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有了理性的邏輯思維，將人的思辨能力發展到了極致，促進了科學的發展。但正因為這個理性無窮的誘力，使人無法爭脫理性的枷鎖，終將受理性所矇蔽，理性的慾望是要挑戰這個無限的宇宙世界，探究出它的奧秘，問個水落石出。但這個無限的宇宙世界，怎麼有此可能？因此就形成了二律背反，人獲得絕對自由或打破沙鍋問到底是不可能的。
就我們退一步來說，以康德的理性批判，從理性回歸到知性、感性中去實棧道德律令，以達到「至善」為目的，得到人生的絕對自由。但這個「實踐理性」雖然說是「靜觀」，還是有所「思」的，有所執的，他所執的道德律令雖是形而上的，不是一個具體的對象，但他這個觀念也是他思的對象。他形成一個理性觀念後，然後將他的知性、感性來對此作目的論的直觀、認知，其意識還是有意向性的。
人生就是要「思」，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這個「思」伴隨著你的一生，你無法擺脫它，你一思，肯定意有所指，這個「所指」就是對象。有了對象，你就與這個世界發生矛盾了。可以說，有意識就有矛盾，因為有所思就有所相。有矛盾的人怎麼能獲得絕對的自由？
儒學對天命作形而上的道德觀，我以為還是走不出康德的實踐理性範疇：我們看儒論天道，看似無執、無相的存有論，但其將天命下達到人性、萬物之情而論，這個天就有所執，有所相了。
不過他是將不可知之知「天道」來上下作論的。當他說道德時，說人性善是從天道上來的，萬物都是由乾坤生的。但說到天道時，又是無聲、無臭、無象的。這明顯是執天道存有而論，與基督教論上帝沒有多大差別——將不可知之知來個闡述，即做目的論的靜觀。
由於理性的侷限性，它不可能證明上帝的存在，因此西方哲學走到理性的盡頭後，不是回歸到自然主義（如斯賓諾莎）就是走向神祕主義（如謝林）或獨斷主義和懷疑論者（如休莫）。
可以說，自康德宣佈理性的侷限性和點出「物自體不可知」之後，西方理性哲學已走入死胡同。自康德後的哲學家，就開始兜圈子了：黑格爾是「圓圈」說，胡塞爾是「括號」說，他們都在理性內兜圈子，不敢越理性雷池一步。
在這裡我要指出的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內聖外王」問題，牟先生認為儒學的「內聖」可開出現代的民主論來。而學者林毓生先生則批評這一論說（林毓生：《思想危機的一個面相》刊《讀書》雜誌，1996年12月號），認為牟先生這一處方，是思想危機的一個面相，有點病危亂抓醫的味道。
以我看來，牟先生是從人心性上來看問題，只要人心修正了，都按孔孟之道行事，民主就自然形成了；而林先生則是從更寬泛的西方民主面看問題，民主不單是人心的問題，還涉及到社會契約、權力制衡等方方面面。
牟、林兩氏都是現代中國的大儒家，倆人各有各的道理。現代新儒家們對孔孟之道的哲學內涵雖然詮釋出來了，但亦有人看不到它達摩劍的兩面刃：儒學主要是靠自我的內修，來達到「內聖」的境界。即自我的反思，自我的約束，自我的修心養性。他順德性而索，直通天命合而為一，就叫做「聖人」了。
(待續)
（轉載自黃花崗雜誌社《通往天人合一之路》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