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邵雍的歷史觀看共產邪靈對中國歷史的歪曲(一)─兼及中國歷史的一些問題

梅花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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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5日訊】中國上下五千年,源遠流長,文獻典籍浩瀚如煙。筆者非歷史專家,因偶閱邵雍的著作,對中國的一些歷史問題有了感想,就結合邵雍的思想湊成幾節文字給大家瞧瞧,望大家不吝賜教。

邵雍(1011—1077),後人認為他是北宋五子(周敦頤、張載、程顥與程頤)中最有特點的一位人物,因為,他最為德高望眾卻後人難有張揚,學問廣博汪洋而後人難窺室堂。從筆者的《預言不單單是預測未來的科學》(參看「正見網」)一文來看,邵雍首先是作為一位儒家修煉者,才能夠對歷史做預言。有意思的是,中國的預言,包括《馬前課》、《推背圖》之類,基本上是與中國朝代歷史息息相關。那麼邵雍關於歷史的看法,與邵雍的預言背景文化——儒家修煉文化必然相關。

(一)
歷史是有定數的。邵雍的《梅花詩》預言的結果就表現了。可以參看「正見網」的「警世預言」部分。

不過,《馬前課》最後一首說:「佔得此課,易數乃終。前古後今,其道無窮。」《推背圖》最後一圖也說:「讖曰:一陰一陽,無終無始。終者日終,始者自始。頌曰:茫茫天數此中求,世道興衰不自由。萬萬千千說不盡,不如推背去歸休。」這又給人一個啟示,歷史的定數到一定時候卻會終結。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馬前課》、《推背圖》、《 燒餅歌》與《梅花詩》及其它的預言在預言中國的歷史幾乎同一時段就擱然而終,不再往後預言了。此皆後話,暫且不論。

(二)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是朝代史。至今仍未改變。

我們知道的歷史,尤其是大陸華人,主要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的「五分說」——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兼共產主義)。而這種說法因為曾在中國歷史的變遷的套用上有出入,御用歷史學家們就此又發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舊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等等之說。就比如:中國的封建社會從何時起,專家各有異議——有的以西周為始,有的以東周為始,有的以秦朝為始,有的乾脆往後推至魏晉。

更有專家學者乾脆不承認中國存在奴隸社會,認為夏商周就是封建社會,原因很簡單,夏商周搞分封,且因為在元朝、清朝的蒙、滿族統治時期,反而存在類似奴隸社會的「家奴」制度與「殉葬」現象等等「不進步」的體現。「五分說」一旦套不出歷史的真實面貌時,「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們就會以「歷史的複雜」或「歷史的倒退」以逃避或歪曲歷史的真實。

實際上,這些都是套用具有政治意義的一種術語或觀念,是一種所謂現代意識的一種產品。加上搞政治的人和研究者,對於社會的政治體制比較注重,所以喜歡用制度、體制之類的東西來討論政權統治方式與社會形態的變遷。時間一久,人們也就習以為常了,成為了一種觀念,也就這樣用了。

因為不這樣用,人們就難以理解了。而西方社會走了自由社會的路子,側重於民主、人權、道德輿論制約方面的內涵,但是也沒有超出現代的搞政治思維的觀念。也即,作為歷史來說,在現代科學意義的指導下,人們將他歸為人文社科類的一門學科。那麼中國的歷史是不是這樣呢?然而,一旦人們認識到歷史是有定數的,任何對於歷史的解讀、解說都將改變。讓我們試作探討。

李洪志師尊有一段話可供大家參考,說道:「講到這兒呢,最形象的說人類社會就像一台戲。一朝一代的,那就像幕拉開了,一朝開始演。一朝結束了,大幕拉上了。再拉開,改朝換代。一朝一代、一朝一代就這樣走著過場,接緣,留下歷史,造就人類所需的文化,一幕幕的表演著。

