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0日訊】 張居正改革和萬歷中興
世宗死後，穆宗即位，年號為隆慶。隆慶初年，高拱以東宮舊臣，受穆宗器重，與徐階抗衡，終於取代徐階。不久，高拱又被張居正取代。
由於宦官專權，明朝特務橫行，土地兼併嚴重，賦稅增加，農民負擔劇增，不僅出現了大量流民，而且激發了大量農民起義。比如正統時，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起義，他們以礦工、農民為主，曾攻佔了閩、浙、贛三省部分地區。天順、成化時，在荊襄山區又爆發了劉通、李原領導的大規模流民起義。正德年間，在河北又出現了楊虎、劉六等領導的起義。起義雖然都被鎮壓下去，但社會矛盾並沒有緩和。
另外，明中葉後，明政府財政危機逐漸嚴重。當時，全國田賦輸京米400萬石，而宗藩歲祿達853萬石，“歲輸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加上皇室奢侈，冗官冗食，嘉靖一朝每年財政虧空多者近400萬兩，少者也有百餘萬兩。到1567年（隆慶元年），太倉銀僅存135萬兩，只夠三個月的開支。明王朝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
在穆宗統治時期，大臣張居正深切的認識到明王朝存在的嚴重積弊和危機，決心加以剔除。他向穆宗上《陳六事疏》，提出了自己的治國主張與改革思想，包括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六項措施。但由於當時的首輔稱皇帝不想有所作為為借口而不了了之。
張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人。他於1572年（隆慶六年）任首輔。
1572年，穆宗死後，神宗朱翊鈞即位，年號為萬歷。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大權在握的首輔張居正開始了全面的改革，這就是萬歷新政。
首先，集中精力整頓吏治。一方面“用人唯才”，同時，裁減了許多冗官；一方面採取了一項措施“考成法”，防止官員瀆職、腐敗。
其次，為了革新政治，培養人才，張居正提出了整頓學政振興人才的措施，規定各級學校的學官、儒生必須“著實講求，躬行實踐”，不許空談廢業；並下令把天下書院改成政府辦公機構，意在提倡實學，防止空談。
第三，在處理北部邊防的問題上，張居正加強了與蒙古的政治經濟聯繫。明政府封蒙古俺答汗為順義王，並在大同、宣府、甘肅等地設立茶馬互市，開展中原與蒙古族之間的貿易往來。他調抗倭名將戚繼光北上守薊門，派李成樑鎮遼東，整飭邊防。又在西起居庸關、東至山海關的長城上，築敵台（碉堡）三千，從而加強了邊防。
第四，在經濟方面，張居正針對政府財政困難的問題，也進行了改革。改革的重點是整頓賦役制度。他認為，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豪民隱佔田地，逃避賦稅。為了解決這個嚴重的問題，他不顧官僚地主的反對，於1578年（萬歷六年）下令清查全國土地，凡勛戚莊田、民田、職田、軍屯田等，一律丈量。到萬歷九年清查結果，全國總計田7013976頃，大大超過了明前期全國的稅田總數。對改變“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的現象，無疑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清查全國土地的基礎上，針對賦役制度存在的弊病，張居正又推廣了“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內容較為複雜，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其一，賦役合併。將田賦和各種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徵收，並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過去按戶丁出辦的徭役，現改為據丁數和田糧攤派。至於攤派的比例，各地執行的情況不同。有的地方以田為主，以丁為助；有的地方以丁為主，以田為輔；有的地方丁田平均分配；個別地方也有全部攤入田畝的。但不管怎樣，丁役攤入田賦的傾向是一致的。
其二，“一歲之役，官為僉募”。農民可以出錢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應。
