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最具傳奇色彩的中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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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1日訊】我們今天所要關注的是中國20世紀最具傳奇色彩的女性之一–王光美。她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閨秀、數學女王、中國第一個原子物理的女碩士畢業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12年的階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組委會主任,她的一生大起大落,不過迄今為止,有關她的記載又往往處于她的丈夫劉少奇的影子當中,那么今天就讓我們跟著楊瀾走近王光美,去結識一下她本人吧.

年近八十還在游泳

楊瀾:我看您現在身體狀況挺好,听說您現在還游泳?

王光美:當然,我喜歡游泳,因為夏季中央在北戴河那里辦公,就有一個學習游泳的條件,我第一次游泳,就在北戴河工作時。
楊瀾:那時候是少奇与您一塊儿,他教您,還是

王光美:一塊儿,還請了一個老師,少奇他在自己的家鄉,前面有塘,可能小時候就能夠游一點,不是正規的蛙式、自由式,沒那么講究,反正跳到水里是可以的。

楊瀾:您現在一個星期比如說要游多少次,每次能游多少呀?

王光美:我最近規范點??一個星期兩次,可是我限制自己,游20分鐘就上來。

楊瀾:您這體力可真棒,都快八十的人了,20分鐘可真是不容易。

王光美:是,20分鐘我沒覺得費勁,假如我今天沒事,游40分鐘也行。
良好的身體狀況使王光美能夠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會公益事業當中,1995年起她擔任了幸福工程的組委會主任,幫助窮鄉僻壤的貧困母親改善生活。

王光美:我覺得最讓我感動的是她們的困難都是為了孩子,比如說我去的近的地方吧,就是咱們石景山這儿。我去了,一個老太太拉我坐在床沿上,她給我鋪了一塊布,我現在老記得她給我鋪布,特別优待我。

劉亭亭(王光美的女儿):她現在教育我那個小外甥,平平的孩子,只要手里你給她放了錢,她馬上想一定要送給誰,捐給誰,一定要幫助誰,所以我姐姐就說千万不要把現金給她,給她就沒有了。

楊瀾:1996年的時候,您為了幸福工程,您把母親留下來的那几個瓷器都拍賣了,拍賣了50万都捐給幸福工程了?

王光美:對,是這樣,我剛剛一捐,就有一個外國記者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問你母親不在了,這些東西你怎么就舍得賣掉?我說我是有點舍不得,可是那么多貧困母親都沒飯吃,我留這些干什么?我的媽媽的确很好,她上過北洋女子師范大學,在天津。我外祖父是個校長,所以她有條件上這個學校。

感受母親的關愛

王光美的父親王槐青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回國后曾經擔任農商部工商司長,母親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師范大學,在家中,王光美排行第七,前六位都是哥哥,后四位都是妹妹,其中她与哥哥王光英歲數最為接近,自幼親密無間。

王光英:她欺負我!從我們家來說,父親母親照顧她,寵她。

楊瀾:怎么寵法呢?

王光英:什么事情她都得頭份的,什么事情都把她舉在前面。

楊瀾:她那個時候希望您將來做什么呢?那個時候很少有母親會讓自己的女儿讀到碩士。

王光美:那她真是愿意我們學習好,她沒有催我們早點結婚什么的。

王光英:那個時候她很時髦,她穿的那個大衣,灰的,到現在拿出來也不落后的,而且還有風斗。

劉亭亭:我們在外面看到大字報的時候,有沒有劉源我不知道,反正有我和平平吧,就是說我媽媽在去延安和去美國之間猶豫,那個時候,小孩嘛,在文化革命初期,那絕對是原則性問題,怎么能夠有這种事情呢?然后回來就問她,然后我媽媽說,我是猶豫,我是全獎學金送去,而且是最好的學校,是我夢寐以求的要去讀的這個博士。

楊瀾:什么學校?