為什麼在中國這個地方叫做朝,而在中國以外其它地區都叫國家呢?為什麼他們的首領叫王,中國叫皇帝?我告訴大家呀,這不是一個名詞與文化上的差別。因為人類是為大法而造就的,大法是這台戲的主線,眾生的存在一切都圍繞著這條主線。只是人們都被戲中枝節的矛盾衝突表演所迷住了,忘記了戲的主題、人生的目地是什麼了。這台戲的戲台就是中國。」(《北美巡迴講法》)

這對於1911年之前的中國比較好理解。大家公認的中國的第一部朝代正史是《漢書》。實際上,在此前的《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等史書已經具備了朝代的理念而成書的。而此後的近百年中國史,在現代西學的影響下,在「共和」、「民主」、「專制」等等現代政治觀念的衝擊下,歷史的寫作話語走入了現代政治意義的思維之中了。

然而,在中國民間老百姓中,「朝代」之說是正常現象,尤其今日之中國,無論你把他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報上不是把中國大陸稱為「紅朝」嗎?老百姓都已經意識到,對於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只不過是具有現代意義的一種國號的稱謂,僅此而已。

中國的「朝代」有兩個特點:

A、自有文獻記載以來,中國分為「統一的朝代」和「分裂的朝代」兩種情況。「統一的朝代」,例如:夏、商、西周、漢、唐、元、清等等朝代;「分裂的朝代」,例如:春秋、戰國、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朝代,只不過每個朝代裡面被分割為多個勢力罷了。

B、既然稱為「朝代」,那麼每一朝他就會有他自己的有盛有衰、有興有亡的各種階段,每一朝他就會有他自己的壽命與期限。這是歷史的必然。

由此,1911年之後的中國,當屬「分裂的朝代」。就如同「東周」分為兩個時期——「春秋」與「戰國」,1911年之後的中國也分為兩個時期——「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與「1949年後的中國」;而如果單從「中華民國」這一角度來看,就又和西東兩晉或北南兩宋相似。

由於這一次的中國歷史的每一步被緊緊捆綁在國際舞台中——這也是中國朝代史中最不同於以往朝代的地方,也是最能使人迷惑與難解之處。更為突出的是:「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政權統治者施行歷代先朝皆無的、史無前例的、無孔不入的、嚴酷的「無神論」的洗腦統治,中國千年的所有傳統文化與傳統道德被徹底打擊。可以說,這些事與法輪功能夠在當今中國大陸的洪傳有一定的關係。其它方面就不必多言了。港台與海外等地用了另外一類的形式保存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三)
中國的歷史的分期:皇、帝、王、伯。

佛家講人類社會有「成、住、壞、滅」的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猶如人的出生、成長、衰老、死亡的四個階段。這是把時間做為直線不可逆轉的角度來劃分的。那麼,邵雍對中國的朝代史是如何看的?他把中國的朝代史也分為四種狀態:皇、帝、王、伯。

3.1

「皇、帝、王、伯」之說的來歷。

首先,邵雍對宇宙萬物的陰陽消長採取了「四時四維」的劃分的方法,指出作學問要「上順天時,下應地理,中徇物情,通盡人事」,「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裡時事」(《觀物內篇》),由此才能成為聖人。

四時,即:春、夏、秋、冬;那麼,宇宙的萬事萬物中與「四時」相匹配、對應的事物也被分為「四維」,根據邵雍的《觀物內篇》解說可列一個大致的表格,如:

表1:
————————————————
| 太陽 | 太陰 |少陽 | 少陰 |
————————————————
| 日 | 月 | 星 | 辰 |
————————————————
| 暑 |寒 | 晝 | 夜 |
————————————————
| 性 |情 | 形 | 體 |
————————————————
| 色 |聲 | 氣 | 味 |
————————————————

表2:
————————————————
|太柔 | 太剛 | 少柔| 少剛 |
————————————————
| 水 | 火 | 土 | 石 |
————————————————
| 雨 | 風 | 露 | 雷 |
————————————————
| 走 | 飛 | 草 | 木 |
————————————————
| 耳 | 鼻 | 口 | 目 |
————————————————

