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
在權力仍壟斷歷史,歷史的書寫依附於權力的制度環境下,個人回憶錄變得十分重要。共產黨奪取權力、掌握權力以來的歷史,至今還籠罩著權力確立的尺度之下,權力的帷幕仍遮蔽著大量歷史的真相。
中國舊社會的黑暗,是到了極點了!它的應該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們社會實進會,現在創刊這個小小的期報——《新社會》——的意思,就是想盡力於社會改造的事業。
在危機四伏的晚清中國,在千年未有的大變局面前,康有為敏銳地察覺到必須以新思維、新方法、新路子來回應時代的挑戰,不變就是死路一條。
我更重視的是這三個1893年人,實業家盧作孚、平民教育家晏陽初,以及被譽為「最後一個大儒」的梁漱溟……這些名字一個個都是如雷灌耳
環保問題如此,拆遷問題如此,徵地問題如此,教育問題如此,醫療問題如此,幾乎所有問題的病根都在官的身上,解決中國問題,首先就是解決官的問題。
早在十八、九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強大的知識分子力量,形成了一個有力的獨立知識分子傳統,換言之,從傳統的讀書人到近代知識分子的轉型,在俄羅早就完成了。
「五四」時代之所以令人懷念,因為什麼話都可以說,哪怕激烈得有點過頭。
在孤島台灣,一個熱烈地追求自由的知識分子殷海光(1919—1969)就堅定地預言——狂瀾已在退落,「歷史在自由的一邊」。
1935年春天,在野的中國青年黨「曾、左、李」三巨頭之一左舜生,接到蔣介石來自杭州的一封電報,邀請他當年暑假上廬山一敘。
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毛澤東目前在邊區的權威的絕對的。共產黨的朋友們雖然不屑提倡英雄主義,他們對於毛氏卻用盡了英雄主義的方式來宣傳擁護。
共黨因其共產國際百年來之秘密活動,故其紀律最嚴,方法最精,組織最密為任何黨派所不及,因之其手段最毒,情義與道德掃地無餘,設使其人能趨向民族國家之路則幾矣。
聰明的經濟學家以為,只要窮人的經濟增長變得稍微快一些,窮人有機會打工賺錢,社會就變得和諧了。很明顯,他將和諧問題簡化成了貧困問題,也就是吃飯問題。和諧,從字面上看也包括兩個方面,「和」是有飯吃,「諧」是有話說,不允許人說話的和諧絕對算不得和諧。從這個意義上說,和諧首先是個體制問題,有了一個能保障全體人說話權利的體制,一個可以救濟社會缺陷的體制,社會才有可能和...
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無論上層的宮廷政變,還是下層的農民起義)都是暴力造成的,近代以來的歷史也反覆地表明,暴力,只有暴力才是決定中國政治的最後聲音。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週歲的北大學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槍殺。兩天後,上海公安局人員上門向她母親索取5分錢子彈費。1980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重新判決她無罪。1981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宣佈給她平反。
初識柏楊先生是在1986年,他的一冊《醜陋的中國人》曾經風行一時,成為那個時代的標記之一,我也曾讀得如痴如醉。二十多年來,他的著作在大陸陸續出版,一直沒有離開讀者的視線,在他生命的暮年,我們還有幸讀到他「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這樣擲地有聲的詩句。當他離開這個世界時,我們尤其能感受到這樣一個人存在的獨特意義,他留下的不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他身上體現的...
在已經消失的那個時代,在進、退之間,他們只秉承良心的準則,無須考慮自己的利益得失。只講是非,不問利害,這是他們作為大學校長的底線。這樣的大學,這樣的校長給整個社會提供的就是道德的表率,社會敬重大學,不光是因為大學傳承高深知識,造就專門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學有道德上的承擔,竺可楨曾說:「亂世道德墮落,歷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學猶之海上之燈塔,吾人不能於此時降落道德之...
1960年,在島上存在了十年的《自由中國》陷入風雨飄搖之中,雷震不僅沒有退縮,反而加快了籌建反對黨的步伐。他的悲劇命運因此也就注定。
一個民族不能沒有人格,一個人格喪盡的民族注定了被歷史所淘汰。
我不幸而生在這個時代,一個沒有定型的過渡時期,我又慶幸生在這樣的時代,時代應該讓我身受的苦難我都一一體嘗,時代應該經歷的焦慮和痛苦,我至今還在深味著。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高華)、《新發現的毛澤東》(王若水)是這些年受到關注的中共黨史著作,突破了原有的官方黨史體系、框架,83歲高齡的何方先生窮6年之力,寫出了一部厚厚的《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在很大程度上又一次刷新了這段歷史,不光是超越了延安整風時期奠定的中共黨史編撰學藩籬,而且對前面的幾本著作提出了一些有見地的批評,甫一問世就引起了北京知識...
