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04月18日讯】我一方面请那四位编委继续深入群众，了解撕大字报的事，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么大的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件撕报的事上，还必须到演员团那边去了解运动进展的情况，取取经，以便促使乐团的运动好好地开展起来。
第一件事，我去抄了大量的他们的大字报，有对领导官僚作风的批评，有对党员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大字报，也有提出某某党员生活作风不检点的问题……真是应有尽有。比起我们那边冷冷清清地，唯一的一张大字报，还是什么大雪天背人的事。我将这些大字报，摘要登在我们的黑板报上，期许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虽然引起了群众热烈的议论，但乐团依旧没有一张大字报出现。
第二件事是我在演员团那边看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却没见到我的老朋友赵民礼的一张大字报。他在肃反运动中，被怀疑在解放前成立过特务组织。无缘无故审查了一百天，也不作结论，不了了之。这是对一个人的极大的不信任，和不负责任……他为什么不站出来申诉，写大字报批评这件事呢？
我太了解他了，他是一个胆小，天真，不会耍心计的老实人。自己受了冤屈，忍气吞声，也不敢吭一声。作为他的老友，我又是共青团的宣教委员，有责任去开导他，动员他，将肃反的不负责任的审查的事，提出来。
第一次我去，是想说服他写张大字报揭露此事，他无论如何都不愿写。我第二次又去，给他讲解了许多有关整风的事，鼓励他将当时的情况写出来。“这不是个人伸冤的问题而是帮助党整风，使我们的党知错必改”。他还是默不作声，有时叹息，有时摇头，一副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伸的痛苦的表情，但还是不写。 第三次去，我换了一个方式，回忆我们在青岛时，成立“幻想乐团”的趣事，有时听得他开怀大笑，有时他又陷入沉思。
我看他对“幻想乐团”仍然怀着深厚的感情，我说：你看，我们那时有多么愉快，多么无忧无虑，我们谈的都是贝多芬，莫札特，萧邦。什么马克思，列宁，共产党，听都没听说过。只是在快“解放”时，才听到什么解放军，共产党这些词儿，当时我们听人说什么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吓都吓死了，哪有胆量去成立什么特务组织去反对共产党呢。这不是极其简单的逻辑吗？可是肃反运动一来，只要沾点什么国民党，天主教，牧师，神父的边，就不分清红皂的， 一律按反革命，和特务分子来审查。这种作法，极大的伤害了人心……为了党，也为了你自己，你应该站出来说话。
我这一席话，居然打动了他的心，答应写了。我如释重负，立刻找来了字写得好的蔡东修，用一张大的醒目的红色大字报纸，工工整整地将民礼对肃反中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审查的意见，有理有力陈述得清请楚楚。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来，就炸了锅了!平时人缘又好，一声不吭，从未对自己的不白之冤发声的政治上的“哑吧”居然开口说话了！看大字报的人，打破了记录，大家议论纷纷。随即，在这张大字报的周围，又出现了好些评论的，质问领导的小字报。歌剧团的运动，掀起了又一个高潮。
我在我们乐团非但掀不起高潮，连一点小浪也推不出来，总感到没有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更好地帮助党整风。现在由于对民礼的动员，他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感到有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欣慰， 尽管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我终于为“伟大的整风运动”做了一件好事了。
正在我踌躇滿志，自鸣得意的时候，人民日报毛泽东亲自写的社论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紧接着又是一篇:“不平常的春天”发表了。
党支部在运动一开始宣布的不干预，不审查的方针，在两篇社论出来后，又恢复了原来的领导权。在歌剧团，首先是党团员全体出动，将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及写大字报的人，全部记录在案，然后将大字报全部销毁。换上一批“坚决反击右派分子，向党的倡狂进攻！”“xxx！你必须老实交待你的反党言行！”等等……运动转向了！
原来被批评的领导，党员，翻过来又成了反右的领导和急先锋了。真是风水轮流转。我们这些“蛇”既然被引出了洞，就再也回不去了。三天铺天盖地的所谓的批判，揭发。点了很多人的名，我的朋友赵民礼的大名赫然占据在大字报的中心地位。什么攻击党的肃反运动啊，什么隐瞒自己的特务组织啊，组织反党小集团啊……我越看越觉得这太离谱了，这不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吗？心里觉得这整风运动是整顿党和党员的政策和作风，怎么一下子又整到群众头上来了。心里有想法，又不敢向别人透露，只好闷在心里。
我以为在乐团肯定也会响应党的号召，大张旗鼓地反击右派，可乐团依旧和整风运动一样，毫无动静，连党支部也没让我在黑板报上写些动员反右的社论之类的事。我想，大概是因为乐团整风运动中，没有一张像样的大字报，我天真的认为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反击右派的事了。此后，我每天象上班一样，一早就去歌剧团看大字报，看看又有什么新人被点名。被点名的多半是名歌唱家，名导演，名演员，作曲家，合唱指挥，美术设计家，几乎包括所有的艺术部门。 有的导演还是老党员，党员是左派，怎么也反党成了右派了？我真是糊涂了。
我每天去歌剧团看大字报，好像我是一个运动的局外人，一个旁观者。直到有一天，团支部书记通知我开支部大会，我才意识到，乐团的反右运动要开始了。平日，开团支部大会，都是由团支部书记主持，可这次大会却是由党支部书记主持，还有全体党员也在座，我下意识地感到大会的重要性，但丝毫没有想到的是大祸即将临头。书记严肃而又冷酷地说：“今天召开一个共青团的支部扩大会，是要揭发和批判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乐团的一些不符合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和一些反党的言论和行为，不要以为在整风运动中，我们乐团相对的比较平静，就以为乐团是一块净土。阶级斗争是无处不在，阶级敌人是无孔不入的。同志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不要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蒙蔽，要看到它的本质。现在大家发言。”
我还在那里冥思苦想，书记所说的反党言论和行为可能是谁呢？党员刘学（就是找我谈话，动员我入党的那位延安老党员）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我揭发！李科林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上窜下跳，不但在我团，利用一张干扰运动大方向的所谓大字报，搞什么调查，还去外单位找人证，影响极为恶劣，他还每天去歌剧团，收集右派向党进攻的言论，转登在我们乐团的黑板报上，企图达到借他人之口来向党进攻，他的这种借刀杀人的手法，更为隐蔽阴险，必须加以批判！”
这晴天霹雳似的指控 ，我的心脏一下子急剧收缩，几乎停止了呼吸，怎么一下子，我竟成了批判的对象了？劈头盖脑的批判，此起彼伏， 令我晕头转向，什么我和赵民礼在青岛就成立过反党的特务组织，什么我去鼓动赵为肃反翻案，什么我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还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骨子里就反党……
我低着头， 当从眩晕状态中清醒过来听着这些激昂慷慨的批判，揭发，我想他们揭发的不是我有什么反党言论，而是我的出身和历史，这些历史我早已都交代了，都存在挡案里，除了人事科科长，党支部书记，一般群众是不应该知道的。他们揭发我的历史问题，肯定是书记提供的挡案材料。开始是想不到，想不通，脑子里像电影一样：我们家虽然是资产阶级兼地主阶级，但父亲对共产党地下党员的资助，对地下党据点，餐馆的支持。土改中，遵守政府的法令，积极配合，主动交出地契。我在抗日战争中，抛弃学业，不顾生命的安危，参加远征军，抗击日本侵略者，何罪之有？
我心存侥幸，希望这次只是找一个典型出来，批判一下也就过关了。（待续）#
责任编辑：马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