表3:
————————————————
|《易》|《書》 | 《詩》| 《春秋》 |
————————————————
| 春 |夏 | 秋 | 冬 |
————————————————
| 生 |長 |收 | 藏 |
————————————————
| 意 |言 |象 | 數 |
————————————————
| 聖 |賢 |才 | 術 |
————————————————
| 皇 |帝 |王 | 伯 |
————————————————
| 仁 |禮 |義 | 智 |
————————————————
| 性 |情 |形 | 體 |
————————————————
| 道 |德 |功 | 力 |
————————————————
| 化 |教 |勸 | 率 |
————————————————
| 士 |農 |工 | 商 |
————————————————

通過這些表格大家就一目瞭然了。熟悉中醫的人就知道,像五行、五臟、五官、五味、五情、五神、五聲、五色、五音就是有一定的對應關係的。這些表格表達的方式與中醫是一樣的。這種「上順天時,下應地理,中徇物情,通盡人事」的「天人合一」的天地物人的對應關係就確立了,同時,也成為「皇、帝、王、伯」之說的來歷。當然,他們之間也有一些較複雜的交叉對應關係,讀者自可參看原著。

3.2

由此,邵雍對中國的朝代史確立了四分法:「皇、帝、王、伯」。我們來看看邵雍是怎樣理解「皇、帝、王、伯」的。

現今,「皇帝」是一個詞彙,專指那些一朝一代的最高統治者,首先使用者就是著名的「秦始皇」嬴政。尤甚者是,現代一些人對於專制統治的憎恨,「皇」與「帝」更被指摘。到現代,對於「皇」與「帝」的真實概念已經模糊了,「王」、「伯」就更不用說了。

根據邵雍的《觀物內篇》說法——
「皇」的意義是: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
「帝」的意義是: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
「王」的意義是: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
「伯」的意義是: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

很明顯,邵雍對於歷史的分期主要來自於道德的標準。即每個朝代統治者用什麼樣的品德標準教勸民眾,民眾相應回報什麼道德的標準,社會由此而崇尚的是什麼。

我們可以用現代的語言來具體解釋邵雍的看法——

「皇」,就是神明的聖人以「道」來化育天下,萬民也以「道」來追隨他。整個社會的表現猶如老子的一句話:「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慾,而民自樸。」(《老子》第57章)整個社會風氣自己自然的淳正、樸素、自然、豐富,整個社會崇尚的是「自然」,「自然」就是「無為無有」;無為,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不要故意執著的去做;無有,也不是什麼都沒有,而是不要強烈固執的要求擁有什麼。

至於「道」的意義,有些玄奧,可以直解為「宇宙萬物的根本特性」,內涵等同老子之「道」。這也是邵雍對於歷史的分期的表現中最為尊崇的理想社會,也充分表現出邵雍之學與道家思想的深刻淵源。

「帝」,就是賢明的聖人以「德」來教化天下,萬民也以「德」來歸隨他。整個社會崇尚的是謙讓和高尚的品德,充滿先人後己的道德風氣,沒有貪婪狹隘的人心。整個社會看重的是真誠的禮尚往來,而不是個人私利的有無。治理天下的聖人也把天下當作天下百姓的天下,而非自己個人的天下。就像《周易·系辭》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衣裳寬大下垂,悠閒的樣子)而天下治」,這也是「無為而治」的道理。

「王」,就是有才幹的賢人以「功」來勸教天下,萬民也以「功」來跟隨他。整個社會崇尚的是政治統治,天下用政治統治的方式糾正不正的東西。能利益百姓的就是正的,被稱為「王」;而禍害百姓的就不正了,被稱為「賊」。

做有利百姓之事,去除禍害百姓之事,這不是一種功績嗎?用正義賢明的君主去除昏庸害民的君主,這不也是一種功勞嗎?所以,古人有一句話:「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意思是:殷湯與周武王用武力消滅禍國殃民的夏桀與商紂,使天下由「賊亂」的狀態變為「王治」的正常狀態,不也是順天應民的好事嗎?

