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祐四年（1256年），二十歲的天祥隨父到京師臨安（今浙江杭州）參加科舉考試。在此他們看見了詩人林升在他那一首七言詩裡所說的景象：「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於是當時憂國憂民的天祥，在參與殿試時，一看到題目，略加思考，草稿也沒打，就撐著當時剛好受了風寒的病體，將胸臆之中滿腔的文采與報負一揮而就。待宋理宗到集英殿親定名次時，經過主考官的推薦，馬上把這位筆力雄健、論策高明、胸懷遠大又條陳明晰的文天祥取為一甲第一名，考上了頭名狀元！
這樣的變化對天祥期許最深的父親文儀先生來說，看到自己有子若此，果然再無遺憾，他安然的放下了這扶植天祥的擔子，在此時突然的病逝歸天了。只是想不到這天祥還未及爲國盡忠，就得為父戴孝；文家門楣上的報喜紅紙未亁就得另換白紙守喪，這人生的變化得失端是無常；在他歸鄉守孝的這三年期間，天下大事又是另一番面貌了！
開慶元年（1259年），蒙古向南宋兵分三路，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九月，忽必烈圍鄂州（今湖北武昌），消息傳到臨安，朝野震動。有寵宦建議遷都四明（今浙江寧波），以避兵鋒，想要再度重演那南宋初期高宗趙構逃亡海上的策略，然而，這樣一退是喪志辱國，影響深重；當時剛剛重返朝廷的天祥只有任職於秘書省正字（負責草擬朝廷文書，勘正文字謬誤的小文官），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輕，多言必定招禍，但為了社稷人民，他還是獨自一人向皇帝上書，指出遷都之議是誤國之言，朝中寵宦惡貫滿盈，應以斬首。文天祥建議要改革朝政、擴充兵力、團結臣民、抗元救國，可是昏瞶的理宗卻根本沒有採納他的建議。反而因為天祥此時所表現出的寧願「正言不諱，以危身乎」，也不願「從俗富貴，以偷生乎」的品格，讓天祥自此遠離了權力的中樞。
就在這南宋的朝政一天比一天敗壞的時刻，天祥此時有個插曲是曾一度兼任景獻太子府教授，專門給太子講授四書五經的故事，當時由於他的表現極佳，而獲賜金碗一只；一般人對御賜物品，必定是奉為傳家之寶的珍視，但文天祥卻一點也不看重，這在後來他的老師歐陽守道在生活上遇到困難時，文天祥馬上就將金碗拿到當鋪抵押好幫忙老師可知，這名譽榮寵對他而言果真如同身外之物，這真是一個超然高舉的人物呀！
隔年天祥二十五歲，景定元年（1260年），他被委任為簽書鎮南軍（今江西南昌）節度判官廳公事，但是他不願赴任，反而自行請求「祠祿」﹙因為宋朝道教非常興盛，全國各地建造了不少宮觀，朝廷派人主持宮觀事務，稱為祠祿。﹚，沒眼光的朝廷竟然應允了，遂命他做一個道教宮觀仙都觀（在今江西南城）的主管，這個職務是個閑差，是安插退職或酬庸人員用的，而文天祥是一介狀元出身，年輕優異、文武雙全，卻退隱出世，跑去坐領乾薪、甘於平凡，這是怎麼回事？這都是因為朝廷權奸當道呀！他痛心舉世濁流，改革無望，既不能坐視不管，混跡官場，又無法施展報負，有所作為。這與屈原被放，行吟澤畔一般，雖說「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然其中細數爲國為民之憂，又如何叫天祥不慟而隱呢？
因為對朝政時有的非議，使得天祥後來陸續被朝廷貶到地方上任職，但這對天祥的才能來說簡直如烹小鮮一般，短短時日他就把當時曾遭蒙古兵蹂躪，城垣屋宇被毀，文物古蹟被洗劫的瑞州﹙今江西高安縣﹚的整個地方秩序、民生義理都重新整頓了過來，瑞州內百廢俱興，萬事端正。但反觀朝廷這時在理宗逝世（1264年）之後，權臣賈似道操縱著朝政，使得南宋朝政充斥著好大喜功、陽奉陰違、阿諛吹捧、營私貪瀆這些腐敗不堪的劣質文化；所以在後來﹙1270年﹚有機會，對國家亂象終究有一份使命感的文天祥再次回到中央出任軍器監（掌管武器製造）及崇政殿說書（為皇帝講解書史、經義）的職務。這一次，想當然爾，天祥永遠寧與騏驥抗軛也不隨駑馬之跡的作為；這不同的輔君方式又得罪了那忙於發國難財的賈似道，所以當時這已經仕宦了十幾年，轉眼已經三十五歲的天祥啊，又在一夕間被免去了所有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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