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無德不可立於世，德乃修身之首。在中國悠久而深厚的神傳文化中，「實行德政，任人唯賢」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是人們一直借鑒和傳承的美德。
賢人一般指德行高尚、有濟世之才的人。古人堅持德才兼備的選人標準，並不是將德與才等量齊觀，而是非常重視德對才的統帥和主導作用，把德放在首位，「才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
北宋司馬光就才與德的關係把人分為四種：德才兼備為聖人，德才兼亡為愚人，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用人時，最好的選擇是聖人，然後是君子，如果都沒有，那麼與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
因為有才無德的人是最危險的，比無才無德還要壞。清康熙皇帝用人才的一貫標準是：「國家用人，當以德器為本，才藝為末」、「才德兼優為佳，若有才無德，不如有德無才也」。
據《尚書》記載，帝堯用人的原則是任人唯賢，天下為公的。不論親疏遠近，一律以敬順上天、孝悌純正、德高而有利於天下人為標準。這其中，敬順上天是第一位的。
帝堯讓四方首領舉薦能繼承帝位之人，大臣推舉堯的兒子，堯認為兒子丹朱言不誠，生性好爭，不成器，如授位於丹朱，則天下人受其害而丹朱一人得利。大臣又舉薦共工，堯嫌其巧言令色，行為邪僻，輕慢上天，也不行。
後來有人推薦出身卑微，隱居民間的虞舜，說他能以孝悌之道與愚頑的父母和傲慢的兄弟和諧相處，以恭明的美德處理家政事務，心中不生任何邪念。
帝堯於是把女兒嫁給他，考察他在家的品德與理家的才能；難辦的事交給他，考察他在外為政的法則；讓他去用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這五種倫理道德去規範引導百姓，經過多方考察確認了舜的聰明賢達，方將帝位讓給了虞舜。
戰國時期有這樣一個故事，魏國的魏惠王問齊國的齊威王：「你身為齊國之王，可收藏些什麼寶物？」齊威王回答：「沒有。」魏惠王說：「像我這樣的小國，我都藏有直徑一寸大的珍珠幾顆，這種珍珠所發出的光彩可以照耀十二輛車子。你這千乘之國，何以一件寶物都沒有？」
齊威王說：「我最珍視的珍寶是賢人，這與你所說的寶物不同。我有一個叫檀子的臣子，我派他駐守高唐，北方的趙人不敢來侵犯；另有一個臣子叫黔夫，我派他駐守徐州，能管理徐州那裏四方來往的百姓七千多戶；我還有一個臣子叫種首，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安居樂業，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像這樣的珍寶，光輝可以照耀千里，何止十二輛車子？」
齊威王的這席話，道出了齊國之所以國富民強的原因所在。
蜀漢丞相諸葛亮臨終前向後主推薦蔣琬為相，說他平日注重修身、品德高尚，肯納忠言，做事無私。諸葛亮病逝後，蔣琬日理萬機，為政以安民為本，度量寬宏，深孚眾望。
當時蜀弱魏強，魏國傑出人才很多，屢次伐蜀，而蔣琬、姜維竟能保蜀達二十九年之久，做到人和國安，證明諸葛亮用人的正確。其實諸葛亮本人就是賢人。他為北圖中原，統一中國，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給後主的《出師表》中寫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孫衣食，自可足用。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他任用之人也都清廉自持，蔣琬「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無異百姓。」姜維也是「宅舍弊薄，資財無飾，出入無車從。」
為政以德與否，關係到一個人是否能用手中權力為百姓謀福利，關係到吏治民風和政權安危。自古以來，品德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潔清明政治的基礎，不管何時他們都能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這也是任人唯賢的價值所在。
相反，任人唯親只能使國家和民族衰弱危亡。因為它以個人利益為基礎，使私欲膨脹，庸人橫行，貽害無窮。歷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多不是因為無才造成的，無德才是人之大患。
北宋的蔡京擅長書畫，當時很有名氣，宋徽宗看到後非常欣賞，蔡京就把自己的書畫及所畫條屏、扇面等托人送給宋徽宗、宮嬪和宦官，蔡京就是靠這樣阿諛逢迎當到了宰相。
他耗費大量國家資金擴建皇宮，直到北宋滅亡之前一直都在修築，貪汙的金銀比朝廷府庫還多。他陷害忠臣，結黨營私，任人唯親。
一次，蔡京找他提拔的中書舍人吳伯舉辦事，吳伯舉想按朝廷的制度辦，蔡京當即勃然大怒說：「已經做了好官職還要做好人，怎麼可能兩者兼顧呢？」當即將吳伯舉貶出朝廷。
蔡京把持朝政時期，賄賂公行，民不聊生，是北宋最黑暗的時期。全國人民起來呼籲將蔡京正法以謝天下，朝廷不得不罷免蔡京。
由此可見，無論人才能、智商再高，如果心術不正，不僅不會為國家做貢獻，反而會造成巨大的危害。這是不修德行造成的。
法律約束人行，道德約束人心，法治治小人，德治成君子。人們只有嚴守道德的心法，才能行進在人生的正道正途上，才能有光明的前程，才能使民風正、萬事興、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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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雨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