「伯」,就是有權謀的賢人以「力」來率領天下,百姓也以「力」來跟隨他。因為這時的社會不是依靠仁義來自然而然獲得利益,所以整個社會崇尚的是實力的競爭或利益的爭奪,不注重道德與名譽。

由此而產生的爭鬥場面,小的表現為言談的爭執,大的表現為暴力的殘殺。就像春秋的五伯(即五霸,邵雍指的是秦繆公、晉文侯、齊威公、楚莊公、宋襄公),就是借虛名而爭奪實際利益的代表。雖然如此,五伯不可說沒有功勞於中國,只不過稱不上「王」,但比野蠻的異族又好多了。東周能延續24個君王,野蠻的異族不敢侵入中原,對於此,五伯功不可沒。

通過以上,可看出「皇、帝、王、伯」的道德標準的特點是由高到低,由好到壞的順序變化的。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也把社會的狀態分為四種說法:「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第17章)即,最好的社會的狀態,百姓不知道有他(君主);次好的社會的狀態,百姓就親近他、讚譽他;再其次的社會的狀態,百姓尊崇敬畏他;最末的社會的狀態,百姓就輕視鄙薄他。(君主)把事情作好了,百姓都說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老子之說跟「皇、帝、王、伯」的說法的順序變化大致一樣,也完全符合佛家的「成住壞滅」之說。邵雍是儒家的代表,可見,佛道儒三家對於人類社會變化的看法有一致性。

總之,邵雍的「皇、帝、王、伯」之說是一種社會狀態的劃分,依據是社會的道德標準。

3.3

「皇、帝、王、伯」具體劃分時期。

根據邵雍的《觀物內篇》說法是——

「皇」的時代劃分區是:黃帝以前的三皇時期,包括伏羲氏。
「帝」的時代劃分區是:黃帝在內的五帝時期。
「王」的時代劃分區是:夏商週三朝。
「伯」的時代劃分區是:春秋五霸(伯),戰國七雄。

這是一個「皇、帝、王、伯」的完整輪換過程。

那麼秦朝以後是怎樣劃分的呢?邵雍認為,自秦朝以後中國的朝代史未能恢復到「皇」、「帝」的時期,而只是在「王」與「伯」之間徘徊。邵雍用比喻的方式具體指出了: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捨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觀物內篇》)

歸納來說,秦朝以後只有漢、唐兩朝勉強達到「王」的標準,其餘都是「伯」一類的。其中,各個朝代的也各有特點,具體說來即是——

三皇時期,是「皇」,如同人類的春天;
五帝時期,是「帝」,如同人類的夏天;
夏商週三朝,是「王」,如同人類的的秋天;
春秋五霸,是正宗的「伯」,如同人類的冬天;
戰國七雄,比正宗的「伯」更冷冽,更惡劣;
漢朝,可以稱之為「王」,但仍顯不足;
西晉,比正宗的「伯」強一些,好一點;
三國(魏、吳、蜀),是「伯」的雄傑;
十六國,是「伯」的雜聚;

南朝五代(東晉、宋、齊、梁、陳),是借「伯」的名聲坐坐而已;

北朝五朝(北魏、東魏、北齊、西魏、北周),是暫借「伯」的名聲休息住住而已;

隋朝,比西晉差一點,可做西晉的兒子;

隋朝末年各個郡守的「伯」(可能指隋末各個起義領袖),像大江的餘波余浪,很快就消失平靜了;

唐朝,比漢朝稍差,可做漢朝的弟弟;

唐朝末年的各個藩鎮的「伯」(可能指十國:吳、前蜀、吳越、楚、閩、南漢、荊南、後蜀、南唐、北漢),像日月的餘光,弱小且暗淡;

