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中国大陆读书时，学校的教科书大多枯燥无味，因此那时我的兴趣就是大量的阅读课外书籍。其中的内容多与学校考试的内容无关，却也最大限度地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写作文时，更觉得文思如潮涌。那些在课外书籍中读过的成语、历史典故和大量的形容词虽然平时无用，但是一旦成为作文的内容之时，顿觉文章变得非常厚实。当需要引经据典之时，才恍然大悟阅读那些课外书并没有白费时间。
博览群书尽管要花费一些时间，其益处却是显而易见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没有阅读难以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古今治学，大致可分两类，一是精读，一是博览。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读书，强调“博”与“厚”，他在《稼说》一文中说：“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也就是说，读书人作学问应该要能广博地阅读群籍而择其中之精要，蓄积丰厚学力学养而不急于表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古人的一种求知模式,亦是古人自我修养的途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则生动地说出了读书与写作的关系。古人认为，要求知，首先要“读万卷书”，即广博地学习前人的知识，特别是研究圣贤之说。这实质上是通过博览群书间接地获得知识，它是一个人闭门苦读的过程。孔子年轻时读书极勤奋，《论语》里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孟子少时发愤读书，浑然不知昼夜，遂通《诗》、《书》、《礼》、《易》、《春秋》等经。求知以“博览群书”始，实不失为合理之举，因为以个人有限的精力，根本不可能亲身一一发现、经历，明智之举就是通过博览群书把已有的知识、学说纳入胸中。
然而，古人也认为，要想获得知识只读书是不够的，“闻之不见，虽“必谬”，又“闻之不若见之”，因此博览群书之后，必进入求知的第二步，即遍游各地，亲见亲历，古代称之为“游学”。游学很早以来就是个传统。孔子曾周游列国；孟子闭门读书多年之后也周游各国，成为当时有名的游士，“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司马迁十年苦读之后，负起行囊遍游天下，竟依依不思归。。孔子、老子、孟子都有游说列国的经历， “游学”既可获得新知识，又可验证学来的间接知识，此外还有机会在实际生活中推行自己的见解学说，因此，“行万里路”的重要性不亚于“读万卷书”。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废寝忘食，读书不倦，有了这个基础，才写出了许多震撼人心的诗词华章。他的心得是“信于久屈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后，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通俗地说，治学要经得住诱惑，要耐得住寂寞，要等到知识完全充足，如水之溢满，如满弓发箭之时，再拿起笔来写出心中所悟。真正的好文章可以教化人心，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光明，可以济世救人于水火，不过每一篇好文章都是来之不易的，那是日积月累彻悟之后的心得。要想写出一手好文章，苏东坡的那种 “厚积而薄发”的心态是值得后人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