方的英雄人物，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日本帝国的少年飞行兵，日本人见了他都不免要敬重三分。二二八事变期间，他一度出任蒋渭川领导之乡土自卫队航空特别敢行队的副队长，计划攻夺台北松山机场，然后驾机南下嘉义救援义军。最后为了反抗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暴政，“建立不受列强欺侮的新台湾”，投身左翼台湾青年的革命运动，而不幸被执系狱、流放火烧岛十年。此后直到台湾解除戒严，黄华昌大半生都受到中国国民党政权的长期监视。古人“总以成败论人物”，但也“不以成败论英雄”。黄华昌和战场擦身而过，没有显赫的战功和英雄勋章，他是被日本帝国遗弃的军人，也从未享受过作为中华民国国民的尊荣礼遇，但他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英雄的真性情，他那要为台湾人争取出头天的质朴热情、正义感和坚忍不拔的毅力，贯彻了他一生的传奇经历，让我们的心灵深处震撼不已。黄华昌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映照出台湾人的命运和希望。
黄华昌之所以献身于左翼革命运动，并不是因为他对于社会主义有什么深刻的信仰，而是不忍见台湾人同受到国民党政权的压迫，于是把台湾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大革命之上。
二二八之后，黄华昌藏身在新竹关西马武督山区的湳湖长达一年。国共内战导致的变局，使他的表侄感到振奋，乃劝告黄华昌重返社会。为此，黄华昌遂下山来到台北，而就在他彳亍台北重庆南路、衡阳路而来到台北新公园（今二二八和平公园）的时候，遇到了改变他人生际遇的两位同乡好友。这两个朋友，一位即是家父，竹南国小高黄华昌一届的学长、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经济专修科的曾群芳，另一位则是他竹南国小第三十九届的同班同学、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育系的学生颜松树。
曾、颜二人拥有当时令人艳羡的高学历，又充满了知识份子洞观世事的知性和淑世救国的热情。他们对于竹南的少年飞行兵英雄有惺惺相惜之感，黄华昌也对于这两位竹南的热血知识份子敬佩不已。曾群芳和颜松树对黄华昌说道
：“我们必须抛弃过去在日本教育之下，养成的奴隶劣根性和军国主义思想，积极学习‘新民主主义思想’，以迎接即将来临的新社会。不然的话，过去被视为故乡菁英份子的我们，势必变成大家嘲笑的话题。”又说道：“我们应当要为台湾人打拼！”曾群芳和颜松树此后每次回竹南，都会去找黄华昌，除了鼓励生活受到国共内战波及的黄华昌要坚强之外，便是留下各种书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优点，劝诱黄华昌加入解放台湾的革命运动。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六日，初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为压制学生运动，派军包围台大和师院宿舍，捕杀大学生，当时曾群芳已自台大毕业，在台湾糖业公司服务，颜松树则侥幸逃过四六一劫。他们于事后复出，见黄华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无动于衷，乃又介绍了师院英语系的学生“叶先生”与其认识，“叶先生”劝说黄华昌为“建立不受列强欺侮的新台湾”奉献一己之力，这才真正感动了黄华昌。五月某晚，在竹南国小附近的小山岗，由颜松树做介绍人，曾群芳任监誓人，黄华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数日后，叶先生在台北新公园为黄华昌介绍了台大工学院的“邱先生”，邱乃为黄华昌的上级。
当时共军缺乏空军人才，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完全掌握于国军手中。黄华昌是台湾难得的飞行人才，所以邱为黄华昌安排了一个计划，拟送黄华昌到中国东北的佳木斯，投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军的行列，然后领导台湾解放先锋队解放台湾。民国三十八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中华民国在台湾征兵，黄华昌为届龄役男，被限制出境，地下党乃策划黄华昌以伪造身份出境或偷渡日本。偷渡的策划人为台湾省政府建设厅水产科渔业指导员曾清根，是由颜松树带他到台北认识的。岂料在三十九年一月，为黄华昌变造身份证的台北市城中区公所户籍员张秀伯被捕，株连及曾清根及众多同志，佳木斯密航计划被迫中辍，而不知情的黄华昌仍在苦苦等候上级指示。
