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紀元】孔子的千年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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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6日訊】(編者按: 傳說公元前551年公曆9月28日,孔子誕生在中國山東曲阜,中華民族也因為有了孔子而不同於其他民族。孔子講了做人的道理,讓中國人受益,其中庸思想能使人處於不敗之地。不過兩千年來孔子是孤獨的,因為後人都站在各自的立場觀點解讀孔子,有意無意地曲解了孔子的原意。特別在當今大陸,當一輪輪批孔運動之後,中共又舉起孔子大旗,以便進一步地摧毀中華傳統文化。2011年9月28日,大陸很多地方舉辦了祭孔活動,不過,假如先賢在世,他會怎樣評說今日當權者的「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不信」呢?又會怎樣回答當今後生用現代語言的各種提問呢?應讀者推薦,大紀元再次刊登去年《新紀元周刊》194期封面故事:孔子的千年孤獨。)

孔子,一個真實的人,其名字穿越了半個中華文明的歷史風雲,伴隨著一代代中國人走過滄桑而又輝煌的歲月。在人類歷史上,除了兩三個被譽為先知的宗教領袖外,誰也沒有他行得更遠,走得更深,誰也沒有他遭受到後世如此眾多的水火不相容的評論。無論是尊孔還是批孔,俯身這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長河,我們看到的是一幅幅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而每一幅面孔背後都打上了鮮明的時代氛圍。

未公開的先知: 孔子

文 ◎ 王淨文


2010年9月28日清晨,身著儀裝的台灣總統馬英九恭敬出席祭奠孔子誕辰2560週年。(AFP)

孔子在世時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後世尊其為孔聖人、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影響所及不僅是亞洲儒家文化圈,在西方也備受尊崇。到底孔子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給後世留下了什麼?

2010年9月28日清晨,身著儀裝的台灣總統馬英九,在孔子第79代嫡孫孔垂長為奉祀官、台北市長郝龍斌任正獻官的帶領下,恭敬的步入台北孔廟,祭奠孔子誕辰2560週年。

典禮共有37個程序。馬英九在致辭中表示,儒學影響深遠,而且在世界上影響越來越大。祭孔除了紀念孔子及其「有教無類」、「因才施教」的理念外,更重要的是要將其學說發揚光大。例如孔子曾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學海洋法的馬英九還舉例說,聯合國 1991年通過了禁止在北太平洋使用流刺網捕魚的決議案,但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有這樣的教導了。

同樣一天,中國大陸也舉辦了各種紀念活動。除孔子故里山東曲阜的祭孔大典外,首都北京也自1949年以來第一次舉辦了祭孔大典。五百多名來自台灣和北京的大學生,參加了在國子監孔廟舉行的典禮。一些大陸學者還倡議,將每年9月28日孔子誕生日設定為「尊師日」。而事實上,早於1939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即通令全國將孔子誕辰日訂為教師節。


中共近年高調慶祝孔子誕辰,但經歷文革的全面搗毀中華文化,新一代中國人幾人真正認識孔子?(Getty Images)


無法被遺忘淹沒的孔子

假如先賢地下有知,他一定會感慨人間的千變萬化和酸甜苦辣。就拿孔子生平來說,母親十八歲時嫁給六十多歲的父親做了小妾,孔子三歲時父親就去世了。「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管理倉廩和牛羊的小官,十五歲時「志於學」。「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十而立」,並開始授徒講學,「傳道、授業、解惑」,以至於後來「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以當時人口、交通和通訊的狀況來看,這是非常出名的。相比於亞里士多德的教育學,孔子可謂人類最早的教育家。「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至今仍是啟發式教育的核心。

孔子一生都在實踐著他的大學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惜生不逢時,縱有一腔報國熱血和一番治國綱領的孔子,一生仕途坎坷,統治者們對他始終若即若離、敬而遠之。在「五十而知天命」之後的那一年,孔子在魯國擔任了幾年司冠(司法部長),隨後被迫開始周遊列國,傳播他的文化思想。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七十三歲那年,卒於泗水之上。