劉亭亭: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讀nuclear physics PH.D.,就是讀原子物理系博士,她是我也忘了,是楊振宁還是李政道,你可以問問她自己,她是他們的學姐,所以在物理界她比他們都早,而且當時大概是在荷蘭,我在哈佛時見過,在荷蘭的圖書館里有她的學習成績單,寫著數學女王。

楊瀾:大概是由于遺傳基因的緣故,王光美的子女在學業上都很优秀,其中劉亭亭是文革后考入哈佛大學商學院的第一批大陸學生之一。

劉亭亭:畢業的那個時候,我是非常希望她能夠去參加我的畢業典禮,但是她來不了,就覺得挺傷感的。人家現在美國的WHO’S WHO都是說她在美國生的,其實她一次都沒去過。

奔赴延安,初見劉少奇

王光美的父母曾經多次掩護共產党人,兄妹當中也有5人先后參加了共產党,1946年,國共和談期間,從輔仁大學研究生部畢業的王光美成為北平軍事調停處中共代表團的英語翻譯,1947年和談破裂,王光美決定奔赴延安。

楊瀾:去延安的時候,您覺得自己是糊里糊涂有點被動地去的,還是自己決心特別堅定,就是我就是要投奔共產党?

王光美:那是決心要去的,我跟我媽一說,媽挺贊成的,她倒沒有掉眼淚,我倒有點舍不得我媽。我到延安,碰到延安第一次撤退,只在延安10天就撤退了,那時候形勢變化挺快的。

劉亭亭:我媽媽就說她剛到延安的時候還是北京的學生,生活特別艱苦,挺不适應的,最受不了的就是嘴饞,但那個時候是供給制,也沒有貨幣。她听老鄉講,最好吃的就是大棗燒肉,但是吃不著,她們同屋的女同志也跟她講過,后來發現老鄉特別喜歡她從北京帶來的一個紅緞子被面,所有的老鄉都來摸,說這個緞子被面真好。她就跟她們同屋的說:”要不咱們就把這個被面拿出去給老鄉,因為不能拿群眾一針一線,咱們能不能換一頓大棗燒肉,大家一塊吃?”她們同屋樂坏了,高興得不得了,然后她們吃得特別高興。后來她跟我爸爸結婚了以后,沒有被子,她忽然就想,喲,坏了,當年我把那紅被面給吃了。

楊瀾:您還記得第一次碰到少奇是一种什么樣的情景嗎?

王光美:我第一次見到劉少奇時是徐冰帶我們去看朱老總,把我們從北京參加執行部的人帶到延安去看朱老總,然后朱老總就留我們吃飯,康克清就把我們帶著說,你們一起也去見見少奇,就這樣帶著我們這些人,就去跟他握握手,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少奇,也沒說話。結果有一天少奇就到我們辦事局參觀,中央同志來參觀是大事嘛,都有人陪著走,是第一次。第二次他就上了我的房子了,參觀的人跟著去了,我們這是城市去的,還挂著點相片什么的,其實就是個小屋。我和吳青兩人住,都挂著一些相片什么,瞧瞧,轉轉,走走。第三次,又過了一段時候吧,我和吳青,吳青調到哪里去了,不記得了,又換了一個村,他又來一回,好像還組織了一個舞會。他來參加,事先在我們屋坐了坐,這次坐的時候可能有點表示吧。

楊瀾:北平的洋學生成了共產党領袖的夫人,王光美的人生軌跡從此改變。

劉亭亭:忽然有一天,是葉總還是王炳南通知,因為我媽媽那時是軍委外事組,通知她說少奇同志要找她去談話,我媽媽說,怎么找我談話呢,剛到延安來,那棗園我不認得,我不知該怎么去。于是就給了她一匹老馬,說是王震的馬還是誰的馬,說這老馬識途,這馬認得棗園,認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著這匹馬走吧。她不會騎馬,跟著這匹馬過延河的時候,正好過來一輛吉普車,濺了她一身水,馬受惊一跑,把她嚇坏了,但是她看了一眼吉普車,那就是江青。這是她和江青的第一面,沒打招呼。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是她騎這匹馬。后來她到我爸爸那儿去,什么都沒有,我爸爸也不知道招待她什么。她給我爸爸削了梨,整個梨的皮在上面不掉下來,我爸爸說這是怎么削的,我從來沒看見過人這樣削梨。所以他們倆是因為背景、各方面很不相像,才有這种吸引力,我看我媽媽后來對我爸爸是比較崇拜的。

楊瀾:后來少奇有沒有跟您說過,那個時候他是已經喜歡上您了,才故意去的呢,還是怎么樣?

