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訊】楷書自漢末發軔，經三國兩晉至南北朝而達到了成熟，在書史上形成了高潮。隋結束了南北六朝分裂的局面，完成了歷史的使命，使多年的分裂回歸到了統一。從大業年間開始了科舉取士的制度，書法（主要是楷書）成了取士標準之一。時尚所崇，必然成為世人爭相趨求的目標。於是對楷書的學習日益受到重視，怎樣為好字，如何才能寫得好，就成了研究的課題。
從隋代的碑銘造像来看，雖然仍保留了一些北魏的遺意，但明顯地有了一種新的趨向，即向平正工整、嚴謹規範的趨勢發展起來。如《趙芬殘碑》、《龍藏寺碑》、《信行禪師銘塔碑》、《賀若誼碑》、《孟顯達碑》、《龍華寺碑》、《扈志碑》、《啟法寺碑》、《寧碑》、《七帝寺主惠郁等造像記》等，從中可以看出各有機杼的北魏逸趣已經趨於淡化，而新的楷書規格正在醞釀之中。
除了地上碑銘造像之外，還有地下的許多墓誌，據理這是歌頌先人令名善德的勒石為志的文字，也應當是當時通行的規範。如《美人董氏墓誌》、《李和墓誌》、《盧文構墓誌》、《蘇慈墓誌》、《鄒氏墓誌》、《張喬墓誌》、《伍道進墓誌》、《袁氏墓誌》、《尉富娘墓誌》等，其要求寫法都與地上一樣。以至於一些摩崖、寫經，都可以看出已經孕育著一種新制書體的必然出現。
李淵建立唐朝僅僅十年之後，唐太宗便開始了貞觀之治，偃武修文，勵精圖治，一切方面都走上了正軌，在用人上承襲了隋的科舉制度，並且儘可能地把它完善起來，制定了相當完備、最大限度杜絕弊病的法規章程。在書法藝術上自然也以此為圭臬，便形成了「唐人尚法」的時代風尚。
這時的王朝政府設立了書學，立為專科，士子庶人也都爭相習學，以求敲開門禁，獲得青睞，被擢收錄，或希冀能登皇榜，通達上遷，以求攀龍附鳳。於是上下一致，遂形成了一個極熱的課題。
唐初能書者甚多，如《秦王告少林寺主教碑》、《昭仁寺硪》及一些墓誌等，其字很好，惟惜皆無書者姓名，不知出自誰手。但格局儼然，筆畫得法，結體合度，帶有濃郁的隋書筆致；也有一些還帶有北魏的遺意，如靜琬的雲避寺寫經、顏師古的《等慈寺碑》等。這樣，在唐人面前的確提出了一個「何去何從」的問題：是返回到魏碑去呢？還是因循隋法？顯然，隋書是北碑的發展，而隋書又不盡如人意，所以，唐人意識到了必須在北魏及隋人的基礎上再向前做出更理想的開拓。結果，隨著唐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繁榮，「尚法」的唐人楷書，在歷史上展現了又一個高峰。
當時最有建樹的是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他們有許多名碑傳世，足為法書。《九成宮醴泉銘》、《皇甫誕碑》、《孔子廟堂碑》、《孟法師碑》、《信行禪師碑》等，都是當時的代表，一直垂范至今而成為法本。其他如殷令名、趙模、敬客、王知敬、李玄植、諸葛思楨、裴守真、王行滿、歐陽通、高正臣等皆是一代的名家。
而後的殷玄祚、魏棲梧、顏真卿、呂秀巖也都留有許多書跡，其中顏真卿的貢獻更為突出。就他所留碑銘來看，在大體風格統一之下，各時期、各碑刻又都不盡相同，各有各的特色，可見他追求不已的努力，所以藝術成就也不斷地發展。
再後的柳公權、吳通微、裴休、吳彩鸞等也是作楷高士。可以為一時代表的是柳公權。他在諸前輩之外又立新章，形成了獨立的一體。
還有一些唐人的寫經，雖不知作者姓氏，雖也源於晉人，但於唐也有了新的的體式，也滋養了唐的新鮮血液。
縱觀歐、虞、褚、顏、柳諸家之書，方正、險絕、平和、沖淡、俏麗、趣雅、渾厚、敦實、瘦勁、堅利，各種「美」的追求都得到了完整具體的體現，形成了各種應當遵循的法度。歷史上所謂「唐人尚法」的品評是公允的，為歷代所認可。
必須說明的是，雖然「唐人尚法」，但卻並不是千人一面，而是人有其質，各有所別，千姿百態，百花齊放，的確為後來樹起了楷書的標準。
宋代在書法藝術上是繼唐而不衰的，尤其是行草方面，應該說有了新的開拓。但在楷書方面，則逐漸微弱了。能楷者雖不乏其人，如梁鼎、李宗諤、范促淹、歐陽修、蔡襄、沈遼、蘇軾、王辨、趙佶、趙構、朱熹、張軾、岳珂、張即之、錢舜選、王庭筠等，但既未出唐人窠臼，其高度也遠遠不能與唐時並論。至於趙佶的「瘦金書」，雖自成格局，別立一支，但一朵時秀而已，究無肅穆莊嚴、渾厚敦實的廟堂之氣。
元代的楷書應首推趙孟頫。其字流美生動，雖亦有行書筆意，然仍有不失楷則漢度。有些作品是他在學過魏碑之後寫的，因而頗為厚重，全無柔媚之氣。其後如柳貫、虞集、周伯琦、倪瓚等皆能楷。尤其鑒書博士柯九思的楷書，穩健凝重，工而靈動。
明代由於歷朝皇帝和外藩諸王大都愛好書法，有的甚至列為日課。無論內制、外制都要善書能手書寫，成為通例。為了朝廷的需要，典冊都必劃一規格，因而「台閣體」的要求應運而生了。所謂「台閣體」的形成，是一種楷則標準的固定，從社會看，是一種需要的必然；從藝術看，好像是一種限制。但是在合乎標準的基礎上再力求美化的藝術，如果能取得矛盾的統一，那則是最高的境界。如果用標準束縛了藝術，當然很不理想；如果為了藝術而嚴重違反了標準，那也是很不應當的。而明代的一些小楷名家，如宋濂、宋克、俞克木、沈度、王紱、祝允明、文徵明、王寵、董其昌，甚至女書法家蔡玉卿等人，也的確達到了一定的高度。
清代人則把自唐的「弘文舘」、宋的「淳化閣」、明的「台閣」集中到一起，形成了一種寫字的規格要求，即所謂的「館閣體」。究竟出色的少，不濟的多，於是無形中「館閣體」成了藝術的限制。其實，館閣佳作也是自有個性、難能可貴的。
為了滿足「館閣」的要求，有了「顏、柳、歐、趙」的學書規程。首先以顏佔格，失之肥而以柳強筋，又失之瘦再以歐立規，再失於板則以趙而靈動。但結果是書寫工穩而漫無生氣，於書法藝術則難免追求不力。正是因為如此，始有阮元、包世臣、康有為等人的尊魏而卑唐。所以清朝後期又開始了向北魏諸刻石的追求。
然而清人的楷書有幾位可為一代之傑，如王鐸、何焯、錢灃、何紹基、張裕釗、趙之謙等，可為較出色的作楷名家。
總之，楷書從脫開隸書而自成機杼之後，魏碑是一大體系，唐楷又是一大體系。其佳品皆足稱法書，都是中國珍貴文化遺產的一部份，其光採至今不減，都可以作為我們學書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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