其三，田賦征銀。田賦中除政府需要徵收的米麥以外，其餘所有實物都改為用銀折納。
其四，賦役徵收由地方官吏直接辦理，“丁糧畢輸於官”，廢除了原來通過糧長、裏長辦理征解賦役的辦法。
可以說，“一條鞭法”的實行，簡化了賦役的徵收手續，改變了以前賦與役分開徵收的辦法，使兩者合而為一，並出現“攤丁入畝”的趨勢。時人評論說：“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棄其田矣。至今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萬歷新政的經濟改革效果是非常明顯的，明朝的財政赤字消失，史書稱“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這段時期是明王朝最為富庶的幾十年，又稱“萬歷中興”。
從明末徐光啟《農政全書》的記載看，當時在耕耘、選種、灌溉、施肥、園藝等各方面都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花生種植越來越普遍。番薯、玉蜀黍已從南洋引種進來。棉花“遍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松江二百萬畝耕地“大半植棉”，是當時主要的產棉區。福建、廣東廣種甘蔗。湖州地宜蠶桑，種桑養蠶者“在在有之”。煙草在明中葉從呂宋傳入後，很快就從閩、廣傳到長江流域，至明末已“漸傳至九邊”。其它如茶葉、馬蘭草、漆等經濟作物和油料作物，種植面積都有所擴大，產量有所提高。
此外，手工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廣東佛山、山西陽城、福建尤溪出現了規模較大的冶鐵、鑄鐵業。制瓷業中心景德鎮，在明中葉時民窯生產有很大的發展。民窯窯身比官窯大三四倍。如官窯青瓷，每座容燒量，以小器計，僅有三百件；而民間的青瓷窯，每座燒制小器可達千餘件。
絲紡織業中“花樓機”的構造比以往又改進了一步，能在綾絹上提織各色花紋。明末，蘇州市場上有綾、絹、紗、綢、羅、布六種織機作為商品販賣。所織成品，“巧變百出，花色日新”。印刷業中已經使用銅鉛活版，這比宋代的膠泥活版又進了一步。
手工業的發展又促進了商業的發展。明中葉以後，商業資本十分活躍。全國各地有許多商人和商業資本集團。最著名的是徽商，其次是晉商、江右商。再其次是閩商、粵商、吳越商、關陝商。他們在各地設立會館，組織了各種商幫。
而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也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南、北兩京是全國最大的都市。東南沿海的廣州、漳州、福州、寧波等地，既是對外貿易的港口，又是商業都會。長江沿岸的武昌、漢陽、荊州和運河兩岸的天津、臨清、淮安，既是交通要津，又是貿易中心。最繁榮的江南地區形成了五大手工業區域，即松江的棉紡織業，蘇杭的絲織業，蕪湖的漿染業，鉛山的造紙業和景德鎮的制瓷業。而蘇州、松江、杭州、嘉興、湖州五府，又是江南最繁榮的城市。
白銀的廣泛使用，也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例證。明中葉後，“朝野率皆用銀”，市場上大小買賣都以銀計算。由於對外貿易的發展，白銀輸入劇增。據估計，嘉、隆兩朝，僅廣東市舶司每年收取的關稅和外商租地稅，就達二百萬銀元。萬歷以來，出自西班牙的墨西哥鷹洋銀幣，已在閩、廣通行。
不過，1582年（萬歷十年）張居正病死後，一些不滿改革的官員群起攻訐，抄沒了張居正全部的家產，改革措施有所被破壞，但尚能維持中興局面。
萬歷二十年後，神宗怠於朝政，縱情聲色，恣意揮霍，使中興局面漸漸消失。官場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十分嚴重。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貪污腐化，許多衙門缺主管長官，政事無人處理，吏治敗壞到極點。同時，神宗信任宦官，使其到各省開礦，借此勒索。而此時日本豐臣秀吉侵犯朝鮮，明朝派兵數十萬支援，相持七年，不能卻敵，耗費了大量錢糧。神宗後期，政治更趨昏亂。