王光美:我跟少奇在一起,接触了才知道少奇是沒有愛人的,就是吃飯那天,他說讓我跟他上晉察冀,這話里有話,就這么含蓄的,讓我上晉察冀,你說我留在晉西北也是搞這個土地改革,為什么讓我上晉察冀,這是他的意思。

劉亭亭:后來我爸爸和媽媽坐在一塊的時候,我就老問她,他怎么開始跟你談戀愛或者怎么表示的,她說他特別奇怪,上來就忽然說他家里,說他家里有多少孩子,之前有五個孩子,這些孩子歲數是多少,他身體有胃病,還有什么病,身體怎么不好,一直工作沒有時間,所以我媽媽說這人真挺奇怪的,他跟我說這些干嗎呀。

王光美:我一個知識分子,政治落后,沒入党,所以我和少奇有點好的時候,我還真跟他說,我就覺得,我好像連党員都不夠。

楊瀾:那就連夫人也不能做了。

王光美:嗯,我就有點這意思,后來他也沒介意,只讓我看看書什么的,那种身份的人講戀愛跟年輕人講戀愛不太一樣。

楊瀾:但是從內心來說您喜歡他嗎?

王光美:我特別尊敬他。

楊瀾:那尊敬他干嗎要嫁給他?

王光美:尊敬他還沒有完啊,后來接触多了才會覺得,呀,這人

楊瀾:他好在哪儿呢?

王光美:他好在哪儿呢,我讀過他的書,另外看他做什么工作都特別專心,真專心,上我們單位參觀,觀察什么都特細。

楊瀾:您那時跟少奇結婚,您有沒有想過如果您媽媽在場她會同意嗎?

王光美:那個我倒沒有想,因為已經沒有可能去問她了,隔那么遠。

楊瀾:但是您會覺得他們會同意嗎?

王光美:他們不過問我和誰結婚的事,我不希望他們過問。 恩愛夫妻有時也鬧點小別扭 和自己的母親一樣,王光美嫁給了一個比自己大十几歲的有孩子的男人,婚后她擔任劉少奇的政治秘書,在工作中,兩個人是上下級的關系,而在生活里,像所有的夫妻一樣,他們有時候也會鬧點小別扭。

王光美:就我剛剛和他結婚以后,星期六看電影,警衛員拉著他去了,他就沒想起找老婆一塊儿去,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進了中南海,也有類似的事,他忽然中央開完會,直接去怀仁堂看戲去了,然后通知在家里的我,說他現在直接到怀仁堂看戲去了,你來。我又生气了,我說既然開完會了,你不回家一次,把我也接過去看戲?他真是不懂這個,他不懂愛人心理,后來他才懂,他知道我在乎了。

楊瀾:是不是生孩子的時候,他對您的照顧和體貼?

王光美:也看你怎么說,他其實還是挺動心的,知道我要生了,而且我高齡難產,可是偏偏他那天主持了一個什么重要的會,我挺諒解這個的,他還來。

楊瀾:他來看到你是怎么樣一种表現,看到新出生的孩子是怎么樣一种表現?

王光美:看到孩子和看到我,還真不是一個時候,因為小孩已經進嬰儿室了,他到嬰儿室看的時候人家抱起來給他看。到我那儿,他就親我一下,總得慰問一下吧。(笑)

劉亭亭:尤其是和我爸結婚以后,她完全變為一個輔助的角色了,因為和我爸爸來比,她當然很愿意為我爸爸的工作省時間呀,然后有了我們以后她很愿意把自己的一生獻給我爸爸的工作和我們這個家庭,從她這個人的個性來看,我覺得也不一定是一個錯的選擇。說她英文那么好,說她原子物理那么好,我有時侯笑話她,我說您是一天也沒用上過。

楊瀾:您那個時候,跟少奇結婚之前,您應該說是從學校到學校,是在一個非常單純的生活環境長大的,而且也是衣食無懮的,搬進中南海以后,就陸陸續續再生小孩,這一大家子這十几口人,然后你還要帶少奇前妻生的孩子,對于您來說困難不困難呀?一下協調那么多、那么复雜的一個大家庭的關系?

