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已達知人、知天地、通鬼神的境界。就是說，不僅人的一切知識難不倒他，連天地、鬼神是怎麼回事他都清楚了。這個「聖人」在世界上就可「從心所欲」，自由自在了。但孔夫子為什麼要在他的「從心所欲」後面加了「不踰矩」三字呢？這就是儒學的利害所在。
聖人我們就不說了，假如一個人修煉到「知人」的地步，但天不怕地不怕（還沒有達到「知天、通鬼神」的地步），他手中又握有世間的權柄，他「從心所欲」起來，誰人攔得住？中國出現「文化大革命」的慘烈就是一個例子。儒學用什麼方法來阻止這種野心家的發生呢？即「行己有恥」。
儒家是靠內在發展的自我修煉來提昇道德的水準的，沒有基督教人一生下來就有原罪的神力束搏，從小就對上帝有了敬畏。而儒教不同，他要到知天命時才能對天的敬畏。這個「知人」而還不「知天」的時期，正是人生出世做事的作為階段，單靠這個「行己有恥」來約束自己的道德行為，未免太脆弱了點。
故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明君、暴君不斷交替上演，而產生不出民主來。這不是儒學的文化內涵不夠，而是它在道德修行中間期出現一個弱項。這就是儒學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達摩劍兩面刃。
我們試想，中國的士大夫們學習修煉到「知人」時，他對人性的弱點瞭解得是那麼一清二楚，但他又沒有修煉到「知天命」的地步，對「天地」、鬼神無所畏懼。這種人在握有一定權柄時候，什麼事不敢做？什麼事做不出來？
不說人對其無可奈何，就連鬼神也得退讓三分。現代中國人看到自己國家那些官員貪汙腐化，無惡不作，說沒有那個國家有如此無恥之徒，因此就認為是中國的儒家文化不好；而另一些人看到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又說是儒家文化的優越。這種兩極化的看法，正是這個弱項文化的折射。
明末清初的顧亭林，對儒家文化這個弱點看得最清楚，他說：「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然而四者之中，恥為尤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市中國圖書出版1985年3月第1版，57頁）目前中國大陸之亂源，乃士大夫層之「國恥」也。
此外，牟宗三先生的「內聖外王」說，若以儒對聖人得道解，我則以為，這個「聖」以達到孔夫子「從心所欲」的境界為聖的話，則「外王」是不存在的。
一個人自由自在，在於他無對的「自我」（即「吾」），而「外王」則是「非我」的映射。兩者是互相對立的，除非聖者還是個入世之人，一個還有所作為的人。但一個有所作為的人為聖者——沒有紕瑕的人，這可能嗎？
只要你有所作為，就有矛盾的對立統一，就是說，你在世間做事，總要有所判斷，有判斷，就有所謂的對錯與是非。有動機的人，不可能是完美無瑕的人。
牟宗三先生的「外王」，如果我理解不錯的話，大概是講「聖蹟」。其聖有跡可尋。
(待續)
（轉載自黃花崗雜誌社《通往天人合一之路》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