孔子逝後的遭遇也差不多,尊孔的一方有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奉若神明的宋明理學,還有要將儒教定為國教的康有為等。貶孔一方有出走的墨家,冷言冷語的老莊,焚書坑儒的秦始皇,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運動,還有砸爛孔老二的文化大革命,其中最為慘烈的當然是中共執政以來的「徹底摧毀」了。短短幾十年裡,承傳了兩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在中共大規模、全面系統的詆毀歪曲下,很多中國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孔子是誰了,知道的也大多是某種罪惡的代名詞。


文革時期批孔宣傳畫。(AFP)


不過讓中共的宣傳機器大失所望的是,孔子是無法被遺忘、被淹沒的。在被妖魔化近百年後,大陸民間依然自發出現了國學熱潮。無論是「心靈雞湯」,還是「百家講壇」,中共壓不住人們心底的渴望和追尋。

在不同立場上解讀孔子

不過,到底孔子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給後世留下了什麼,這是值得深究的問題。他在世時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是當時最博學的人之一,而後世又被尊為孔聖人、至聖、至聖先師、萬世師表,今天不僅在中國、台灣、韓國、日本、越南等亞洲儒家文化圈裡人們尊崇孔子,即使在西方也備受尊敬。早在16世紀始,明末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認為孔子是「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18世紀法國文壇極力推崇孔子,伏爾泰更是尊孔子為完人。美國哲學家愛默生認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孔子是哲學上的華盛頓」,今天歐美很多工商政界精英們,都把讀孔子書視為「必需的經典」。

不過人們都是帶著各自不同的認知條件,站在各自立場上解讀孔子,可能無形中不自覺的就在利用和曲解孔子。特別是孔子那些涉及政治管理方面的話,往往被統治者在國家機器的強權下加以特殊處理,強調某一句,而忽視另一句,從而偏離了孔子的本意。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後世統治者那麼推崇孔子,而當時的統治者為什麼不重視孔子呢?除了君君臣臣這些讓統治者高興愛聽的話,孔子活著時肯定還講了很多讓統治者不愛聽的理,只有等他去世了,「子曰」才能隨意被後人解讀而無人辯駁了。

特別是後世那種表面上竭力維護,處處搞極端化的所謂博學鴻儒,他們實質上是在做最不易察覺的破壞。就像當初魔王說要派它的魔鬼子孫們轉世到佛祖的廟裡,假扮和尚,從內部真正破壞佛法一樣,名義上的儒生,宣揚的未必是孔子的真言。

如何還原真實的孔子呢?這個課題難度很大,誰能知道二千五百多年前一個古人說了什麼、做了什麼呢?人一生會說很多話,幹很多事,能被記錄下來的只是極少極少的一部分。孔子只述而不作,《論語》也是弟子們根據孔子所講的回憶整理而成的,加上文言文沒有標點,各種動詞名詞的用法又和現代有所不同。短短二十篇一萬一千餘字的《論語》就概括了孔子的主要思想,同樣一個問題,不同的人來問,孔子給出的是不同的答案,因為道理在不同層次有不同的表現,表面上看似矛盾,實則有深厚內涵的。孔子學說在數千年的流傳過程中,不斷有人在增補修改,是否是孔子說的,孔子是在什麼條件環境下說的、他的本來原意是什麼,針對什麼樣的聽者說的,這些因素都喪失了,要想準確理解孔子,的確很難。不過我們也可跳出來,總體宏觀的看一看。

傳授做人規則的先知

假如用現代職業這樣一個簡單概念來定義孔子,從孔聖人、萬世師表這些民間讚譽來看,人們定義孔子是思想家和教育家。不過在歷史上有人解讀孔子有三種不同的身份:先知、君子、帝師。特別是帝王師這個身份,更是被各朝各代的統治者們加以放大,以至於掩蓋了前面兩種身份。