王光美:這跟我母親有關系,我母親跟我父親也不是第一次結婚,我有三個哥哥不是我母親生的,可是他們跟我母親相處得也非常好。你看我們小時候,就是二哥愛看球什么的,老帶我們出去,兄妹之間也沒覺得有隔閡。

劉亭亭:實際上這和我外婆很有關系,我外婆從來都不講誰是她親生的,誰不是她親生的,所以我外婆就把他們家全部的錢就交給了前几個實際上不是她親生的孩子去國外上學,那么最后到她親生的這几個就沒錢了,所以后來到最后,我媽媽以下的姨們連上大學都上不起了,后來我媽媽也是這樣,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們也不知道濤濤和丁丁不是我媽媽親生的所以這方面她和我外婆比較像。

嚴寒中的溫熱親情

王光美和她的母親在命運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她們都是同時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女性,她們都嫁給了一個比自己長十多歲、曾經結過婚有過孩子的丈夫,而在婚后她們又都擔當了一個傳統的女性角色,賢妻良母,相夫教子,然而她們在性格上的相似之處恐怕更為突出,那就是克制与堅強,當大難臨頭,男人們都不得不沉默的時候,這些平日里柔弱的女性卻爆發出惊人的勇气和膽識。

楊瀾:据說那個時候您把您母親接進中南海,幫您帶這些孩子的時候,您的哥哥妹妹都不同意?

王光美:不同意。因為進中南海難。要是我媽媽在外面,他們想去隨時就到我母親那儿,見著容易;一進中南海,要見我母親很麻煩,進中南海要辦手續,門口要登記。

楊瀾:那后來董老夫人也因為受到你們的事情的牽連,在監獄中生病,也遭到很多折磨,您后來是不是很后悔當初把她接進來?她當初要是沒進中南海

王光美:不管你接不接,她都跑不了呀,因為那是我的媽媽,你說能放過嗎?

楊瀾:您還記得造反派勒令她搬出中南海之前你們母女最后一次見面是一种怎樣的情景?

王光美:那反正是挺慘的,她一點都沒有怨言。

楊瀾:我不知道您跟她之間有什么感覺?

王光美:搬走之前我們在外院一塊又走了几步路,因為那個時候在家里已經開斗爭會了,反正我是跟她說你暫時不在這儿住也好,就住在我們單位的招待所嘛,反正那時候都不能掌握命運。

楊瀾:那個時候是您安慰您母親呢還是您母親安慰您呢?

王光美:當然是我安慰我母親,因為我母親不說話。她是一個比較深沉的、不是特別愛講話的人,可能她也有精神准備的,可我覺得她在這個斗爭會上處理得挺冷靜,也沒有害怕。有人說老太太嚇得哆嗦,根本沒有。
生活中的一些決定可能會影響我們一生的命運,如果王光美當初不是選擇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計划的那樣去出國留學的話,她后半生的軌跡又將是怎樣的呢?但是命運也許拒絕這樣的假設。無論如何,在那場中國當代最大的悲劇當中,王光美是女主角。
在喧鬧的北京市中心有一處宁靜的院落,這里就是百靈寺,現在它的一個部分已經成為友誼博物館,這里收藏的都是建國后國家領導人出訪時所收到的禮物,在館內一個不起眼的保險柜里,保存著一條來自緬甸的紅寶石項鏈??送禮的人是緬甸前總理奈溫??他當初大概沒有想到,這份美麗而善意的禮物后來竟成為受禮人羞辱与災難的禍端
在風雨如晦的日子里

楊瀾:”文革”中您挨斗的時候,您站在台上,他們硬要您穿上旗袍還穿高跟鞋,高跟鞋是讓您穿上還是挂在您脖子上?

王光美:那個我現在說不太准了,好像是上我家來,我還住中南海的時候,車子就開在中南海府右街那西門,進來几個人,說要翻我們家,正好我們家有個特點,我出訪的衣服都放在一個小套間里,我平常用不著就放那里,衣服、鞋子什么亂七八糟的,他們好像挑了一些,在褲子上給我套上旗袍,是來接我的那些造反學生給我穿的。

楊瀾:您一下子在30万人面前,他們非常侮辱性地給您戴上乒乓球這种項鏈,您當時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您害怕嗎?