後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伯」,像黎明前日未出的星星,雖然有短暫閃亮卻被後來的日光淹沒。

3.4

好像上面邵雍沒有談及秦朝。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中,由於有了秦始皇而成為最有爭議的秦朝,邵雍另有一番特殊的意義作為解說——

首先,他從秦國的成長來看秦朝,而不是孤立的看秦始皇創立的秦朝。

邵雍說:「自三代以降,漢、唐為盛,秦界於周、漢之間矣。秦始盛於穆公,中於孝公,終於始皇。起於西夷,遷於岐山,徙於咸陽。兵瀆宇內,血流天下,併吞四海,庚革古今。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於《秦誓》一事,其旨不亦遠乎?」 (《觀物內篇》)

三代,指夏商週三代。三代以後只有漢、唐兩朝最為強盛。秦經歷數百年艱苦創業,屢次遷都,在秦穆公時期開始昌盛,在秦孝公時期中興,因秦始皇而結束,最終以古今未有的強大軍事力量,經過血流成河的戰爭一統天下。雖然秦在「德」方面比不上夏商周,但西晉、隋朝也不可與之同年而語。秦朝國運不長,難道不是因為其刑法太殘酷,殺人太多嗎?所以,孔子排序《尚書》時把《秦誓》一篇放在最尾,這不是早就預見了嗎?

也就是說,從其來源來說,秦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非常強大了,是眾多霸主的領袖,是幾百年的霸主,而且打的戰爭規模古今無有。雖然秦朝只有十幾年壽命,那也是西晉與隋朝不可相比的。也可說是春秋戰國的總結代表。

其次,用善惡之理來解釋秦朝。

邵雍說:「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於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於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 (《觀物內篇》)

維護生命,珍惜百姓,則國運昌隆,延綿不絕;殺生如兒戲,視民如草芥,則家國險惡,亂世短壽。周朝以仁義愛護百姓,漢朝也以仁義愛護百姓;但漢朝比不及周朝,所以周朝有八百年之國運,而漢朝只有四百年。秦國(朝)為了利益殘殺百姓,楚國也為了利益殘殺百姓;但楚比秦更貪婪,所以楚比秦先亡。

一朝君主用善來征服天下,天下百姓也用善擁護他;一代國君用惡來征服天下,天下百姓也用惡來抵制他。這是天之常道、人之常情,哪裡是老天爺要偏愛或鄙視這些朝代,是道德善惡的安排罷了。

第三,用因果相報的道理來解釋。

邵雍說:「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伐。恃強凌弱,與豺狼何以異乎?」(《觀物內篇》)

如果用武力(暴力)來勝別人,反之別人也以同樣的方式來戰勝他自己。例如:吳國擊破越國就輕視楚國,擊破了楚國就對於齊國有驕橫之志,不顧道德仁義,貪婪進攻,侵辱齊國晉國,結果反而被不被重視的越國所滅亡。越國亡吳以後,又驕傲而不嚴格要求自己,反又被楚國滅亡。楚國又像越國一樣重蹈覆轍,反又被秦國滅亡。秦朝一統天下以後,驕橫暴虐,最後為漢劉所滅。這種恃強凌弱的做法,不和豺狼一樣嗎?一國以什麼方式對待他國是很重要的。

第四,給秦漢作了對比。

邵雍說:「是知武王雖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於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於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其武、桓之間矣。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於人心之未易何?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而又況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不能已。」 (《觀物內篇》)

周武王雖不及舜盡善盡美,但他解決了商紂的罪惡統治,只不過低舜一等而已;齊桓公雖不及周武王應天順人,但他主盟諸侯、維護天子,比起野蠻外族的侵害好多了。如果把舜、周武王、齊桓公、外族勢力相互比較,則互有功過高低之分了。