與釋迦牟尼和老子不同的是,宗教領袖的先知主要傳授給人類的是修煉文化,教人如何脫離滾滾紅塵,遠離凡間去修煉,所謂出世法的修煉,而孔子傳授的則是對於沒有修煉的云云眾生,如何在人間做一個好人。老子講的是天道,孔子講的是人道,人是孔子學說的核心。老子在《道德經》中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這裡老子非常清楚的把孔子學說的來龍去脈概括了出來,同時也在宇宙體系中給出了孔子的位置。

為什麼說孔子是先知呢?因為孔子先於他人知道了人與人之間共同生活的根本道德準則,並第一個告知於眾。孔子意識到,天不說話(「天何言哉?」),故需要有承擔天命的先知來替天說話。對天意先知先覺的人具有覺後知、覺後覺的使命,這正是孔子一生最重要的功績,特別是當人類的道德開始敗壞後,人間失去了「道」和「德」,剩下的依次就是「仁」、「義」和「禮」了。

縱觀孔子的一生,他也正是按照這些來宣講他的學說的。在天地神靈,與「天之子」的統治者以及萬民之間,孔子傳遞著來自上天對人的道德律令,他不但要通過他的學生講給萬民聽,他還想方設法講給君王聽。有人戲說孔子是最早跑官的人,周遊各國到處推薦自己,渴望指點君王參政議政,其實那是他的使命。

孔子最關心的是自己能不能知天命(五十歲才知天命),能不能得天道(朝聞道,夕死可也),能不能被天理解和選中(知我者其天乎?)。衡量一個人是不是先知,最重要的還是要看他是否說出了重大的真理,從而徹底改善人類的生活狀況。毫無疑問,孔子做到了這點。他告誡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些都教會了後人如何為人處世,如何做個符合天地規則的好人。

孔子不但向世人傳授了做人的道理,他也身體力行,用身教勝言傳的方式,親身實踐了如何做好人的原則。把孔子稱為君子,這也是大家都認可的。他傳授並實踐的種種美德,如「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數千年來都在指導著後世想做君子的人。

至於說孔子如何被後世帝王奉為至聖先師,甚至被封為百代帝師,這並不是孔子所能決定的。有人說孔子是個「自覺的君子,自願的帝師,不自覺的先知」,狄百瑞在《儒家的困境》中稱孔子是「未公開的先知」(undeclared prophet),其實那是孔子的使命。在宏觀明確孔子的歷史使命後,我們不妨具體分析下被他人誤解或歪曲的學說。


孔子身兼先知、君子、帝師的身份,其中聖者先知的身份早已被後世刻意消抹。(AFP)


孔子的仁愛與博愛衝突嗎?

抖落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塵埃,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一個字「仁」,由此而引申出來了「仁、義、理、智、信」,「忠孝廉恥」等一系列維繫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倫理道德紐帶,同時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元素。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價值觀,與猶太先知摩西的十誡,以及亞里士多德的道德黃金律是相通的,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是與西方基督的博愛如出一轍。看來,無論東西方,上天都在給人類奠定相同的道德基石。

「仁」即「愛人」。有人說孔子將「愛人」含義的「仁」,加上了宗法等級制的內容,改造成了「忠恕」含義的「仁」,而墨子主張「使天下兼相愛」,似乎更徹底,更沒有身份之差,更像基督教所說的博愛。其實,孔子與耶穌的區別就在於,博愛是人們心裡幻想出來的最寬廣的愛,但道德標準不高的人是做不到的,嚴格的說,是違背人性的。

宗教講究博愛,但佛字的寫法就是「弗人」,非人也,人是沒有那麼寬廣的胸懷去愛每一個人,甚至愛你的敵人,能做到這一點的,他就不是人,而是佛了。比如宗教中講「以德報怨」,不過孔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論語.憲問》)可以說孔子宣講的仁愛更為實際,更容易讓人做到。比如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教導讓人從身邊做起,從最基礎的小事做起,「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從這點看,孔子是最知道人性的,他的教導也是最適合於人的。

孔子不講平等嗎?