多少曾顯赫一時的英雄、風情萬種的美人都已隨風而逝,有《台灣通史》在,連橫就依然活在歷史中。他是史家,秉承了史家的優良傳統,他更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有擔當、有責任感的士,一位大陸型的知識分子,孤島沒有成為他的侷限,他完全有資格埋骨於崑崙之顛,或西湖之畔。「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在動盪的亂世,他最終沒能實現住在杭州西湖的宿願。經過無數的滄桑變遷之後...
2008年3月22日夜,台灣完成了有史以來第二次和平的政黨輪替,台灣人用選票把民進黨選了下來,國民黨再次贏得執政機會。預期中的民進黨花招最終沒有出現,台灣島上籠罩在一片和平的激動之中,謝長廷說,這只是他個人的失敗,不是台灣的失敗,不要為他哭泣。馬英九說,這不是他個人的勝利,也不是國民黨的勝利,而是台灣的勝利。
長期以來,中國都處於「公開信時代」。遠的不說,1895年,泱泱大中華在甲午海戰中被蕞爾小國鄰邦日本輕易擊敗,舉國震驚遠非半個多世紀前敗於遠隔萬里的英國可比,讀書人、士大夫上書風起雲湧,一浪又一浪,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在北京發起大規模的「公車上書」,最後上書未成,康有為執筆的萬言書在上海印刷出版,風靡一時,奠定了他在維新運動中的言論代表地位。
我感到這場人類的大災難不僅是由希特勒個人造成的,德國整個民族、德國的民眾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德國的民眾將希特勒推上了政治舞台,在某種意義上,他的上台代表了當時民心所向,這才是人類最深刻的悲哀。
南開中學自編國文課本,首席語文教師孟志蓀是主編之一,蔣介石所喜歡的王陽明一篇也未能入選,曾國藩家書也只選了一篇。蔣介石几次親臨沙坪壩看望張伯苓, 「未聞校方出來組織三呼萬歲之類的舉動」。在權勢面前不卑不亢,保持學府的尊嚴,這些都顯示了南開中學傲然獨立的精神氣質。
從1917起,閻錫山從三個方面入手,意圖通過教育來啟迪民智,一是普及國民教育,二是創辦職業教育,三是推行以改良社會風俗、開通知識為宗旨的社會教育,重點當然放在普及國民教育上。第二年頒布的《山西教育計劃進行案》、《山西省實施義務教育程序》等,對各地完成義務教育的時間、要求以及師訓、經費籌措等都有明確規定。
從20年代的曉莊師範(1930年被蔣介石封閉)到40年代的育才學校,陶行知普及教育的理想與國民黨當時推行的黨化教育,從教科書、教師培養、教學方式、教育行政管理等方面都截然不同,他的普及教育不是愚民的工具,而是啟發民智,不是培養奴才、庸才,而是培養公民,培養有人格尊嚴的人。
他們關懷弱者的命運,尊重人的生命,他們心中湧動著的是人道主義的熱情。面對血淋淋的事實,他們沒有不著邊際的高談闊論,沒有子虛烏有、不知所云的理論,而是發出「我控訴」的聲音。這是上個世紀末的一次怒吼,必將繼續感動著、激勵著後來的人們。這一怒吼和平日裡邵燕祥、牧惠先生那些嬉笑怒罵的雜文、和方成先生針砭時弊的漫畫、和戴煌的道義文章、和張思之對法律尊嚴的堅定守護一起...
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年代,林昭用生命實踐了她對自己的追求和對人尊嚴的維護。她是我們民族的自由女神,雖死猶生。
知識份子"本來是個外來詞,何謂"知識份子"?不同的人有過不同的解釋,18世紀,一個俄羅斯作家拉吉捨夫曾寫下這樣一句話:"看看我的周圍,我的靈魂由於人類的苦難而受傷。"有人說,就在這一瞬間"知識份子"在俄羅斯大地上誕生了,這是對知識份子精神內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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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共國安部在各個領域包括經濟、外交、金融等都有涉足,之前的所謂「隱蔽戰線」非但不再隱蔽,而且越來越高調,這既暴露出中共列寧主義組織形式的內部祕密,也暴露出現階段中共的危機已到了無法掩飾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