六月，黄华昌迳赴台北确认消息，一无所获，回家后方得知前晚颜松树为特务所循线逮捕，但因值班的原住民看守不忍见平日受人尊敬的竹南中学教师照犯人一样关在拘留所，让他在值班室睡觉，而为颜松树半夜乘隙脱逃。黄华昌警觉到自己处境陷入危险，就在准备再逃往关西的时候，不幸被警察在家门口当场逮个正着。黄华昌先被押解竹南分局，转送新竹县警察局，再转送台北刑警总队和国防部保密局，最后羁押在现址为喜来登香格里拉大饭店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在保密局拘留所，黄华昌遇到了叶先生，才知原来他本名叫陈水木，在军法处则又遇到了邱先生和曾清根，这也才知邱先生本名为杨廷椅。曾清根向黄华昌致歉，他认为密航计划成功机会不大，不愿黄华昌白白牺牲，所以没有尽力推动，否则黄华昌很可能可以逃过劫难。
每天清早，都会有几个人从军法处看守所被拉出去，送到马场町的刑场（现为马场町纪念公园）枪决，只要听到铁门被推开的声音，所有的囚犯都会紧张地惊醒，看看守和其后手持自动步枪的押兵走向哪一个牢房。“被拉出的人就是唯一死刑。他们顿然变成堂皇的英雄”。黄华昌目睹生离死别的情景，最令他难忘的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作家钟理和的长兄），他曾拜托同房难友在他要赴不归之途时，请以〈幌马车之歌〉为他送别，“歌声即一传十、十传百、一房传过一房，终于汇成数百人的大合唱”。钟浩东挥手道：“台湾的黎明就在眼前，大家请加油！”，然后泰然自若地走了出去。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悲壮画面啊，而牢中同志的〈幌马车之歌〉，那又是多么伟大勇敢的合唱歌声啊！侯孝贤拍〈悲情城市〉，便特地将这一段放到电影里，片中男主角林文清的难友吴继文和蔡东河便是唱着〈幌马车之歌〉向狱中难友告别赴死的。
当时的军法审判都是秘密审判，不准被告阅览起诉状，也不准被告委任辩护律师，也不对这些不谙国语的台湾青年设置通译。黄华昌最后被判十年有期徒刑，陈水木和杨廷椅被枪毙，曾清根则被判十二年。华黄昌看了判决书，才知道自己被列入“学生工作委员会案”，跟佳木斯密航计划毫无关联。黄华昌相信，自己能逃过一死，是因为陈水木、杨廷椅和曾清根没有供出佳木斯密航计划和台湾解放先锋队这一段。而参与这一案的曾群芳和颜松树则自始至终行踪不明，特务提供的资料中没有曾和颜的记载，黄华昌也索性不去招认这一段
，而不仅黄华昌未招，陈水木、杨廷椅和曾清根在特务的刑求逼供下也无人招认，曾、颜二人就这么而得以劫后偷生。国家安全局日后检讨学工委案时，曾经认为在侦查上说服技巧的成功，使杨廷椅“深切觉悟，坦诚供述其叛乱组织关系暨活动经过情形”，但就黄华昌的案子来看，虽然可以肯定应是杨廷椅咬出来的，但杨廷椅对案情仍是多所保留的，这才能保全许多同志的生命。关于曾、颜二人，黄华昌写道：“一年后，颜松树向保安司令部自首，免刑并且复职，先后任教于竹南中学与南庄中学，退休后定居在我家附近，但是否他不堪回首，从不对我说明逃狱真相、逃亡生活、自首后如何交代，以及社会对他的看法。听说曾群芳也跑路一段时间才自首，我也未曾听他讲起，这一段从跑路到自首的故事始末。”
颜松树就住在竹南中港中正路，现在他已有智力退化的老态，他逃亡的那一段经历，恐怕将要永远尘封在历史中了。我父亲和颜松树一样，对于这一段经历，也几乎不对外人道也，我是直到考上国立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父亲看我整天捧读马克思，才不经意说道：“这些书我五十年前就看过了”，经我一再追问，他才透露出曾经受难的过去，但也是欲言又止。半个世纪以来，为了自保，也为了保护家人亲友，父亲刻意隐瞒这段历史，也不希望我与政治沾染关系，也许是他那叛逆的血液在我体内的流动，我自高中起即拒绝加入国民党，在大学参与学生运动，在硕士班钻研马克思主义，现在以知识份子为志业，人生自觉选择的道路，依稀有他年轻时的冲动和梦想。
当年，黄华昌到底卷入了什么案件，曾和颜到底后来如何脱身，以下，则容我依照这几年的研究和采集资料，大略补充如下：