那麼,漢朝劉氏就位居於周武王與齊桓公之間了。而恰在漢朝劉邦創業之時,秦朝暴虐濫殺,天下百姓無生路可逃避。所以秦二世胡亥雖出生帝王之家、位居九五之尊,到臨難時想做普通百姓都不行;而漢劉邦雖出生卑微、一介無名小民,到時運時不讓做君主元首也不能了。

所以說,嬴秦的作用,從近看是結束春秋戰國的分裂狀態,從遠看就是終結「皇」道與「帝」統的文化內涵。雖然嬴秦有短暫的統一天下的歷史功績,但統治手段過於嚴酷,也降低了未來的「王」道統治的道德意義,使中國歷史完全走入「王」「伯(霸)」紛爭的狀態。

所以說嬴秦他雖然界於周、漢兩朝,但都不及他們的「王」的歷史狀態。邵雍總結道:「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於五伯,絕於秦。萬世治亂之跡,無以逃此矣。」(《觀物外篇》)意思是:歷史的法則就如同起於伏羲(皇),成於堯(帝),變革於夏商周(王),登峰造極於春秋五伯(伯),斷絕於秦始皇。萬世的治與亂的變化軌跡,沒有不遵循這個規律的。

(四)
根據邵雍的論述,可做一些總結式的分析——

4.1

如果把「皇、帝、王、伯」作為中國古代社會的道德衡量標準,邵雍不是樂觀者,中國古代社會是象波浪一樣逐步向下滑的,也就是後浪比前浪低。

從三皇到北宋時期,邵雍又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甲、三皇開始到秦朝結束,完整的「皇、帝、王、伯」一個輪換。
乙、漢朝開始到隋朝結束,比周朝低一等的「王、伯」變化。
丙、唐朝開始到五代結束,比漢朝低一等的「王、伯」變化。

4.2

「皇」屬於五千年文明的上古部分,也屬於理想社會的部分,文化初創,但是道德與文化的起點最高,整個社會崇尚自然。

「帝」與「王」,屬於五千年文明的中古部分,文化昌盛,社會長時間穩定繁榮,君主賢明,民眾講德仁禮節;同時,「王」的朝代表現是有相當長的壽命,至少有連續不斷的相對穩定的200年時期,所以為什麼說漢、唐兩朝勉強達到「王」呢?。

「伯」也占中國歷史的一大部分,屬於五千年文明的今古部分,道德相對沒落,文化上雜說紛繁、魚目混珠,社會相對動盪,社會道德講義、智與利益。

4.3

再根據以上的分析總結,我們也可以大致對於北宋以後的中國歷史做一個相對的比較:

趙宋分為北宋、南宋,猶如西晉、東晉之分,但從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實力來說,趙宋超過東西兩晉,而低於李唐,這是後人把「唐宋」並稱的緣故。西晉壽命有51年,北宋有167年,東晉有103年,南宋有152年,一比較就知分曉。那麼,遼、西夏、金三代就如同南北朝的北朝,南宋就如同南朝,但比又南北朝各代強一些。

元朝對於中國是一個朝代,但在當時它畢竟是蒙古族統治的一個分支,壽命不足百年,社會突顯出的是種族的等級制,所以比北宋又差一些。明朝在壽命上比北宋長一些,但也不及李唐盛世,文化上只是在模仿唐、宋的基礎上作發揮發展。

清朝猶如迴光返照,出現百年的「康乾盛世」,壽命也達267年,比明朝276年相差無幾,但從社會文化方面來說,只是突出在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的總結或使之更為精緻、細緻,政權更為集中化,出現的各種叛亂、起義的規模和次數都比歷代先朝大、多,1848年後60多年受西洋文化的強烈的深層次的衝擊(包括衝擊到儒家文化等等傳統文化),所以比明朝差一些。

不過,話說回來,作為邵雍的儒家思想對於異族統治一般有特別對待,所以,元、清兩朝用儒家思想的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分析理念,肯定不會太高,但比十六國好多了。