王光美:我不害怕,可我有反應,因為我听這些人坐在吉普車里吹牛,說我們從哪里調了多少人反正我多少有點精神准備,我覺得,少奇真的是特冤,本來少奇是一直幫毛主席的,他從不想出名,從我接触來看,凡事他都以党中央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報告抬頭都是這么寫的,內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而且送主席親閱,我是他的机要秘書,他起草主席的東西,從我這儿過,我覺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為主席著想的。可是那時候,江青蹦出來,用主席的名義打劉少奇,是這种狀況。

楊瀾:所以您心里有這個冤,不服气了?

王光美:冤,我就橫出去了,只能我橫出去,我不能把少奇橫出去,恨,我不知道那個時候應該恨誰,反正是挺為難的,因為我一看,薄一波等几個我挺尊敬的領導干部都一個一個給弄成這樣,我能說上几句什么話,我是不檢討的。

楊瀾:您還頂人家了?

王光美:是,我還頂了他們。

只有劉少奇敢批評江青

楊瀾:您覺得江青她對您有沒有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我跟少奇出去是組織上批准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塊出去,關鍵不在這儿。后來她搞樣板戲,她想通過樣板戲抓領導權。她對文藝界演什么戲有很多很多意見,她來跟我說。那時候我是少奇的秘書,我覺得我接触誰特別是接触這些負責人,有什么話我都跟他講,回來匯報。當然我們倆生活在一起,也有這條件,我跟他說了,少奇就不吭聲,說你別管了,我就不管了。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就听衛士長說少奇約江青談了話,就說你別跟光美談這亂七八糟的事情,說了她几句。

楊瀾:那時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說江青吧?

王光美:就是,也就是少奇,江青就怕少奇,少奇他是負責態度,這里有很多人哪敢批評江青什么?

楊瀾:江青自殺死了以后,您當時感覺是什么,因為這個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這個呀,還不是私人恩怨,江青确實給党帶來很大破坏,她損害党的利益,危害党的事業,這一點她真是該死。至于她為什么死,我听人說她用襪子纏著椅子腿,因為我們一般人手里都沒有什么東西,她就用襪子接起來,勒在這儿,因為她已經絕望了,她覺得沒有希望了,所以就這樣?

楊瀾:批斗回來以后,少奇他有沒有安慰你,怎么安慰你?

王光美:少奇沒法說,他一說就等于對這運動的性質表態了。

楊瀾:那旁邊沒有人的時候也不能說兩句嗎?

王光美:我們旁邊不可能沒有人,他警衛員就不止一個,他那特殊情形,后來警衛人員就是那些造反派的基本成員。

批斗結束她拉住了劉少奇的手

楊瀾:文革中有的人家破人亡,或者有人受到人格的侮辱以后,很多人自殺了,您當時有沒有想過?

王光美:我有我的安眠藥,他有他的安眠藥,我那天拿著我的安眠藥瓶對他搖搖,他就說了一句,”不能自己做結論”,他很少說話,可是這話就在關鍵上,那一句”不能自己做結論”就是看出我拿這藥問他,不是吃一粒兩粒的問題。

楊瀾:所以您就從此把這個念頭放棄了,再也沒想那件事?

王光美:我就沒再提這件事,真的要吃那時候也是一人吃一罐,那就麻煩了,沒那想法,什么一罐不一罐的,沒進一步想。

楊瀾:但是在那個非常時期,您也曾經把小小托付給自己的保姆趙阿姨,當時是怎么樣一個考慮,您怎么跟少奇商量的呢?

