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忠孝节义，因此历朝历代的忠臣孝子被倍受人们尊崇。然而，孝子大多出自贫寒之家，富豪之门鲜有孝子；忠臣则大多生于国破之际，和平盛世只有能臣、诤臣之分。奸臣在明君面前难以立足，也就显不出忠臣之忠了。道家始祖老子在《道德经》第十八章中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民间通俗的说法则是“寒门出孝子，国破识忠臣。”
千古忠臣岳飞生于北宋末年，在他23岁时金军攻破了宋朝的国都东京（今河南开封）。金人除了烧杀抢掠之外，更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这一事件被后世称之为“靖康之耻”。岳飞慷慨激昂地在脍炙人口的《满江红》中 写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另一位千古忠臣文天祥也出生在南宋王朝即将被元军所灭的危难之时。他天性忠义，召兵勤王。有志不遂，为元将张弘范所执，千方百计劝说他投降不得。至元十九年，被忽必烈斩于燕京之柴市。他在狱中所写的《正气歌》是一篇不朽名作，歌中所吟的“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实为千古绝唱。
文天祥在其流传千古的《正气歌》中，还列举了“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几个忠臣义士，其中有“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颜常山舌”是指颜杲卿舌断仍喷血骂叛贼的壮烈事迹；而“张睢阳齿”，则讲得是唐将张巡固守睢阳，临阵之际嚼齿皆碎，以身徇义的浩然正气。这两位大唐英烈都死于“安史之乱”中的大唐王朝濒临灭亡的危难之际。
宿命使然，大忠之臣往往与昏庸之君生于同世，国家面临覆亡之时，尽管无法力挽狂澜，必有忠臣尽忠殉国。因此，古往今来载入史册的忠臣义士数不胜数。即使在五代十国的南唐，虽然后主李煜作为君王治国无方，他手下也有不少忠君之士。当时的南唐将军李雄镇守南唐西部，当宋军来攻之时，他指挥手下浴血奋战，所向无敌。听说国都金陵遭到围攻，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坐视不理，亲自率兵东下救援，列阵溧阳与宋军决战，结果战死疆场。他的几个儿子同 军中，也都死在宋军刀剑之下，全家有8口人都为南唐献出了生命。可叹的是，他们为国捐躯却并未得到朝廷的封赠，后人只有从《吴唐拾遗录》中了解他们的事迹。
北宋大文学家欧 阳修也曾为南唐的一位县主簿作《吴某墓铭》，这个“吴某”也是一位对南唐忠心耿耿的文人。宋将曹彬率军攻克池阳后，派使者到各县招降。彭泽县令想开城投降，身为主簿的吴某却说，食君之禄当为国尽忠，能与国家同生死共存亡是臣子的光荣，于是杀掉来使，决心死守彭泽。李煜投降后，吴某被宋军抓获，宋军主将责备他杀害使者，吴某慷慨激昂地说：“各为其主，本来就该如此。”宋将佩服他的忠贞，因而释放了他。像这种南唐忠臣的事迹，起初的史料之中少有记载，直到南宋皇帝下旨编撰九朝国史，才得以散见于其他杂记。南宋著名文学家洪迈在《容斋随笔》里对这些忠臣表示了极大的崇敬，他说，如果今后有史官能把他们的名字与事迹附于《李煜传》之后，将是对忠臣亡魂最大的安慰。
历史上的忠臣最终大都走上了穷途末路，很少有人得到善终。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昏君奸臣缢死在风波亭；大明忠臣袁崇焕，拚死抵御满清，战功赫赫，最后以通敌罪被判凌迟处死。被凌迟之前的袁崇焕没有多想自己的冤案，他心中所思的仍然是皇上的辽东。“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这首绝命诗足以显现出忠臣的风范。
另一位明朝的大忠臣于谦也是抗敌名将，他战功赫赫，政绩卓著。他为人正直廉洁，刚正不阿。所写的《咏石灰》一诗“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身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堪称千古名作。但是于谦的最终结局也是因奸臣陷害而被朝廷处死。值得欣慰的是他死后被葬于西湖三台山麓，和岳飞墓遥相对应。清代有袁枚诗云：“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入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忠魂义骨，为后人千古传颂。
在1949年之后，除国军退守的台湾之外，中华传统文化被历次的政治运动与长年的洗脑教育几乎摧毁殆尽。儒释道三教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什么马列主义。真正坚守信仰的中国人被无休止地迫害，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然而，“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只有经过烈风狂吹之后，才知道哪一棵草是刚劲的韧草；只有经过危难和动荡，才知道哪一个人是坚贞的忠义之士。在生死的考验面前坚守心灵深处的高贵，不失为正人君子之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