孔子最受人吹捧,也最受人垢病,也就是最遭人誤解的,莫過於他的君臣學說了。歷代帝王推崇孔子,看中的不是他全面仁愛的核心思想,而是君臣關係的某一具體體現,想用孔子學說把民眾變成安分守己、俯身稱臣的人,現代人最反對孔子的也是這個等級觀念。有人說孔子是最講究民主的,有人說孔子是最崇尚專制的,有趣的是,雙方引經據典爭論所用的都來自《論語》中的第十二篇〈顏淵〉一章。「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後世把這裡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成了做人最基本的底線,也是上天規範人最起碼的道德標準,這是通用於所有人、所有事的普世原則,無論雙方的地位財富如何,都必須做到的。比如自己不想被人罵,那就不要罵別人,自己不想受苦,那就不要把痛苦施加給別人。孔子這番言論的背後其實有個沒有點明的前提,那就是孔子承認人與人是平等的,你和我大家都一樣,感同身受,人性相通。所以很多人認為孔子是最講究平等的,只是他用最通俗的語言,把平等這個抽像深奧的概念講清楚了,讓文化層次低的人也能明白無誤的理解、接受和實施。這也是孔子最偉大的地方,他總是把深奧的道理,用淺白的話講出來。

接下來在回答齊國君主關於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時,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於是傲慢的君王認為,我要像傲慢的君王那樣,我的臣子才能像謙卑的臣子那樣,於是人們把這句話理解成了孔子要求人們恪守「君王至上」的政治秩序,國家才能安定。後人因此認為孔子強調秩序、等級、上下、尊卑等群體主義價值,從而否定人的自由價值。還有人提出了所謂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再到後來,中國的君臣關係被演變成了極端可怕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裹小腳」階段,於是有人就給孔子扣上了「限制和束縛中國人個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大帽子,讓孔子成了千古罪人。

不過這一切都曲解了孔子的本意。

孔子在《論語.八佾》中說:「君使臣以禮,臣侍君以忠。」其實講究仁愛的孔子原意是:「父親要像個父親那樣愛自己的子女,子女要像個子女那樣愛自己的父親……」所有的關係都是相互建立在仁愛的基礎之上的。這與後世宣稱的「君權至上」完全是兩回事。程朱理學把上面的準則絕對片面化,弄出所謂的三綱,甚至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極端論調,毫無疑問,這些儒學後人其實是在破壞儒學,把儒家帶入了僵化、反動的境地,成為戕害人性、扼殺國家發展的毒瘤,錯的是後人,而不是孔子。

至於這個世界是否有等級之分?對比於西方世界古希臘城邦民主或羅馬的元老院議會,過去兩千多年裡,古代中國無論在政治、文化、經濟領域,都走在西方的前面,只是最近一百多年才落後了。由於儒家思想的作用,中國沒有西方慘烈的宗教戰爭,只有到儒學變質衰敗,封閉自滿之後,特別是西方在出現了世俗化運動,並出現現代科技之後,中國才開始落後。

孔子不講人權嗎?

有人從等級觀念出發,說孔子不講人權,不過也有人說,孔子撰寫了人類第一部人權憲章。有人將《禮記.禮運大同篇》與聯合國人權宣言進行對照,發現裡面的主要觀點,孔子提前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台灣曾把孫中山先生親筆書寫的「禮運大同篇」的大理石石刻,作為禮物送給聯合國。讓我們來讀讀〈禮運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中華民國於1968年4月26日致贈聯合國一件禮物──國父孫中山親筆書寫的「禮運大同篇」大理石石刻。圖為石刻啟運前外交部長魏道明(左二)在榮民工程處驗閱。(中央社翻拍)


孔子生於春秋末期,世局動亂,生靈塗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差可比擬,那時的孔子就提出要永遠杜絕戰禍,並把其理想描繪成「大同世界」,仔細品味,這不是我們人類社會共同的最高理想嗎?

孔子不崇尚自由嗎?

