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23日，以色列總理本大衛·本－古裡安（David Ben-Gurion） 公布了一則震驚世界的消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已被逮回以色列，不久將會受審。」
至此，這位德國納粹軍官、屠殺猶太人的最終方案執行者終被擒獲，並最終以「反猶太人罪」、「反人類罪」、「恐怖組織（指蓋世太保 － Gestapo ）成員」等15項罪名被送上絞刑架，成為以色利歷史唯一被執行死刑的人。
對艾希曼的審判－史稱「耶路撒冷審判」，是猶太人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其中的一位著名見證人，就是影響了幾代學者的政治歷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阿倫特以《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的身份，現場報導了這場審判，並於1963年出版了研究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經典之作 －－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審判 — 一份關於平庸之邪惡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萬里擒魔
二戰結束後，艾希曼被盟軍俘虜，但之後他僥倖逃脫。經過漫長的逃亡之旅達到阿根廷，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化名「克里門特」（Ricardo Klement），過著隱姓埋名的日子。
說巧不巧，「克里門特」的兒子當時的約會女友，是位納粹集中營幸存猶太人的女兒，她發現了「克里門特」的耳朵和公布照片中艾希曼的耳朵極其相似，就將線索報告給了以色列方面。
1960年，以色列的情報部門摩薩德 (The Mossad) 開始了名為「壓軸行動(Operation Finale)」的計畫，十幾位摩薩德特工遠赴萬里之外的阿根廷，精心策劃，並動用以色列代表團的專機，把艾希曼從阿根廷暗暗押送回國。
耶路撒冷審判
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到審判。
阿倫特在審判現場觀察到，坐在審判席上的艾希曼，完全不像是一個惡貫滿盈的劊子手，他既「不陰險，也不凶橫」，並且彬彬有禮的坐在審判席上。
這個外表看起來彬彬有禮的納粹高官，他宣稱自己時而也會到鋼琴上彈奏貝多芬，並說「他的一生都是依據康德的道德律令而生活，他所有行動都是來自康德對於責任的界定。」
一個以康德的道德思想規範自身言行的人，卻又是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者，就因他簽發了處死命令，數百萬猶太人死於非命。
平庸之邪惡
像艾希曼這樣一個平庸無奇的人，為何能夠捲入反人類的大屠殺罪虐中？為何他有明確的意識以康德的哲學規範自己的行為，卻會那麼冷血、慘無人道的屠殺同類，深陷其中難以自拔？
阿倫特在她的報導中提出「平庸之邪惡」的概念：即不思想、不判斷、盲目服從國家、組織或上級命令而犯下的罪惡。這一觀點成為今天討論大屠殺話題時，最常引用的概念之一。
艾希曼說是推崇康德哲學，事實上康德的原意是每個人都是立法者，是在自己的內心立法、守法的人。只不過，艾希曼把忠實的服從希特勒的「最終解決」方案的命令，當成了自身的義務和職責，並以此代替了他內心的良知。
站在審判席上的艾希曼，在為自己審判時，反覆強調他只是整部國家機器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起了傳動的作用而已。即使他簽發了和執行了數百萬人死亡的命令，面對屠殺的罪惡，他卻會毫不懷疑的相信自身的所做所為，都是當時國家法律下允許的，他認為作為一名軍人，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就是分內的職責。對此阿倫特深感其謬：「是時代的狂飆，把這個平庸的、無存在意義的人刮到他所理解的歷史中去了」，「落到納粹運動中去了」。
現代中國的艾希曼們
這種「平庸的惡」，在紛雜的世俗生活中，每一個平常的人，都有可能墮落其中。缺乏思考、不考慮他人、不考慮社會，一味的附和隨從，一味的服從體制的安排，以麻木、冷漠的方式，默認著不道德、反道德的行為。即使在今天，類似艾希曼的行為在現代生活中，依然廣泛的存在。