王光美:有一次我們在門外那個院子,沒辦法的事,反正我還是跟他打了招呼,我說現在沒法了,是不是就交給趙阿姨,他同意了。

劉亭亭:那個時候是在我們家里,然后是中南海的批斗,讓我們都得參加,一開始因為外面全都圍攻中南海嘛。那個時候,”四人幫”指使的造反派就來了,也是逐漸演變到這個地步:家里貼了大字報,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對他態度也不敢特別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員都抓起來了,后來電話線給拔掉了,他也沒法再跟中央聯系了,然后造反派來了就把他揪斗,推推搡搡,打我爸爸。那個時候非常痛苦的一种感覺,但是也很害怕,因為作為小孩子,基本上是有點傻了的那种感覺。那個時候我媽被推出來的時候,因為他們一個關在后院,一個關在前院,她見不著我爸,這個時候她看我爸爸在挨打,她當時也被按著頭,到最后喊得比較厲害的時候,我媽媽沖過去抓住他的手,他們兩人使勁抓著,我們當時覺得非常痛苦,很難以形容。

王光美:斗完了以后我确實拉著他。

楊瀾:您為什么會突然拉著他的手?

王光美:我就覺得越是這個時候,我就越應該證明,是跟他站在一起!我們當時都分開住了,他們把我拉到后院去了,那時候隔著三個院,后面是童小鵬的院,童小鵬搬走后,我住后面。都隔离開,只是在斗爭會上能見到,然后中間休息一次,到我們書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給他點水喝,然后他喝了一杯水,真慘,就這些點滴的印象,難以破滅

王光英:她嫁給少奇同志無怨無悔,我替她擔心

王光美:什么?

王光英:無怨無悔,這話對不對?

王光美:老哥,你也無怨無悔,你沾我的”光”沾得夠嗆,別動感情,我給你點鎮靜藥吃。
身陷囹圄,不知親人音訊

楊瀾:您在監獄那段日子怎么熬的,都在想些什么?

王光美:那時我根本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號,只知道今天是上午、下午、陰天、晴天,因為只有一個窗戶,天气熱的時候,上面兩個窗戶開著,底下兩個窗戶不開。那個監獄的床,是木炕,但是都矮,這矮我現在才懂,因為本來監獄的炕都是一個木板床,它都是兩個凳子,中間一塊木板。我們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許動,也不許抬頭看窗戶,是不讓你逃跑,所以這床必須低。

楊瀾:那個時候您在沒見到自己的孩子之前,您當時最擔心他們什么呢?

王光美:我第一沒想到他們還活著,第二我也不知道見了以后對他們后果怎么樣,結果看管的那個人說,這是毛主席批示,小孩寫信給主席要求見爸爸媽媽,于是他就把主席批示給我了,主席寫著,爸爸已死,可以見見媽媽。我認識毛主席的字呀,經過批示,小孩都從外地赶來的,一個在山東,一個在山西,都赶來,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批准后他們都來了,所以我見了他們一次。

楊瀾:那個時候您是通過孩子的這封信,才知道自己丈夫少奇去世了?

王光美:以前不知道,沒誰對我說過,我也不問誰。

楊瀾:那您看到這個,知道他已經不在人世的時候,您

王光美:我問了一句,我說怎么也不讓我問,不跟我多說,就是病了,馬馬虎虎搪塞,所以到現在少奇臨終前什么樣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于開封。有時候別人不能理解,我倒覺得他去世是好事,見不到活受罪呀,我當時气得罵管我的人,我說”可能是便宜了他”,我諷刺那個整我的人,因為我想,他活著,他們說不定整我整他整得更厲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他走了倒好,我心里是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話能說得清。

王光英:她那時候沒自殺,活下來了,和我那時候有相同之處,當然,我不如她。她就說,我活下去,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人家給你加一個罪過,你要是死了的話,誰去解釋,說不清了。

楊瀾:您在那里面有沒有過絕望的時候,就是想到也許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好像我老覺得我會出來。

重見天日后的那一聲呼喚

王光美重見天日了,1979年也就是入獄12年后,她終于被釋放了,命運中有著太多的巧合,往往讓人唏噓不已,王光美重獲自由后,首先被送到的地方竟然就是她當年立志參加革命的地方–翠明庄,從這里出發又回到這里,命運划了一個圈。

王光美:現在我走過翠明庄,我都覺得翠明庄与我有關系。

楊瀾:劉紅是翠明庄的工作人員,王光美出獄來到翠明庄時,她才19歲,被分配給王光美當服務員。

劉紅:我記憶中她穿的是獄衣,就是她從車里走出來時穿的一身黑的衣服,進我們房間就換普通衣服了,就像咱們一般的普通衣服,那种布的襯衫,頭發都過肩了,都到這里那么長了。

楊瀾:白頭發?