明神宗寵愛鄭貴妃，想立她生的兒子常洵作太子。許多大臣為維護傳統，要求立長子常洛為太子。於是，朝廷上爆發了“爭國本”的鬥爭。吏部郎中顧憲成在鬥爭失敗後，罷官回故鄉無錫，他與好友高攀龍等在無錫東林書院聚會講學，評論朝政得失。許多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一部分在朝官員也”遙相應和”。時人稱之為東林黨。東林黨人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機，要求改革朝政。東林黨人還強烈反對礦監稅使對城鎮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劫奪。1601年（萬歷二十九年），朱常洛在東林黨等支持下，立為太子。東林黨和其它黨派的紛爭更加激烈了。
走向滅亡的明朝
神宗死後，朱常洛即位，是為光宗，但不久就被毒殺。弟弟熹宗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啟，寵信宦官魏忠賢，使明朝在業已衰敗的基礎上，走向了滅亡。
在唐朝預言《推背圖》和明朝的《燒餅歌》中中早已預言了最終將明朝推向深淵的兩個人：宦官魏忠賢和熹宗的乳母容氏。
《推背圖》第三十一象圖中畫有一男一女，男的暗指魏忠賢，女的暗指容氏。讖文是“當塗遺孽，穢亂宮闕。一男一女，斷送人國。”指魏忠賢和容氏穢亂後宮，並把持朝政，斷送了明朝的江山。頌文是“忠臣賢士盡沉論，天啟其衷亂更紛。縱有胸懷能坦白，乾坤不屬舊明君。”意思是說魏忠賢和容氏當道，忠臣志士都被趕盡殺絕，天啟年間後更是厲害。後來崇禎即位，將魏忠賢等或殺死，或流放，但為時已經晚了。
《燒餅歌》中則說 “閹人任用保社稷，八千女鬼亂朝綱。” “忠良殺害崩如山，無事水邊成異潭，救得蛟龍真骨肉，可憐父子難順當。”“八千女鬼”是一個“魏”字，指魏忠賢毀了大明天下。
歷史的真實也是如此。
魏忠賢，原來是一個無賴，吃喝嫖賭傾家蕩產，進京做了太監。他勾結熹宗的乳母容氏，升任總督東廠太監，並最終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並以“九千歲”自居。而熹宗對魏忠賢百般容讓，在詔旨中與他平起平坐。
在熹宗朱由校繼位之初，東林黨人大受重用，分據首輔和吏、兵、禮、都察院等部院長官，勢盛一時。但1625年（天啟五年），魏忠賢借遼東經略熊廷弼和巡撫王化貞失陷廣寧事，誣陷熊廷弼曾賄賂東林黨人楊漣、左光鬥等祈求減罪，大興冤獄，不僅詔決熊廷弼，還將楊、左等人杖斃獄中。一時，東林黨人被逮殺殆盡。魏忠賢總攬內外大權，使明後期政治更加黑暗腐敗。
而這時農民的賦稅越來越重。從1618年（萬歷四十六年）起，明政府借口向遼東用兵，開始按畝加派“遼餉”。經過前後三次增額，至1620年（泰昌元年），每畝加派銀增至九釐，一年得銀520萬兩，相當於全國總賦額的三分之一以上。天啟年間（1621年～1627年），又有關稅、鹽課的加派及雜項的增收，三項共加額銀239萬餘兩。一些農民只得賣屋、賣田、賣牛，甚至典妻鬻子，弄得家破人亡。明朝處在了風雨飄搖中。
1627年，熹宗病死，由他的弟弟朱由檢即位，即明思宗，年號崇禎。明思宗希望重振朝綱，不動聲色的處死了容氏，迫使魏忠賢自盡，並鏟除了閹黨對朝政的干預。不過，此時風雨飄搖中的明朝給思宗並沒有留下太多的時間。
思宗即位後，面臨著內外交困的局面。一方面，國內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另一方面，位於遼東的女真族開始崛起，並於崇禎九年，也就是1636年，由皇太極建立了與明朝抗衡的清朝。思宗徘徊在攘外和安內的兩難選擇中。
明朝末年的天災
由於明朝後期統治更加腐敗黑暗，社會生產力也受到了嚴重破壞，以至水災、蝗災和瘟疫不斷發生。從萬歷到崇禎，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1587年（萬歷十五年），“黃河以北民食草木”，富平、蒲城、同官各縣”有以石為糧者”。第二年，河南飢，“民相食”。1590年（萬歷十八年），湖北麻城死於瘟疫和飢餓的有四萬人。1601年（萬歷二十九年），有人指出：數年來災害不斷，先秦晉，後河洛，繼之齊、魯、吳越、荊楚、三輔，老百姓有的吃土，有的吃雁糞，“老弱填委溝壑，壯者輾轉就食”。 1639年，兩畿、山東、山西、陝西、江西都發生飢荒，河南“人相食”尤為嚴重。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萬歷以後，各地不斷爆發農民起義以及民變、兵變，預示著明王朝即將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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