在當今中國也有這樣的情形。1999年6月10日，為了迫害法輪功，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成立了凌駕於法律之上的蓋世太保式犯罪組織——「610辦公室」。公檢法成了它實施迫害政策的障眼和傀儡，由江一手發起的全面迫害，通過各級服從上級命令的610、軍警等從上到下、沒有遺漏的把迫害政策輸向了各行各業。
為了從肉體上消滅、從精神上摧殘法輪功學員，江澤民集團又設立了多個活摘學員器官的秘密集中營，監獄、精神病院、洗腦班、軍隊、武警醫院及全國各地眾多的器官移植醫院。
即使江澤民的再邪惡，如果靠他一個人是迫害不了數千萬人的信仰，也屠殺不了上百萬人。他只有靠著所有服從他的命令和指揮的人，才能釀成那驚天的罪惡。一群受過高等教育的醫師，可以說是現代中國的艾希曼們，他們在活摘器官時，竟能笑著說道，他們摘取人體器官時不打麻藥，直接摘。本應救死扶傷者，卻能變成冷血殺手。
阿倫特表示，當人們在道德和政治上不加思索，隨意的附和上級的命令時，就很容易淪落為服從獨裁極權的傀儡。這些在獨裁體制中，所謂的「盡忠職守」的執行者，
往往是極權暴力最積極最有創造性的執行者，他根本不打算也不費心考慮什麼道德責任，極端的惡往往是最平庸的人犯下的，這正是阿倫特的「平庸之惡」概念令人震撼之處。
良心之判斷
在《艾希曼艾耶路撒冷之審判》一書的結語中，阿倫特表示，不管在如何難以抉擇的情勢下，每個個體依然能夠、也必須能夠做出符合良心的個人判斷：「然而，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亦然存在，它隱涵於所有這些戰後的審判中，在這裏我們必須提出，因為它觸及到了人類有史以來的核心道德問題之一，那就是：個人判斷的本性和功能。」
「在這些審判中，從這些被告們犯下的『有法律依據』的罪行裏，我們想說的是人是有能力判別是非的，即便他們只能用自己的個人判斷來指導其行，而這種判斷恰恰有可能與他們周圍所有人的一致意見相左…..由於整個受尊敬的社會都這樣或那樣屈服於希特勒，從而使得那些決定我們社會行為的道德原則和指引我們良心的宗教戒律－－‘不可殺戮（Thou shalt not kill）！’－－幾乎喪失殆盡。那些極少數依然可區分對錯者，真的就要運用他們的個人判斷…..他們必須面對發生的每一種情況，自己做出決定。」
「對一個人的審判，改變了一個社會」
美國歷史學家、大屠殺研究專家德波拉·利普斯塔德（Deborah Lipstadt）在其所著《艾希曼審判》一書中認為，艾希曼審判的歷史意義和政治意義不亞於紐倫堡審判。
利普斯塔德用「對一個人的審判，改變了一個社會」的說法，來說明艾希曼審判對以色列年輕一代國家意識的塑造。
猶太人民博物館館長阿莫尼（Avinoam Armoni）表示，這場審判在以色列歷史上有里程碑式的關鍵意義，讓這個新興的國家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認同和歸屬：「在艾希曼審判之前，在以色列沒有一個人真正談起過大屠殺（the Holocaust）的種種恐怖。許多倖存者保持沉默，甚至同自己的孩子都不曾提起。」
在艾希曼審判之前，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還一直鮮為人知，艾希曼審判作為首次在全世界電視轉播的一場審判，倖存者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駭人聽聞遭遇的講述，極大地喚醒了以色列人的公民意識。
利普斯塔德強調艾希曼審判至少有兩個重要性，一是倖存者站了出來，他們的遭遇得到了公開傾訴和被聆聽的機會：「大約有100位倖存者出現在證人席上，講述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人們屏息凝神傾聽他們的方式，是從未有過的。」
經過長達8個月的審判，期間有99位大屠殺倖存者出來作證，艾希曼被判處死刑，於1962年5月31日送上絞架。這是以色列歷史上執行的唯一一次死刑。猶太人對艾希曼的厭惡大概是到了極點，連他的一點點東西都不願意留在自己的國土上：艾希曼的屍體被火化後，骨灰被撒到了遠遠的以色列領海之外的大海中。
以色列人等了15年，見證了遲來的正義。中國人也已經等了很久。
如今，十數萬人的訴江大潮，其行仁者無敵，其勢勇不可擋。
可以想見，在不久的將來，在中國將要進行的對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大審判，其意義將遠超過當年的紐倫堡審判和耶路撒冷審判，因為那將是對千古以來最邪惡共產罪惡之集大成者的世紀審判。
責任編輯: 古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