總的來說,北宋以後沒有一朝能夠達到唐朝的「王」的歷史狀態。而在邵雍的看來:夏、商、周、漢、唐五朝中,唐屬最末,也是最為勉強的「王」。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歷史從整體道德的角度來看是逐漸往下滑的,儘管中間過程中時有恢復,但比較起來已不如前了。只是唐朝到清朝中期的社會的道德變化相對平緩,沒有下滑得那麼快。

1911年至1949年的中華民國相當於「伯」了:反覆辟、軍閥混戰、北伐、剿共、抗日、國共內戰等等,中國沒有喘息一刻過;在傳統的文化、道德上已經受到強烈的衝擊,與古代的「伯」相差甚遠。 1949年以後,大陸紅朝對於民眾的控制煽動、運動的滔天罪惡、文化的變異摧毀、道德的扭曲顛倒等等東西,大家自可對照歷代先朝。

做一個小補充:通過以上的大致解說,我們也許會比較瞭解了中國的一些像「兵征天下,王者治國」與「強者為英雄」的俗語的道理了。中國自夏朝以來,凡是屬於「王」類的朝代開創基業,都需「兵征天下」,一統江山而治理天下(「皇」與「帝」幾乎近於「無為而治」,所以「治理」一詞概括不了其內涵,只有「王」才能對於天下稱為「治理」或「勸民」,而「伯」對於天下只能說是「率領」或「稱霸」);否則,就如同「強者為英雄」的「伯」割據一方或只有短暫的強霸一時。「統一的朝代」和「分裂的朝代」之分,基本符合邵雍的「王」與「伯」的分法,只不過字面上看不出準確的道德的內涵。

(五)
以上都是從時間幅度較大方面來說的,在這種大致的「皇、帝、王、伯」劃分裡,根據歷史的變化,也還有小的區別或劃分。

在前文解釋秦朝的問題時,邵雍把不同的社會狀態的君主作了比較:舜、周武王、齊桓公、外族勢力的比較,指出這種比較雖然表現各自的在位的功過與道德的高低,但對於他們自身來說,卻是具有時代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例如:周武王比不上舜,卻比齊桓公強多了,開創中國最為漫長的朝代周朝,功績偉洪;齊桓公雖比不上周武王,但有了他,就避免了中原被野蠻的異族勢力的入侵,使中原文明得以綿延不絕,雖有過,但功勞也不小。

不過,邵雍又說:「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

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哉。」 (《觀物內篇》)就是說,事情會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前面的聖人與後面的聖人不是走相同的路子:同樣是「帝」,舜即位是因為他有「德」,而禹即位是因為他有「功」,道德標準不一樣,「功」比「德」又低了一等;同樣是「王」,殷湯把罪惡的夏桀流放,而周武王把罪惡的商紂殺死(逼死)了,周武王也比殷湯低了一等。而他們的即位時間排序大家都明白。

以上對於「帝」與「王」的各自變化舉了例子。那麼,像「王」有夏、商、周、漢、唐五朝,讀者自可把這五朝裡面的君主作一個歷史的比較,自然就知道高低了。

那麼「伯」呢?邵雍也具體的表述了:「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為伯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伯而力微,會諸侯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也。故四者,功之首罪之魁也。」(《觀物外篇》)

邵雍分別給春秋五伯作了典型的比較,指出秦繆公(即穆公)最高,以後依次是晉文侯、齊威公(即桓公)、楚莊公,宋襄公最末,不足論也。在春秋時期,秦、晉、齊、楚四國是這時期社會的功勞之首、罪過之魁。

這裡我們看出了在同一個時期裡,隨著不同的君主的確立,他們即位的道德標準是有變化的,而且也表現出相對下滑的趨勢。

參考資料

1、相關的邵雍的著作與資料,參看「孔子2000網」之「邵雍研究」專欄: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shaoyong/index.htm
2、李洪志先生著作,參看「明慧網」。
3、相關的中國預言《馬前課》、《推背圖》、《 燒餅歌》與《梅花詩》等等,參看「正見網」。
4、《老子》等書。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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