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4日訊】（亞洲時報Spengler 2月3日撰文） 有些審美家喜歡畢卡索（Pablo Picasso）那些帶著鬥雞眼的卡通畫、又或波拉克（Jackson Pollack）的塗鴉，甚至是赫斯特（Damien Hirst）的醃豬。然而，你和我同病相憐，看到20世紀的垃圾藝術就會倒胃口。
也許你會辯解，“我對藝術所知甚少，但我知道我喜歡什麼。”實際上你不知道。你總是要裝出喜歡那些實際上看一眼就會讓你渾身起雞皮疙瘩的所謂藝術。你不敢承認自己不喜歡，擔心別人說自己沒藝術品味。這種心理狀態持續得太久了，以至於你失去了自我。但你用不著擔心，下面我花幾分鐘的時間，就能消除你的心魔，將你從這種困境中解救出來。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參觀者絡繹不絕前往美術館，觀看那些令他們私下倒胃口的藝術作品，而現代藝術的價格也一路扶搖直上。像波拉克的一幅塗鴉作品，去年就以1.4億美元售出。對於一個從來沒有學會繪畫技巧、只會在畫布上隨意潑灑的酒鬼來說，這可真是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結果。
抽象派藝術鼻祖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的作品相對低廉些，最高售價逾4000萬美元。而據蘇富比拍賣行估計，一幅康定斯基早期未成名時的作品（如“Weilheim-Marienplatz”），售價大概400萬美元。
對抽象藝術尚無心理準備的你來說，康定斯基可作為一個參考標準。其原因有二：首先，他有份發明了抽象藝術；其次，他知道非形象藝術是一場審美運動的一環，其他環節還包括無調性的音樂。康定斯基與抽象音樂之父勳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勳伯格也畫畫。跟康定斯基一樣，他也被普遍視為現代主義的鼻祖之一。
康定斯基1911年出席了勳伯格的一場音樂會，其後給勳伯格寫了一封信：“……很遺憾未能當面結識您。請原諒我冒昧給您寫信。您剛才的音樂會讓我感受到了真正的愉悅。當然，您並不認識我──也就是說我的作品，因為我的作品很少展出，只是幾年前在維也納短暫展出過。然而，我們正在努力追求的東西，以及我們的思維和感覺方式有如此多的共同之處，我覺得完全有理由表達這種共鳴。在你的音樂中，我找到了自己極其渴望的東西，儘管它是難以名狀的。”
康定斯基的判斷完全正確。抽象派繪畫和無調性音樂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這兩人之間的通信，在互聯網上也能找得到。對於那些喜歡這種東西的人來說，正如林肯所說，那只是他們願意喜歡的東西罷了。
兩位現代主義鼻祖之間最驚人的差異是：康定斯基最便宜一幅畫的價格，也許就超過了勳伯格音樂演出的所有版稅。出於責任感，音樂家們時不時會演奏勳伯格的音樂，但從來都是把他的音樂，放在中間時段而不是末尾來演奏，因為擔心觀眾一聽到這種音樂的刺耳之聲，就會逃之夭夭。勳伯格1951年去世時一貧如洗，他遺下的一個寡婦和三個孩子，靠他的音樂版稅只能勉強過活。他的家人至今仍然很窮，而那些著名畫家的後代已經是腰纏萬貫了。
正如現代藝術宣導者所承認的那樣，現代藝術散發著意識形態的氣味。而正是那些意識形態信徒，即批評家，使抽象印象主義聲名大噪。他們中最著名的是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他在《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上為波拉克搖唇鼓舌。一如拉爾夫（Raphael）或安格爾（Ingres）的風格，抽象印象主義之目的不是“愉悅”感官，而是促使觀者思考。
為什麼現代藝術的觀賞者，喜歡在藝術博物館吸取現代主義散發的意識形態氣息，而討厭在音樂廳聽取同樣的訊息？那情況就好像是在西方知識分子當中，風靡一時的共產主義。這些西方的知識分子，站在遠處盡情謳歌共產主義，但卻不願生活在共產主義之下。