在仁愛的基礎上,孔子還講了「恕道」,愛一個人,假如他的做法跟你不一致,或他幹了不該幹的事,你能寬容他、寬恕他嗎?寬容是仁道精神在邏輯上的必然要求。孔子一方面從阻惡方面強調勿施惡於人,又從容忍方面強調統治者要寬和、容眾。子夏主張「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論語.子張》第十九)孔子則講「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此五者為「恭、寬、信、敏、惠」。「寬則得眾」(《論語.陽貨》第十七)。這裡孔子表達出了對人的行為自由的寬恕。

除「寬」「容」「忠」「忍」範疇外,「和」「言」「學」也是孔子思想的組成部分。「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第一),這裡的「和」是表示寬和,而不是「同一」或「混合」。「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第十三)。既然人們在思想上、行為上必然會有差異,那就寬和的讓他們保持各自的不同吧,這就是人權,這就是自由。

孔子在尊重人內在自由的同時,也必然會尊重人的外在自由,於是,言論自由就是孔子所推崇的。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孔子還堅持將言論與行為區分開來:「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第五)。將言論與行為嚴格區分開來,這是在法律上保障言論自由的重要條件。孔子還主張知人必須先知言,「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第二十)。要想知人,前提就要保障言論自由。

孔子提倡的言論自由包括三方面:「放言」、「慎言」與「無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提倡言論自由重在批評政府和持不同政見的自由,實際上孔子一生就是以抨擊時政、議論當道、規諫君王為己任的。孔子痛心疾首地怒斥「天下之無道也久矣」,滿懷憤恨地揭露「苛政猛於虎」的暴政,他可說是典型的持不同政見者。他不僅提倡議政評政,而且提出為政者對待批評意見的正確態度,應該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孔子把排斥或鎮壓不同政見的做法,當成是無道的暴政表現,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論語.憲問》第十四)。

孔子有性別歧視嗎?

《論語.陽貨》中一句「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有人就解讀為孔子歧視女性,甚至被認為是男尊女卑的始作俑者,不過,這是誤傳。孔子一貫的思想是平等、仁愛,愛人如己,他怎麼會歧視女人呢?在《詩經》第一篇裡,孔子就選的是〈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果孔子把女人當成道德卑鄙的小人,他會這樣描述人類美好的愛情嗎?何況孔子從小就是母親獨自把他撫養大,他尊重母親,能瞧不起女人嗎?

有人根據古文特定的語法,發現《論語》的句式多用對偶。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從語法來看,這裡的「女子」和「小人」應該是意思相近相似的詞。按照「人之陽曰男,人之陰曰女」,這裡的「女」其實是一個形容詞「陰性的」,「女子」就是「內心陰險狡詐的人」,全句就成了:那些內心陰險狡詐、人格卑鄙齷齪的人是最難以相處的。親近他們,他們會無禮;疏遠他們,他們又會怨恨。

孔子不信天道嗎?

因為「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所以不少人認為孔子不信神鬼,更有甚者說夫子有反宗教的思想。然而《論語》也有多處文字證明孔子是相信神鬼存在的。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那麼為何孔子不談論鬼神呢?

作為老師,孔子對他說的每句話都是認真負責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對於自己不知道的、超自然的或者宗教性的事物,「子不語」也是正常的。「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為什麼還要提出「敬鬼神而遠之」呢?

世人常說做人要守「口德」,因為無意中一句話可能就傷害了誰。佛教中講不能輕慢「佛、法、僧」三寶,人們在隨意談論中,會用人心去想神佛之事,無意中就怠慢或曲解了神佛,就會犯下輕慢的罪過。修煉中要「修口」,做人也得明白哪些該講,哪些不該講。而且另外空間是鬼還是神,人是分辨不了的,所以最安全的辦法就是「敬而遠之」。

《史記.老子列傳》裡講述了孔子問道於老子的故事,老子也因此指出了孔子的問題所在,「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對此孔子是心服口服:「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又問孔子是否得道,孔子說:「我求了二十七年,仍然沒有得到啊。」老子於是點撥他,「一個人心裡沒有正確的對道的認識,那道就絕不會來到他心中的。」也就是說,是否真心向道,捨掉世間的名利情,是能否了悟修煉之道的根本。

