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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國的民主過渡在台灣首先走向成功
兼 論 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
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內戰中的失敗，招致了中國國民黨數十年護國護法的慘痛失敗和最大失敗。但是，一九四九年後，由中華民國台北政權在台灣堅守國統、法統，並致力民生發展的結果，卻最終地帶來了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理想在中華民國台灣的實現。
應該說，除掉台灣人民於半個世紀以來的艱難奮鬥之外，蓋因蔣介石先生能夠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才奠定了台灣和平發展的基石；亦因蔣經國先生對經濟建設的傾心推動和對民主政治的有心推進，才把台灣推向了經濟全面繁榮和民主政治迅速發展的境界；同樣，也正是李登輝總統的努力，才推開了台灣全面民主化的歷史性進程，在台灣完成了向民主的全面過渡。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李登輝總統當政時期，正值中共因表面的繁榮掩蓋不了內在的恐懼，對台灣由統轉壓，由和轉嚇，打壓越來越甚的時期。由於李登輝總統在這一特殊而又復雜的歷史階段，一方面保持了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使國際更為贊賞；一方面又因不低頭，不示軟，並於中共飛彈之下，堅定地實行並完成了全民直接選舉總統，因而為全世界所推崇；從而使「利在大陸」的各國，仍然能夠「心在台灣」。所謂「抗共有功」。近年來，歐洲議會及眾多世界進步人士對台灣的推崇和對中共的厭絕，及其不斷呼籲「現在是好好了解台灣的時候了」的話，以及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在它被承認的世界各國幾成「無效護照」，06 而一本中華民國護照，在它不被承認的國家裡卻能夠暢行無阻的事實，都實在地證明了今日台灣在世界上的實際名聲和地位。
縱觀台灣五十年來的巨大歷史變遷，前兩位已故的蔣總統，歷史功績自無庸諱言，歷史地位早已確定。但對於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總統和中國國民黨領袖而言，其歷史的功績和地位卻尚難確定。這是因為，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曾為他們留下了一個「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這個重任，孫先生曾為之奮斗、拼搏過十數年；這個重任，雖為蔣介石先生所曾完成，卻因他在一九四九年內戰中的失敗，和兩位蔣先生相繼成為歷史人物，而將它留給了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並且只要他們一天尚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他們就對繼續護國和護法的歷史重任，有著不容推卸的重大歷史責任。李登輝總統在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的就職演說中不僅宣稱：「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的問題，有的只是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而且明確指出：「中華民國要在未來國家統一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李登輝總統確實言之不虛。因為對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領袖來說，他們既具有孫先生和兩位蔣先生所不曾具有的「護國護法」之大好歷史條件，又具有孫先生和兩位蔣總統所不曾欣遇過的重大歷史機遇。
第一、就歷史條件而言，首先，孫中山先生自一九一三年開始護國，一九一七年開始護法，直到他辭世，不僅幾波幾折，幾興幾衰，而且，陳炯明叛變時，孫先生護國護法的「本錢」，已徒剩一艘中山艦而已。蔣介石先生雖曾是奪取了護國護法成功的勝利者，但他又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場護國護法巨大失敗的代表者。其後，他能在國際、尤其是中共大陸專制政權的強大壓力下，於台灣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直至其辭世，雖然功不可沒，但他畢竟未能完成在全中國護國護法成功的歷史重任。蔣經國先生為推動台灣進步和發展的功勞自不待言，但他作為執掌中國國民黨黨權和中華民國國政的過渡性人物，卻無幸在他的有生之年，擁有在全中國奪取護國護法勝利的國際和國內條件。
第二、就歷史的機遇而言，奪取全中國范圍內護國護法最後勝利的關鍵，乃在於中國大陸民心的全面覺醒。誠如一九九四年十月《紐約時報》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也許失掉了大陸，但是，台灣已經贏得了大陸的民心」。尤其是近十餘年來，在中國大陸社會因廣泛深入的歷史反思運動而出現的，對於國民黨時代和蔣介石先生之普遍懷念情結；以及「認三民主義之祖、歸中華民國之宗」的理念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和普通民眾當中的應運而生；特別是中共大陸政權在中國大陸人民心中已經敗亡的事實和在實際上必將敗亡的前景；就更是為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完成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提供了絕好的歷史機遇。套用一九零四年孫中山先生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今日之中國大陸，正處在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中共專制復辟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滅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勢。」07
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領袖們，一是擁有一個富強的台灣，她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實力及潛力，實為孫先生及兩位蔣先生所不能比，更為北伐前已在廣東一隅立足的革命政府所不堪比。二是如前所說，她雖然迭遭中共打壓，但世界各國乃「利在大陸」、卻「心在台灣」的復雜國際心態，又是一百年來孫、蔣三代領袖護國護法所從來不曾擁有過的有利國際條件。世界各國蠻橫干涉中國民主進步的時代，畢竟已經一去不返；孫、蔣所曾遭遇的東西方列強一味支持、甚至以武力支援中國反動勢力的時代，畢竟不會再來。
由是，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應基於三種境界而為後人鑒：
第一、面對難得的條件和機遇完成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其必將功在中華民族和功在千秋。
第二、保住台灣，發展台灣，使台灣成為中共不能咬、不敢咬也咬不動的一塊鐵牛筋，為中國人民有資格、有能力實現和實行民主政治作證，為中國大陸人民留下一片希望的陽光，則他們今日的現實地位就是他們來日的歷史地位。誠然，一根火柴就能燃遍大陸的現實機遇，一隻「悼念」鄧小平的花圈便能叫統治者心驚肉跳的中共統治現狀，一陣組黨風潮就能逼迫中共重開殺戒的恐怖現實，倘若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能夠敏銳地抓取之，促進之，發展之和成功之，以完成孫中山先生和兩位蔣先生所交付的護國護法重任，則他們作為二十世紀中華民族之第三位、第四位和第五位偉大人物的歷史地位，又何需再論之與再辯之。
第三、或因苟安而為中共所專制一統，或為一念之差而脫離中國。其結果因只能造成助紂為虐或亡台裂國的局面，則非但不是功在歷史，而只能是罪在歷史；非但不能功在千秋，而只能是罪在萬古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