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施政 任人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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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德不可立于世,德乃修身之首。在中国悠久而深厚的神传文化中,“实行德政,任人唯贤”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人们一直借鉴和传承的美德。

贤人一般指德行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古人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并不是将德与才等量齐观,而是非常重视德对才的统帅和主导作用,把德放在首位,“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

北宋司马光就才与德的关系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用人时,最好的选择是圣人,然后是君子,如果都没有,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

因为有才无德的人是最危险的,比无才无德还要坏。清康熙皇帝用人才的一贯标准是:“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才德兼优为佳,若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也”。

据《尚书》记载,帝尧用人的原则是任人唯贤,天下为公的。不论亲疏远近,一律以敬顺上天、孝悌纯正、德高而有利于天下人为标准。这其中,敬顺上天是第一位的。

帝尧让四方首领举荐能继承帝位之人,大臣推举尧的儿子,尧认为儿子丹朱言不诚,生性好争,不成器,如授位于丹朱,则天下人受其害而丹朱一人得利。大臣又举荐共工,尧嫌其巧言令色,行为邪僻,轻慢上天,也不行。

后来有人推荐出身卑微,隐居民间的虞舜,说他能以孝悌之道与愚顽的父母和傲慢的兄弟和谐相处,以恭明的美德处理家政事务,心中不生任何邪念。

帝尧于是把女儿嫁给他,考察他在家的品德与理家的才能;难办的事交给他,考察他在外为政的法则;让他去用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去规范引导百姓,经过多方考察确认了舜的聪明贤达,方将帝位让给了虞舜。

战国时期有这样一个故事,魏国的魏惠王问齐国的齐威王:“你身为齐国之王,可收藏些什么宝物?”齐威王回答:“没有。”魏惠王说:“像我这样的小国,我都藏有直径一寸大的珍珠几颗,这种珍珠所发出的光彩可以照耀十二辆车子。你这千乘之国,何以一件宝物都没有?”

齐威王说:“我最珍视的珍宝是贤人,这与你所说的宝物不同。我有一个叫檀子的臣子,我派他驻守高唐,北方的赵人不敢来侵犯;另有一个臣子叫黔夫,我派他驻守徐州,能管理徐州那里四方来往的百姓七千多户;我还有一个臣子叫种首,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像这样的珍宝,光辉可以照耀千里,何止十二辆车子?”

齐威王的这席话,道出了齐国之所以国富民强的原因所在。

蜀汉丞相诸葛亮临终前向后主推荐蒋琬为相,说他平日注重修身、品德高尚,肯纳忠言,做事无私。诸葛亮病逝后,蒋琬日理万机,为政以安民为本,度量宽宏,深孚众望。

当时蜀弱魏强,魏国杰出人才很多,屡次伐蜀,而蒋琬、姜维竟能保蜀达二十九年之久,做到人和国安,证明诸葛亮用人的正确。其实诸葛亮本人就是贤人。他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给后主的《出师表》中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也。”他任用之人也都清廉自持,蒋琬“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无异百姓。”姜维也是“宅舍弊薄,资财无饰,出入无车从。”

为政以德与否,关系到一个人是否能用手中权力为百姓谋福利,关系到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自古以来,品德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治的基础,不管何时他们都能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也是任人唯贤的价值所在。

相反,任人唯亲只能使国家和民族衰弱危亡。因为它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使私欲膨胀,庸人横行,贻害无穷。历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多不是因为无才造成的,无德才是人之大患。

北宋的蔡京擅长书画,当时很有名气,宋徽宗看到后非常欣赏,蔡京就把自己的书画及所画条屏、扇面等托人送给宋徽宗、宫嫔和宦官,蔡京就是靠这样阿谀逢迎当到了宰相。

他耗费大量国家资金扩建皇宫,直到北宋灭亡之前一直都在修筑,贪污的金银比朝廷府库还多。他陷害忠臣,结党营私,任人唯亲。

一次,蔡京找他提拔的中书舍人吴伯举办事,吴伯举想按朝廷的制度办,蔡京当即勃然大怒说:“已经做了好官职还要做好人,怎么可能两者兼顾呢?”当即将吴伯举贬出朝廷。

蔡京把持朝政时期,贿赂公行,民不聊生,是北宋最黑暗的时期。全国人民起来呼吁将蔡京正法以谢天下,朝廷不得不罢免蔡京。

由此可见,无论人才能、智商再高,如果心术不正,不仅不会为国家做贡献,反而会造成巨大的危害。这是不修德行造成的。

法律约束人行,道德约束人心,法治治小人,德治成君子。人们只有严守道德的心法,才能行进在人生的正道正途上,才能有光明的前程,才能使民风正、万事兴、天下太平。

--转载自明慧网

责任编辑:吴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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