所谓的“学生工作委员会”，其实其全名是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在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任命蔡孝乾为省工委书记，次年七月，蔡孝乾返台正式成立组织，学工委即其之下属部门，创会委员五人，包括杨廷椅、陈水木、陈炳基等人。三十六年秋天，省工委成立台北市工作委员会，由台大医学院助教郭琇琮领导，同时亦有省立基隆中学支部的成立，由基中校长钟浩东任书记，三十八年五月，基中支部升格为基隆市工作委员会。八月，保密局破获了有台大与台北市立成功中学学生大量参与的地下报《光明报》发行网，原因出在父亲台大同班同学王明德把《光明报》拿去向他爱慕的女孩子炫耀，被女孩子家里向政府检举，此即为一九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之始，是地下党崩溃的开始。《光明报》主持人钟浩东及多位基中教职员生因而落网。十月起至三十九年二月间，保密局再循线陆续逮捕了省工委主要领导蔡孝乾等人，蔡孝乾在一度脱逃后，终于在嘉义被捕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
三十九年一月张秀伯被捕，市工委郭琇琮被循线查获，五月，政府依照蔡孝乾线报展开大逮捕，曾清根等落网，学工委因被出卖再遭破获，学委杨廷椅和陈水木亦先后被捕。十月，钟浩东被害，十一月二十八日，郭琇琮被害，杨廷椅和陈水木则于次日就戮。他们遇难时的年纪都很轻，钟浩东三十五岁，杨廷椅二十五岁，陈水木二十六岁，黄华昌则为二十四岁。
黄华昌被列名在学工委案，实则黄华昌并非学生；而学工委案亦非孤立的案件，市工委案、学工委案和《光明报》案的主要涉案者，大多是台大、师院学生，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受省工委蔡孝乾的指挥。黄华昌与台大和师院的渊源，正是来自于曾群芳和颜松树。
父亲曾经是伫立街头欢喜迎接国军的群众，但是随后即因不满国民党的暴政，在战后台湾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如涩谷事件、沈崇事件中获得启蒙，而在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受台大同班同学郑文峰的影响而参加地下党，市工委成立后出任委员，并接受书记郭琇琮（化名李志光，又名林逸俊）之指挥，另又担任第五街头支部委员，与台大同班同学林从周协助负责人高怀国发展工作，并与郑文峰参与学工委台大法学院支部工作，参与了《光明报》的油印和发行，进入台糖服务后，也协助郑文峰调查台湾各地糖厂资料。当时，中共有令，包括台糖在内的全部物资储存大仓库要好好管理，台糖南北线铁路连同铁路局需保持平衡畅通，不得破坏，台电发电设备及电路，亦需好好掌控。
颜松树是父亲带进地下党的。三十九年五月大逮捕后，颜松树于六月逃亡
，父亲闻讯亦于同时自花莲糖厂展开逃亡，他带着颜松树，一度和台大同班同学陈英泰一起躲在台北木栅，后来躲到我祖父曾鸿钧在竹东投资经营的煤矿矿坑里。逃亡期间，我父亲曾经发过病，得到乞丐鸡屎的救助，吃过再热的溲水裹腹，曾经与认识的警察错身没被发现，──也可能是因为那位警察故意视而不见，又曾经因有人密报被军警围困在农舍，也竟然没被进屋搜查的军警发现
。祖母林知母在父亲逃亡期间，因与父亲间音讯全无，生死未卜，乃至慈裕宫向妈祖祈祷，求得一吉签，始感心安。父亲也曾经和同在台糖的台大同班同学陈廷裕商量偷渡琉球或向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但一来没钱，二来找不到门路偷渡，又估量美国庇护小人物的可能性实在不大，终于死心。三十九年十月，政府公布〈匪谍及附匪份子自首办法〉，他们走投无路了，只好于四十年透过我大伯曾培芳找到台北市社会局科长章和乐疏通，章和乐出身调查员，经他协助，最后来到内政部调查局台北站站长家里写自白书，共写了四次才算通过，而与颜松树、陈廷裕共同出面向保密局自首自新。地下党的同志们义薄云天，无一人供出父亲，而父亲的自首，也是避重就轻。这几年市工委会案的判决安洁字第二二零四号出土了，父亲这才发现，他的上级，就是顶顶大名的郭琇琮，因为当年的地下党组织采金字塔式的单线联络，而且多以化名掩护身份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彼此底细。父亲更发现，郑文峰把他和高怀国组织第五街头支部的事情全顶了过去，想是自认求生无望，宁愿少损失一位同志，便决定牺牲自己了，而同列市工委会案的林从周也不指证此事，判决书说他供认“均不讳”，对林从周而言，意思是你说对说错我都认了。郑文峰殉难马场町的时候才只有二十二岁。