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皇姑屯事件
日本大和民族，自古以来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的熏陶，无时无地不在学习中华民族的优良思想及礼仪典制。公元一八六七年，睦仁天皇即位，取《易经》（说卦传‧第五章）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一语中的“明治”二字作为年号，是为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将首都迁至江户，改称江户为东京，建立明治政府，随之便开展轰轰烈烈地维新运动。“维新”一语则是来自《诗经》（《诗‧大稚‧文王》）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由此可见日本大和民族对于中华文明中三王时代的文化典籍有着很深刻的研究。明治维新的目的就是要将封建的日本通过殖产兴业，多项开发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明治天皇如何来实其现维新的目标呢？理应是立足于本疆本土的开发，充分挖掘各类潜能，万不想其所定国策竟然是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并且高喊：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由此可见日本大和民族的两面性，表面上学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王道文化；而骨子里则一味功利主义，学习推行西方列强的霸道文化。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发动侵略战争，破坏世界和平的罪恶深渊！
“支那”一语，是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在明治维新之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日本书中常见的中国称谓乃是“汉”、“汉土”、“唐土”、“中土”、“中国”或者以相应朝代的名称称呼中国，如隋、唐等。甲午战争中战胜清政府后，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在狂喜之余大为陶醉。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色彩。中华民国在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开国，直到一九三O年六月三日日本才承认国民政府，但在一九三O年十月之前还一直称中国为支那，到一九三O年十月以后才改称中华民国的正式称谓。
日本大和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学习中华民族的王道文化，建国立制。然而，当自己的国力一旦强盛起来时，竟然奉行霸道，奋斗目标却是要征服中国，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大悖论。
中国辽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早为日本的野心家们所觊觎。中国的东北地区，是日本自明治以来确定的首选侵略目标。当时的日本政客们认为：如果没有中国东北的矿产铁煤，他们就不能发展工业化，如果没有中国东北的农业产品，他们就无法自强自立，故而认为必须要首先征服中国的东北，将它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日本才会有后续的更大发展。
日本侵略东北的第一步，是制造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谋杀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乘坐由北京返回沈阳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孔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即于当日死去。因三孔桥在皇姑屯火车站以东，离皇姑屯车站不远，故被称为皇姑屯事件。
日本人炸车后不久，又先后制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和沈阳炸弹案，企图引起社会混乱，以保证日本侨民安全为借口，便可出兵东北。奉天当局为保时局稳定，防止日军乘机举事，决定对张作霖的死密不发丧，发表通电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辉煌，烟霞阵阵。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帅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由于日军不知道张作霖是否毙命，也就不敢敢贸然行动。
张学良于事发当天的六月四日、在北京得知其父死亡的消息，但还不明白真相如何，不过凭直感判断一定是出于日本人的谋害。日本人既已对张作霖下了毒手，当然对张学良也不免会有阴谋企图。张学良有鉴于此，虽然接到奉天督署打来“盼立即返奉”的电报，但并未敢贸然行动。
张学良首先命令所属鲍毓麟旅留在北京，维持治安，等候革命军进驻，再行撤退。然后，他本人则化装为炊事兵，由北京出发；在途中通过有日本人监视的某车站时，非常谨慎地下车步行绕道而过，最后换乘汽车，秘密进入奉天。直至张学良潜回沈阳，才于21日发布张作霖死讯。
皇姑屯事件并未引起日军所期待的东北混乱，相反，张学良经过深思熟虑，周密筹划后，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先大元帅临终以力主和平、促成统一为嘱。……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蒋总统秘录》第八章 全国统一。）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立即对张学良等人发出覆电﹕“诸兄匡扶党国，表示精神，无任佩慰！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匡济艰难，纳民轨物，愿与诸公共策之。中正。”（《蒋总统秘录》第八章 全国统一。）
在这一天的上午七时，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天空，同时都迎风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特别是在奉天，市区都悬起了青天白日旗，这是由公安局在天色未明之际迅速部署，以致日本方面来不及妨害。
张学良在奉天省府大礼堂举行了易帜典礼，由中央派来的代表方本仁监誓；欧美各国领事都应邀参加，唯独日本领事未见来到。
张学良于宣誓之后，引述日本“大政奉还”之例发表演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作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害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蒋总统秘录》第八章 全国统一。）
此时，除了台湾等一部分地区尚为日本所占据外，中国全土终于统归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飘扬之下。自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诞生以来，实则已经消逝了十七年的苦难岁月。
蒋介石对好不容易终使全国统一跻于完成之后的感慨，是这样地留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日记里﹕ “‘自本年五月以来，日本用如此强暴横蛮之压力，尚不足以阻止我东北军民同胞归附中央之赤忱。北伐誓师，未及三年，卒使统一事业克底于成，岂非三民主义战胜一切之效乎！日本侵略者野心虽狂妄无已，无奈我中华民国何！‘总理与诸将士，先烈在天之灵，幸得告慰矣！’”（4）（《蒋总统秘录》第八章 全国统一。）
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并且依其所望以热河加入东北，成为东北四省。
北伐任务完成，全国实现统一，与“统一全国”任务齐头并进的是“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最大的课题，是由“军政时期”转入“训政时期”。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著作“建国大纲”中，将革命后的政治形态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所谓“训政”，则是在到达完全实施“宪政”过程中的一个准备时期。当北伐期间的“军政”告一段落的此刻，中国国民党的使命，就是要把在长期混乱中民生凋敝和丧失社会组织性的中国民众加以训练，并推进建设工作，以尽速奠立全民政治的宪政基础。
中国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在南京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遵循总理遗教，颁布“训政时期约法”，并决议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中华民国政治基础的五权分立组织于焉确立。
十月三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制订“训政纲领”六项，由国民政府公告施行。“训政纲领”的主要内容为﹕ “训政时期，中国国民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国民政府在中国国民党之指导（按：注意，是指导而不是领导）与监督下，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
“国民政府组织法令之制订及其修正，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5）（《蒋总统秘录》第八章 全国统一。）
继之，于十月八日由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任命国民政府人事如下﹕国民政府委员：蒋中正、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传贤、王宠惠、冯玉祥、孙 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阎锡山、李济深、林森、张学良。
国民政府主席 蒋中正
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
立法院院长 胡汉民
司法院院长 王宠惠
考试院院长 戴传贤
监察院院长 蔡元培
历史上北京并不叫北京，辽代称上京，金代称中都，元朝称大都，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将大都改名为北平，意为北方平定，人民得以安定和平，居家度日。燕王朱棣篡政，迁都北平，始改称北京。满清入主中原建都这里，成为异族统治中原的都城。
中华民国实现统一，即恢复历史原貌，将北京正式更名为北平：“二十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更名“北平”。自清朝将近三百年来所建立的北方国都，从此之后，即被称为“北平”。”（6）（《蒋总统秘录》第八章 全国统一。）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军侵入北平，再将之改称“北京”。一九四九年，中共建都北平，又被称为“北京”；但在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仍为北平。
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领导，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
（未完待续）
——转自《黄花岗杂志》第四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