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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28日訊】
我認識王若望先生是通過他的作品認識的。1980年初，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做研究，看了許多當時叫做“傷痕文學”或者“揭發四人幫”的作品。但少數作品，比如劉真雁的《人妖之間》 和王若望的《飢餓三部曲》，真給了我耳目一新的感覺。文字那么朴實、細膩，但總的效果又那么深刻、那么惊人。《飢餓三部曲》把作者在國民党的監獄里、在日本侵略時期的關押之下和在毛澤東的牢房里的三次親身經歷如實地、不加以粉飾地寫出來了。三個監獄之間，毛的是最殘酷，遠遠最殘酷。但作者在藝術上最可貴的一點是并沒有硬塞給讀者這個結論，他只是把事實寫出來，讓讀者自己心領神會。
這部作品問世不久之后，中國共產党的高層領導開始覺得“傷痕文學”已經過份了，因此舉行了一次高層會議，批評了沙葉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和其他兩部劇本，說這些作者沒有“考慮社會效果”。之后報上出現了許多類似的政治批評，把那些敢說真話的作品都罵成忽略社會效果。但我當時覺得很奇怪，為什么《飢餓三部曲》這么大膽的作品，居然看不到一句批評的話呢？我問了中國朋友，他們說大概是因為這部作品太真實，無法反駁，批評了反而越摸越黑。
我決定要跟王若望先生見一面。80年6月到上海，跟官方安排的“陪同”一起去拜訪了王先生。“陪同”的名字我早已忘了，反正是那种以“哈哈”的笑臉對待任何有意思的問題，似乎沒腦子，但實際上有很會保護自己的老練政治頭腦的那种可伶中國人。王先生卻完全相反。人如其文，問什么話答什么話，不粉飾也不拐彎。我好奇問了他一句：“王先生，您怎么會這么直截了當？您不怕嗎？”他答的很動人，說：“死者無法說話，我還活著，還能說話，當然要說嘍！”
現在王先生不屬于“還活著”之類了，該別人為他說話了。下面是我的朋友、英國記者梅兆贊先生為王先生說的話： “在最近的六十年里，大概沒有比王若望更值得敬仰的中國人了，至少我沒有听說過。像劉賓雁、方勵之、魏京生等人一樣，王若望沒有選擇過一條安宁的知識分子生涯。在20世紀的一個最嚴酷、千百万人非自然喪生的政治制度之下，他選擇了忍受酷刑、監獄之災以及不間斷的誹謗和攻擊。他長期以來堅持捍衛人權、法治和人道。他确知他每次張嘴說話的后果，但仍然去說。在這一點上，他是500年前的馬丁路德的精神伴侶。路德不得已時說過：“我只有此信，別無選擇。”
組織王若望先生追悼會的中國朋友請我在會上發言，說我可以代表西洋學界。我愿意作這個代表，愿意替西洋學者向王先生鞠最后一躬。但在更高的層面上，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提“西洋”和“東方”之別，“學者”和“非學者”之分，尤其是在王先生的那种直截了當、人人平等的精神前面，我們不必在人類之間再作分別。我們大家都是若望先生所說的 “活人”，對死者有責任的 “活人”，對其他活人也有責任的“活人”，不說話白不說話的活人”。這是王先生留給我們的最可貴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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