郑文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时代青年，他是嘉义朴子人，在嘉义中学时即热衷于台语剧场运动，四六事件受难的师院英文系学生蔡德本，台语剧场运动的先驱，也与郑文峰是至交，他在回忆录《蕃薯仔哀歌》中即对郑文峰的浪漫和热情有着丰富而生动的描写。郑文峰在台大时和我父亲都是法学院曲棍球队员，一起拿到第一届台大全校运动会冠军。郑文峰在台大经济专修科毕业后，又插班考上大学部经济学系，在地下党负责法学院支部的组建并担任小组长，他在事发前经陈英泰介绍给他当校长的黄姓亲戚而躲到乌来乡福山国小教书，并且构思组织游击队之事，父亲、陈廷裕都曾经上山探望过郑文峰。郑文峰是父亲所属读书会第一个被捕的成员，如何受到刑求，也不愿供出同志的名字，且甚至对开调查庭的军法官说：“你们这些人懂什么？如果不了解共产主义的话，我可以教你们。”
父亲在自新后，并未完全断绝与地下党的关系，四十三年八月，因省工委新竹地区委员会竹南区支部党员翁木向宪兵司令部自首之牵连，以担任竹南支部书记罪嫌与陈廷裕再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以“自首不诚、保留组织关系”为由查办被执。翁木因为恐惧事发，且因媒说合拟成婚事，乃于七月向政府自首，父亲与陈廷裕为翁木之上级，遂遭供出。此次大伯培芳再又为父亲奔走，大伯曾在厦门任职，得识厦门籍调查员曾文墨，请他设法，此外又找到父亲在台大时的法学院训导分处主任蔡章麟，蔡章麟时任司法院大法官，基于惜才爱才之心，叫我大伯去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找副处长洪福增帮忙，且明说是他叫去的，结果，父亲和陈廷裕都被无罪释放回来。陈廷裕的回忆录《走过大时代──陈廷裕回忆录》还提到曾经找到前军法处处长帮忙调查了解此事，这人可能即是前副总统李元簇的丈人、时甫升任司法行政部次长的徐世贤。
洪福增在这件事上完全是道义与良知相挺，我家族没有人花任何一毛钱向政府官员关说，事后，为了避免困扰，父亲从未向这位救命恩人登门道谢。洪福增急流勇退，从官场退下，他的继任者即是李元簇。洪福增此后执业律师并在大学讲学，成为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大师，他的女婿就是民主进步党执政后的首任教育部长曾志朗。这里还要一提蔡章麟和台大校长傅斯年，尽管他们独木难支，若不是当年他们力图维护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尊严，在白色恐怖中牺牲的学生恐怕更多，国家安全局日后便在《历年办理匪案汇编》当中指摘台大法学院学生“从事反政府运动，平时活动至为激烈，几已达公开为匪张目之程度，但该校对此毫无反应，且于治安机关逮捕匪谍学生时，竟招致该校当局不满，甚至遭到强硬反对，似此不能协调配合，缺乏政治警觉与敌我观念之态度，值得检讨”。至于翁木，则因为恐惧过度，或加上良心不安，竟然精神分裂了，现在应该还住在苗栗县头份镇的一家疗养院。前几年我父亲去看他，他问我父亲是谁，父亲答道：“我是曾群芳。”翁木则猛摇头道：“你不是曾群芳，曾群芳是我的好朋友，我认识他，他长得不是你这个样子。”父亲说：“因为我老啦！”说罢，翁木竟吓得逃跑掉了。翁木自首的结果，是把自己永远监禁在心牢里，真令人不胜欷歔。
父亲虽然得免坐牢，和出狱后的黄华昌一样，直到解严以前，终生都受到政府的严密监视，小时候，只要父亲出差不在家，警察一定来家里盘问，搞得邻居侧目，指指点点，怀疑父亲做了什么伤天害理、见不得人的事。我记得对父亲过去一无所悉的母亲常为此感到受伤，私下便忿忿不平称警察为“?警察”，我年幼无知，总自为是地指责母亲，说学校里老师教导我们“警察是人民的保姆”，她怎么可以侮辱警察？现在想来，实在可怜又可笑。
前总统李登辉也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当时是台大农业经济学系学生，是学工委支部新民主同志会的创会者之一，国家安全局档案记载《光明报》案发前担任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的叶城松，是李登辉介绍入党，而接受学委杨廷椅的领导的。李登辉领导台湾民主化，有很大的贡献，但深堪玩味的是，他早年的这段红色经验，一方面使蒋经国对他另眼相看，另一方面也使他在国民党政权的宫廷政治里战战兢兢。尽管他曾经身兼中华民国总统和国民党主席，他却以“虎口下的总统”自况，怯懦于对于当年受难同志的平反，甚至是面对他参加地下党的历史。我们从未听过李登辉公开、正面地谈论他的这段过去，反而是他不断地否认、反驳那些幸存同志的证言。蒋经国是白色恐怖的真正特务首脑，他父亲蒋中正在台湾成立总统府政治行动委员会，后又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统合所有情治机构，所有的情治决策与报告，都要经过蒋经国转呈他父亲，白色恐怖对大学生的迫害，蒋经国绝对要负最大的责任，但蒋经国又是提拔李登辉、让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关键人物，这就让李登辉天人交战了。
