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擇官篇》記載：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治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唯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材，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
唐太宗對官員的選用，是十分重視的，他強調官員不在多而務賢。為此，房玄齡等將文武官員總數減省為640人。唐太宗在即位之初，也曾叫封德彝（人名）舉薦人材，但一年過去，仍無音訊。當唐太宗追問此事時，封德彝不以為自己失職，卻以沒有人才為借口。唐太宗馬上反駁道：「前代明王，使人如器，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傅說，逢呂尚，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意思是講：前代君子用人是取其所長，當代亦必有賢才，怕的是自己不識才，怎麼能說天下無人才。唐太宗這一席話，說得封德彝面紅耳赤，羞愧而退。
唐太宗認為，理想的人才應該是「才行俱兼」的「四善」之人：即「德義有聞」、「請慎明著」、「公平可稱」和「恪勤匪懈」。在此基礎上，他主張「用其所長，捨其所短」，要全面、公正的瞭解其人。在一次會議之後，他對當時幾位重臣，曾評價說：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機敏果斷，但用兵非其所長；高士廉通今博古，雅有節操，但不能直言切諫；劉泊為人堅貞而有信義，但重私情。
另外，唐太宗用人，「不私於黨」，不計較出身和資歷，而且賞罰有據。他曾說：「為官擇人，唯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唐太宗又說：「國家大事，唯賞與罰。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鹹懼，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貞觀政要•封建篇》)例如，唐太宗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對於位居自己（即李神通）之上的房玄齡、長孫無忌表示不滿。唐太宗指出，評定功勳官職應該「計勳行賞」，對皇親國戚「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然後，他對叔父列舉出房、長孫二人的才能和功勳，同時指出叔父帶兵無能和臨陣脫逃的情況，說得淮安王心服口服，情願當個閒官。
對於高祖時封為郡王的幾十個皇親國戚，除卓有功勳者仍封為王以外，其他一律降為縣公。又如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的外甥趙節犯了死罪，他知道以後，下詔將趙節處以死刑，並將曾為趙節開脫的宰相楊師道(唐太宗的姐夫)降為吏部尚書。他認為：只有「賞賜不避仇敵，刑罰不庇親戚」(《資治通鑒》卷一九七)，才能把國家的大事辦好。再如在一次上書切諫會議上，他發現中郎將常何所提的20多條意見，言皆中肯，文有條理。詢問之下，原來是常何的一位孤貧落拓的門客馬周代筆。於是，他馬上召見這位出身寒素的人，授他官職。常何也因發現人才有功，賜帛三百匹。後來，馬周果然機敏正直，敢於諫諍，而位至宰相。
另外，唐太宗十分重視地方官吏的選用，認為自己「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唯都督、刺史，此輩實治亂所繫，尤須得人」(《貞觀政要·擇官篇》)。為了做到「賞當其勞」、「罰當其罪」，他一方面把各地的都督和州官的姓名，吩咐隨從書寫於寢宮的屏風上面，將瞭解到的政績善惡表現，隨時記入名下，以便量才陞遷，論功行賞；另一方面，他多次派出黜陟大使，到全國各地，去巡察地方吏治的政績，「由是官吏多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蝟之伍，皆畏威屏跡」。
（事據《舊唐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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