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孟子》，覺得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孔子說義不多，他的仁多是與禮有關係的。即以禮踐仁，能做到一切合乎禮，就可以達到仁了。孟子反而少說禮，加入了一個「義」，特別突出這個義。他是用義來取代孔子禮的作用。荀子是看到這一點的，他特別注重禮，講「隆禮」來發揮孔子的學說，對子思、孟子他們的說法不以為然，他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袛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暓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弓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3我們從荀子批判子思、孟子，又以「隆禮」來述其學說可以看出，孟子的義，似有點偏離了孔子的學說，起碼來說，孔子沒有說太多的義，是孟子添油加醋地將「義」 大加發揮的。孟子為何那麼推崇義呢？一是孟子自視才華過人，大有「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1的雄心壯志。我讀《孟子》，亦覺得其言恢宏偉岸，有大氣魄、大氣象的遠大抱負，給人以一種氣貫長空、大丈夫做大事業的英雄氣概。二是孟子為國君做事心切，他曾在〈騰文公下〉一文提到古人為士三個月無君就感到渾身不自在。種田的沒田耕，做士的無君服侍是不可想像的。就從這兩點來說，孟子認為都是義不容辭的：天生他有這個才能，而為臣為士的就是要為天下服務的。這都有一個義理在，這是他應該站出來的正當理由，即「宜此」。
我們說孟子的義意，有點偏離孔子的「仁禮」學說，但其義的內容很廣，也沒有歪曲孔子的原意，只是開另一條路來述說孔子的仁學而已。而後儒講義，就有些不倫不類了。做得最突出的是宋朝的程顥、程頤兄弟，他們把君臣的關係上升為父子關係，稱此為義，實則是在破壞孔子的學說。《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有說：「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2這種將互尊互敬的君臣關係上升到絕對死忠的父子關係，是對儒學原初意旨的改造。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有區別的。君臣關係是做臣子的要尊重君子，嚴格遵從上下的等級關係；而做君子的，要敬愛臣子，不能濫殺、侮辱臣子。而父子關係與君臣關係又有不同了，父子關係是做兒子的要絕對服從、孝順父親，不能有半點的反抗或違背。《禮記．曲禮下》有說：「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3可見君臣與父子的義理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說，做臣子的可以選擇逃避，但做兒子的只能跟隨父親赴湯蹈火。父子之義是親情關係，君臣之義是尊等關係。父子是父子，君臣是君臣，這兩者是不能等同的。這種君臣關係等於父子關係，就如同現代的「我把黨來比作母親」、「祖國啊，我的母親！」是一樣的。實則這義不是那義，是不能亂點鴛鴦譜的。如果我們以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所使用的名詞來說，一個是屬於「存心倫理學」（Gesinnungsethik）範疇；另一個則是屬於「責任倫理學」（Verantwortungsethik）範疇。孟子的「義」屬於前者，而程氏兄弟的「義」則屬於後者。前者是康德說的道德律令，一個先天的道德倫理；後者是後天形成的一種責任道義。我們從《莊子．人世間》一文，或許可以解釋此兩種道義：葉公子高要出使齊國，覺得有危險，問孔子該不該去？孔子對他說一段話。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4愛親，是命，就是所謂的「命中注定」，是「不可解於心」的；而事君，是義，「無適而非君」的行為。兩者雖然都屬「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但其意義是有所不同的。命，是先天注定的；義，是後天形成的。愛親，是存心倫理；事君，是責任倫理。宋儒程氏兄弟把這兩者混淆了。
自孔孟以後，儒為了取得統治者的青睞，常把君臣關係提高到父子關係而論，這種自作多情，制造了很多歷史上的忠烈祠堂，最後使儒演變為皇帝的奴才。雖然唐朝出現過魏徵諫唐太宗的歷史佳話，但「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語）5兩全其美的事畢竟很少了。你後儒既甘願當兒子來服侍皇帝，皇帝還會以「禮」給你尊重嗎？(待續)＠
1《孟子》，臺灣智揚出版社，民國83年版，119頁。
2《二程集》，中華書局出版，2004年第二版，43頁。
3《禮記我讀》，九州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59-60頁。
4《莊子》，華夏出版社，2005年1月北京第一版，67頁。
5《論語》，藍天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5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