曾经讯问过李登辉的前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就比较过蒋经国和李登辉，“同样都曾经是共产党员，同样是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一直不肯对外公开承认这段不可抹灭的事实，徒然使人觉得他远不如蒋经国坦率，是一器识格局很小的人。事实上，李登辉并未背叛中共，而是中共领导人太差，出卖了李登辉。”惟据我所知，李登辉仍是有情有义的，他当选民选总统那一年，当年跟他一起组织新民主同志会、后来逃亡大陆的台大公共行政专修科学生陈炳基（郑文峰的入党介绍人）返国，便曾经应他的邀请私下到过总统府做客，李登辉还邀请陈炳基一家人参加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但这种小仁小义还是不够，李登辉应该要有道德勇气和历史的智慧，站出来，告诉台湾人这段历史，告诉台湾人，那些为反抗国民党、争取台湾解放的左翼台湾青年，不是十恶不赦的共产党员，他们是勇敢反抗暴政、爱国又爱乡土的台湾英雄。他们不是为了爱中国而加入中共，如果只是为了爱中国，他们拥护国民党就好了，他们是爱台湾，才要藉用外力反抗国民党。如果早知道中共是那样地不堪造就，他们必然也会选择一条台湾人应该自己走的路。我期望李登辉能运用他群策会的力量，召开研讨会，好好地来评价这段几乎被恐共思维湮没的历史，我更期待陈水扁总统，身为战后的一代，他完全没有国共内战的时代包袱，所以他可以做到超越李登辉一代的历史情结，学习中南美洲处理的经验，成立白色恐怖历史真相调查委员会，尽速清查所有的历史档案，其目的不在报复，──事实上，当年的加害者和共犯结构早已经和被害者和本地社会融为一体了，就像蒋经国与李登辉的关系一样难解。重点是要给予在国共内战期间为追求台湾自由解放而牺牲受难的国民以公道，包括外省人和本省人。他们没有对不起台湾人民，是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人世间的博爱情操，为台湾人留下了人格的典型。我相信，将历史的眼光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大时代，基于同情的理解，还原当初台湾人民与中国大陆人民为反抗暴政、追求新国家的心情，两岸因为国共内战、国家分裂和冷战结构所造成的误解和对立心结，以及台湾内部不同族群间因历史意识的歧异所造成的隔阂，才有彻底化解的可能。
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倒行逆施，反而像是证明中华民国在台湾当年实施恐怖独裁统治的政治正确。但我们不能以今天的观点来月旦历史人物，只有还原历史，我们才能知道谁是真正的人民英雄，真正的人民英雄应当获得人民真正的尊敬。
黄华昌倾尽余生之力，把一生的传奇写成书，只为“留得清白在人间”，却也为台湾历史中的缺页补白了许多珍贵的记录，像是他所提到台北乡土自卫队、佳木斯密航计划，甚至是有关我父亲和颜松树的情节，都是前所未闻、首次问世的史料。这一本用生命和血泪写成的自传，十分值得现代的青年一读。黄华昌住在故乡竹南，他的两位公子是当地著名的医师，三代同堂，一家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一家人则住在台北，唯一让父亲操烦的心事，只有我们兄妹的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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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十二时半初稿
民国九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十时改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