孔子雖然是貴族旁支的後裔,但他屬於分封後二級行政區魯國的局外人,他所接觸的有關禮儀的書籍,都是外表膚淺的,而周朝內部的官方檔,以及珍貴文獻,如伏羲《易》等內容或思想,孔子根本沒機會看到過,所以從黃帝開始的中華古老神傳文化,在孔子那時就失傳了。所以說孔子代表中華文化,這句話還不全面,孔子不能代表中國文明前面二千五百多年的半神文化,他只是後面二千五百年人的文化的代表。而孔子到最後,也終於發出了「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裡仁)的感歎。

「中庸之道」是平庸之道嗎?

現在不少人把孔子所說的「中庸」,理解成「平庸之道」,或理解成做人圓滑、當老好人的同義詞。什麼是中庸呢?中,正也,不偏不倚,天下之正道;庸,常也,中和守常,不變之天理。孔子所說的中庸,就是行為要恰如其分的符合天理依據的正道。

中庸思想在儒學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從本質上而言,中庸是儒家修養的最高境界了。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這絕非現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

孔子不尊重人性嗎?

有人說孔子講究「克己復禮」,就是要人們克制自己的慾望、要求、個性等等,而服從當朝的規矩和秩序,甚至還要復古到更早的「周禮」,有人甚至說禮教通篇只有兩個字:「吃人」。其實孔子要求克制的是那些不該有的慾望,非分之想,而不是人正當的要求。

《詩經》開篇就講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子還說:「食色,性也」,《禮記》記載,孔子的兒媳婦與孫媳婦都是再嫁之人。孔子哪有「從一而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那套說辭呢?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記載了孔子與弟子暢談理想的過程,幾個弟子均表示自己有治理國家的理想時,孔子或微微冷笑,或默然不答。當曾晰答道:「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時,「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孔子的理想就是沐浴在春風中,這不是很平實的一個人嗎?

共產黨真的尊敬孔子嗎?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在接受《新紀元》採訪時表示,「每一個民族都有一個原始的智慧,孔子代表的是中國原始的智慧,這對任何時代都是有用的。只要你真的懂他的意思,而不是只在字面上講。」

在文革時期「打倒孔老二、砸爛孔家店」之後,如今中共搖身一變,充當起孔子的代言人了。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背後出錢、發號施令的都是中共。對此余英時表示,中共是在利用孔子。「現在共產黨捧孔子,他是在開新的孔家店。他要社會安定,不要階級鬥爭,他要老百姓聽話,不要犯上作亂,用這些話來講和解,因為孔子認為『和為貴』。」


在文革時期「打倒孔老二、砸爛孔家店」之後,如今中共搖身一變,充當起孔子的代言人了。(Getty Images)


余英時指出,孔子的影響主要不在政治上,而是在做人方面,看你對人是否尊重。「孔子認為『君子不器。』人不是工具,人是人,這就是最偉大的觀念了;我們叫他『人文主義』,把人當人看,不是把人當手段。例如我跟某人打電話,不是因為他可以滿足我某些要求,而是因為出自於對他的尊重、問候他,這就是真正尊重人了。」共產黨根本沒有做到這一點,從何談起中共尊重孔子呢?

假如孔子看到今天中共治下的中國人如此不講仁義,他是否會重回人間,再做論語來驚醒世人呢?或者只是孤獨地轉身而去,徒留「逝者如斯夫」之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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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西方之旅
文 ◎ 李健


十七世紀,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七年的傳教士利瑪竇將《論語》譯成拉丁文,並於1687年在法國巴黎出版,以後轉譯成其他文字在西方流傳。(Getty Images)


三百年前,孔子儒家思想即傳入歐洲,成為法國啟蒙運動最重要的思想來源之一,並給歐洲思想界帶來極大的衝擊。然而,儘管海外孔子熱至今猶存,但文化差異與時空的斷層,西方社會理解孔子和中華文化真面目仍十分局限。