當你在畫廊觀看一幅抽象表現主義的畫作時，時間由你掌握。想駐足多久完全隨你的好惡，同時還可發表一番高論。要是你想炫耀一番，大可在出發往美術館之前，到“維基百科”（Wikipedia）查看一些對相關藝術家的評論文章。
但要是你在音樂廳聽勳伯格的無調性音樂，則是另一種情形：你不得不呆在座位上忍受15分鐘，那感覺就像是在牙科醫生的椅上，坐許多個小時。你不能走開。你不是站在遠處欣賞抽象派藝術，而是真正的處在其中。你的處境就像是1930年代一些很時髦的知識分子，他們一時衝動，真的跑到莫斯科體驗共產主義，而不是在安全距離之外欣賞它。
正是這個原因，至少有些現代藝術家能夠一夜暴富，卻沒有一個抽象派作曲家能夠靠音樂謀生。當然，非抽象派的作曲家則令當別論，他們可以變得很富有。例如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和許多電影作曲家。美國的柯普蘭（Aaron Copland，1900-90）多數創作格調明快、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品（如芭蕾舞劇“Billy the Kid”和“Appalachian Spring”）。他可賺了不少錢，甚至能夠為專科音樂學生提供獎學金。維也納作曲家伯格（Alban Berg，1885-1935）的歌劇《沃采克》（Wozzeck），是介乎勳伯格抽象風格和常規浪漫主義之間的折中作品，1925年在歐洲風靡一時。據其傳記作家說，這部歌劇使伯格過上了“舒適的生活“。
交響樂團曾有數十年不遺餘力地支持抽象（即無調性）音樂，但如今已不再用它來折磨聽眾的耳膜了，轉向了風格更易為聽眾接受的作品。《華爾街日報》最近報道說，大的交響樂團之所以回歸調性音樂，是因為它們“面臨上座率萎縮和老年聽眾減少的困境”。據全美交響樂團聯盟統計，“2003-04季度與1999-2000季度相比，全國交響樂上座率下降了13％，降到了2700萬人次。”
畫廊和音樂廳傳達的意識形態訊息是相同的，然而前者裏面熙熙攘攘，後者裏面空空如也。這是因為在畫廊裏，你可以與掛在牆上的畫作保持安全距離，而在音樂廳裏，卻無法避開鑽進耳朵裏的音符。換句話說，你對無調性音樂的本能厭惡，是你對抽象音樂真正的、健康的和正常的反應。情況就是這麼簡單：在畫廊你能抑制這種反應。
當然，有些人是真的喜歡抽象藝術。但如果你不屬於這一類人，你仍是體面、正常的人，用不著自慚形穢。著名收藏家夾薩奇（Charles Saatchi）是真正熱衷於這場運動的人，但像他這類人畢竟是少數。據“維基百科”說，當赫斯特在倫敦碼頭區組織第一次展覽會時，“薩奇乘著綠色的勞斯萊斯大駕光臨，目瞪口呆地看著赫斯特首次用動物拼湊起來的作品（隨後買下了）：在一個大玻璃盒子裏，一個正在腐爛的牛頭上爬滿了蛆和蒼蠅”。
《蠅王》（Lord of the Flies）是這場運動的恰當基調。湯瑪斯•曼（Thomas Mann）在小說《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中，以勳伯格為藍本講述了一個作曲家的故事。這位作曲家無法創作，憎恨驅使他與魔鬼訂約。他以貝多芬的作品為基礎，創作出無調性的音樂；那是對貝多芬音樂的褻瀆，使聽者喪失欣賞原版音樂的能力。
許多評論家認為，畢卡索的名畫《亞威農的姑娘》（Bordello at Avignon）是最重要的現代主義的聲明。畢卡索的這幅畫是對格列柯（El Greco）名畫《聖彼得》（Vision of St John）的褻瀆，他試圖腐蝕我們欣賞原畫的能力。
現代藝術家們不厭其煩地，向我們展示醜惡的東西，想讓我們喪失審美能力。我想，這正是那些藝術家把動物的死屍，放在玻璃盒子或防腐容器裏的用意所在。但我心胸開闊。畢竟，他們的藝術技巧也許有某種價值。如果赫斯特把自己做成某種現代藝術作品，並置於防腐容器中，我會是第一個買票參觀的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