劉紅:白發,也不整齊,頭發非常亂,身上弄得也不是那么太干淨,我給她理完發就給她放洗澡水,赶快讓她洗澡,洗干淨后,她見到了他們家人,家人一起過來。

楊瀾:孩子到這儿見到她,是一种什么樣的情況?

劉紅:當時孩子就喊她媽媽,都哭了,然后王光美也哭了。

劉亭亭:尤其是剛出來,剛解放的時候,她看人一多,精神就比較緊張,有時她一做操,都是這种彎著手,這樣做操,當時她那個屋子,就6平方米,她伸不直,后來我就說,有的是地方,沒關系,伸直了,伸直了。還有她洗個塑料袋,一下子能洗個20分鐘,因為在監獄里沒有事情干,你慢慢洗東西的時候等于是在消磨時間,或是想事情的過程,我說你現在不一樣了。
歷史當然是人民寫的
1980年王光美出獄后一年,劉少奇也獲得了平反,當時他已經逝世十年了,中央為他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追悼會上,鄧小平致悼詞,許多人都哭濕了衣衫,而全中國人也在電視机中看到了這個情景,并為之動容,也許是因為劉家的經歷也触動了他們自己的心事吧。

劉亭亭:我個人倒覺得因為經歷文化大革命這么多,哭出來的時候不是最悲痛的時候,哭不出來的時候是最悲痛的時候。那個時候大家也都哭出來了,也都放開了,當然整個環境是很悲痛的感覺,又是我爸爸的遺囑(海葬),我又費了那么多時間把它(骨灰)找回來,然后又把它洒出去,因為看不見他了,所以比較

王光美:后來洒骨灰的時候,我們坐船去大公島,那個(包骨灰的)紅布留了,當時我們有個大師傅,就是以前給我們做飯的,叫郝苗,他就把那紅布保留著,他拿著那紅布到中南海,他心里也憋著一口气,他拿紅布到中南海,對著中南海的正門,這邊就是瀛台,就在瀛台台階上他說洗一洗,紅布上沾的那點骨灰末,掉到中南海里,就是這么一個大師傅,當著我的面洗的,洗完了,把紅布給我了。

楊瀾:您剛才說到,要不是經過”四清”,還有在清華大學蹲點的這些第一線的政治工作經驗,您可能會挺不過去文革那么殘酷的政治斗爭,您現在再想起那一段工作經歷時,有沒有想過您自己有沒有可能冤枉過別人呢?

王光美:那真是難說,因為只要一搞運動就有這可能。現在我就不同意搞運動,這一搞運動就很容易走火。現在我們是實事求是,處理誰的事情就是誰的事,該教育教育,該處分處分。可這搞運動,呼啦一下子,誰知道誰冤枉了,那個過火的人不是自己想過火,所以我覺得我不贊成搞運動這种形式。組織部、統戰部,哪部管什么,咱們已經挺正規的,但是如果這些机關都腐敗了,不起作用了,那需要調整誰都行,但不能搞普遍運動,因為那造成的損失太大了,好坏不分,呼啦一下子誰也控制不了。

楊瀾:您覺得有什么能夠保證文革不會再重演嗎?

王光美:按道理,隨著大家文化水平的提高,知識水平的提高,瞎胡來的事情應該會少。

楊瀾:在采訪中的一件小事讓我久久不能忘怀,那就是王光美談到在文革初期,當她還住在中南海的時候,有人教她只有6歲的女儿當著她的面唱打倒劉少奇的儿歌,這個人一定就生活在她的周圍,當我問她,這個人是誰的時候,她卻說,我不想去追究,因為如果我追究的話,這個人就要倒霉了。能夠寬恕他人,也終于給王光美的晚年生活帶來了自由和安宁,看到她子孫滿堂的幸福笑容,我們終于可以舒一口气,說,時間畢竟是公平的。

轉自《新世紀網》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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