如果說《馬可波羅遊記》的發表,標誌著西方人感性瞭解中國文化達到新的水準,那麼耶穌會士來華就標誌著西方人理性瞭解中國文化的開始。17、18世紀,耶穌會士大量來華,為了進行傳教活動,他們必須學習漢語,研習儒家經典,穿著士大夫服飾,熟悉中國禮儀。他們把儒家經典翻譯成拉丁文,把自己在中國的經歷寫成報告,傳回歐洲。在中國生活了27年的傳教士利瑪竇將《論語》譯成拉丁文,並於1687年在法國巴黎出版,以後轉譯成其他文字在西方流傳。這些充滿異域色彩的文獻引起了歐洲飽學之士的注意,其中包括歐洲當時最淵博睿智的學者如萊布尼茨、伏爾泰等人。

孔子思想衝擊歐洲

孔子的倫理思想和治國學說給歐洲思想家帶來了極大的衝擊。1697年,在《中國近事》一書中,萊布尼茨滿懷激情地寫道:「如果說我們在手工藝技能上與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學方面要略勝一籌的話,那麼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方面,我們實在是相形見絀了。」法國百科全書派學者霍爾巴赫說:「中國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將政治的根本法與道德相結合的國家。而此歷史悠久的帝國,無疑乎告訴支配者的人們,使知國家的繁榮須依靠道德。」


孔子的倫理思想和治國學說影響歐美思想界極深。圖為去年法蘭克福書展中國館中,一名西方人用手機拍孔子雕像。(AFP)


把孔子崇拜推到極端的,是啟蒙運動的權威作家伏爾泰。伏爾泰個性鮮明,著作等身,為人傲岸不羈,行文汪洋恣肆。他把孔子像懸於禮拜堂,晨昏禮拜。在長篇巨著《風俗論》一書中,他寫道:「歐洲的王族同商人在東方所有的發現,只曉得求財富,而哲學家則在那裡發現了一個新的道德的與物質的世界。」他讚賞中國文化具有理性的特質;在所有民族中,中國史最有信用的價值;中國從太古即存在著理性的宗教。他說:「人類智慧不能夠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組織。」他尤其欣賞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他說:「西方民族,無論如何格言,如何教理,無可與此純粹道德相比擬者。孔子常說仁義,若使人們實行此種道德,地上就不會有什麼戰爭了。」

當時的歐洲思想,正在從中世紀嚴苛的神學禁錮中解脫出來,迫切需要新的思想資源,儒家思想的傳入適逢其時,成為法國啟蒙運動最重要的思想來源之一。概而言之,孔子思想對當時歐洲人的吸引力不外乎以下兩點:用人性本善論對抗基督教神學的原罪說和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說;人能夠通過道德理性而不是神學權威來節制人的慾望、協調人際關係、並進行公共管理。

今天回顧起來,當時的孔子熱,其局限性昭然可見。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瞭解還非常籠統,張冠李戴的現象時有發生。由於缺乏原始文獻,他們常常通過孔子後學的言論、中國的政治和倫理實踐瞭解孔子,而不能追溯孔子的原話和本意。最嚴重的問題是,他們通過歐洲文化的有色眼鏡觀察中國文化和孔子思想,不管是讚美還是貶低,其中都有很大的想像成分。伏爾泰著述的背後,潛藏著一個動機,即批判僵化的中世紀基督教神學。他因此極端推崇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他說:「我讀孔子的許多書籍,並作筆記,我覺得他所說的只是極純粹的道德,既不談奇蹟,也不涉及虛玄。」實際上,孔子對於鬼神,並不取簡單的否定態度,只是不在大庭廣眾講學時大肆宣講罷了。

對孔子的多種評價

當時的歐洲對孔子也不是一邊倒的歌頌。法國人皮埃爾.索內拉特受路易十六的委託,到中國做過一次考察。他在考察報告中寫道:「孔子,這位被人們推崇的人類智慧的偉大聖人,寫過幾本關於道德的書。這些書很符合這個民族的氣質,因為它們不過就是些把令人費解的事情、夢幻、格言警句和古老的童話與一點點這裡揉合在一起的混雜物。」這本書,康得和歌德都曾經讀到過。

法國革命之後,歐洲思想界的氣候發生轉變,當初崇拜孔子的理由,一變成為輕蔑貶低孔子的原因。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用輕蔑的口吻說到:「孔子是徹底的道德家,不是思辨哲學家。」「(中國民族性格的特徵是)凡是屬於精神的東西,自由的倫理、道德、情感、內在的宗教、科學和真正的藝術,都離它很遠。」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謝林(Friedrich Schelling)把孔子和蘇格拉底相提並論,認為孔子學說「只是關於生活和國家的實踐智慧」,表現了中國的民族精神,對這個民族來說,「國家即一切,除了國家外,他們不知何為科學,何為宗教,也不知什麼道德學說。」這些思辨哲學家,從自己的哲學體系出發,以思辨為人類精神發展的頂峰,充滿道德箴言的《論語》,在他們看來,只是平庸長者的生活智慧,絕非哲學領域的登堂入室之作。

19世紀晚期開始,大量中國典籍開始被翻譯為歐洲語言,代表的翻譯家包括英國的理雅各(James Legge)、亞瑟.韋利(Arthur Waley)、翟理斯(H. A. Giles)、翟林奈(L. Giles)父子,德國的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等人。通過更加完整並較為準確的翻譯瞭解孔子學說的新階段開始了,對孔子的解釋和評價也呈現多樣化的形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西方文明遭受空前的危機,西方的有識之士再一次把目光投向東方,希望從東方的古老智慧寶庫中挖掘出能夠救治現代疾病的藥方。中國學者辜鴻銘翻譯的《大學》、《中庸》、《論語》在西方風行一時。美國大詩人龐德對中國文化心嚮神往,操著並不熟練的中文,翻譯了《大學》、《中庸》和《論語》等書。孔夫子這個名字走出學者的書齋,融入大眾的文化生活。美國好萊塢電影的華裔偵探陳查理動不動就模仿孔夫子的口吻,故作高深地拋出一段格言雋語,「孔夫子說(Confucius says)」從此進入英語成語之林,為大眾所津津樂道。


2005年法蘭克福書展上一名讀者專注閱讀孔子相關書籍。(AFP)


對現代思潮影響廣泛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傾動一時的名作《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眾的宗教信仰之間存在著相當顯著的因果關係。韋伯把自己的理論延伸,來研究中國儒教和道教為何沒能替資本主義開闢道路。韋伯的假說激起了華人學者的反彈,不少學者試圖推翻他的結論,力主儒家倫理文化不但不會阻礙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且有促成之功。這一派代表性的學者有旅美歷史學家余英時和新儒家杜維明。余英時試圖論證,明清儒家學者把注意力從政治轉向社會,發展出重商富民的新路向。杜維明則以東亞四小龍經濟高速增長的例子,力主「東亞價值」、「儒家倫理」可以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力量。

當代闡釋儒家學說的西方學術重鎮、夏威夷大學的安樂哲(Roger Ames)教授將儒家思想和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相提並論,指出兩者至少有如下六個相同點:一、重視文化敘述,反對種族中心主義;二、強調人類社會的溝通交流;三、強調自我修養;四、重視勸諫的義務;五、認可傳統的重要性;六、共通的對民主的理解。安樂哲的一系列著作在學術界引起比較大的反響,提供了一種比較哲學的新的可能。

除了狹義的漢學界和哲學界以外,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影響已經蔓延到很多學術和文化領域。時髦的生態主義、社群主義、交往行動理論、倫理學上的情境主義等等背後,莫不有孔子學說的影子。

然而,與啟蒙思想家相同的是,今天的學者仍然無法擺脫實用的目的和狹隘的立場,也無法從一個嶄新的精神高度,理解孔子和中國文化的真面目。

究竟誰來理解孔子的千年孤獨?◇

本文轉自【新紀元週刊】194期「封面故事」欄目
http://mag.epochtimes.com/b5/196/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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